我们都曾经或多或少地经历过苦难，处在一种相对长期的痛苦和不快乐状态中，但是其实很多时候对于苦难存在这样那样的误解，比较典型的一种是鸡汤式地吹捧，认为苦难是光是修炼是福报，强行寻找意义自我安慰，还有一种是阿Q式的瞒和骗，天真地以为苦难终将被战胜，而不愿去追问苦难本身，或是进行整体性的反思，这方面根据含Q量的不同而因人而异。

可是问题是，苦难是由无数多难以枚举的复杂条件引起的一种主观情感；社会中确实存在促生苦难的条件，而且很有必要辨认它们是什么、为什么会存在、为什么会给这么多人造成痛苦。

人类的苦难是不可避免的吗?我们是否只能接受它?这是一些多么难以回答的问题。所有的宗教哲学家都在探索这些问题的答案，所有追求正义的人也在寻求回答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催生了革命，就连那些给他人带去苦难的人也会为他们的非人性编造合理的借口，“就算我们不剥削这些人，别人也会这样做的”。

人类的苦难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但它完全可以不像现在这般深重。我们完全可以创造一个有着较少苦难的社会，但实际上我们却创造出了一个有着更多苦难的社会。

例如，当今世界的贫困与1960年代相比，分布范围更加广泛;但相比1850年代，它的面积又缩小了很多。在工会和现代技术诞生之前，社会上的工作并不那么具有剥削性。与其他许多社会相比，美国的疾病和饥饿状况也并不那么普遍;但还是有一些社会在医保和福利方面要比我们做得成功得多。苦难无疑将会持续存在，但与此同时也有一个永恒存在的问题就是:“我(或社会)能在多大程度上接受它的存在?”

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要意识到，世界上的许多苦难都已融入社会本质。如果不能改变形成已久的社会模式，我们就不可能在消除人类苦难这方面取得任何进步;如果不能减轻贫困、极端的不平等、人类尊严与物质成功之间的关联，我们就无法有效地解决愤怒、异化和暴力犯罪问题;如果不能对工作的本质和社会中我们赋予个人主义的重要性提出质疑，我们就无法处理异化问题。

当然，我们中有些人并不想改变社会(毕竟我们过得还不错)，那我们就必须做好准备去接受他人的苦难。如果我们不去改变引发苦难的条件，苦难就会持续存在甚至进一步恶化。事实上，苦难最终很可能会引发深刻的社会巨变，而那则是我们大多数人都不愿看到的。

通常，那些给他人带去苦难的人自己也有着极其悲惨的命运。受虐会鼓励施虐。我们作为旁观者很容易去指责施虐者，好像他和她掌握着自由选择权一样;但细心的学生就不会去轻易指责他们，而是会变得深受困扰——他们会被社会中虐待的起因所困扰。

严肃的学生明白，终结苦难几无可能，但若相信“只要我们一起来抱怨和祈祷苦难消失它就会消失”这种看法则非常愚蠢;同时他们也会意识到，相信“相对来说免受苦难侵扰的我们，永远不会被那些过着苦难生活的人们所打扰”这种看法也是愚蠢的。

苦难是什么？

心理学家和精神科医生通过测试和治疗精神分裂症患者、偏执狂、自杀者、狂躁抑郁症患者，以及那些缺乏自尊和自控的人，已经找到了一些为什么苦难会存在的重要线索，其中包括内分泌失调、遗传因素、早期婴儿训练、精神创伤、个性发展、学业无成、友谊失败等。

宗教领袖则常会寻找这一问题的精神起因并做出精神解答。他们经常声称，苦难的存在是因为我们的选择不对、我们的价值观太过贫乏、我们的行为不道德。他们经常想要弄清楚，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都能在没有宗教信仰和道德原则的情况下生活。

苦难也是一个宗教问题，因为对思考者来说它触及上帝是什么和生命的意义何在这一核心问题。对许多当代宗教领袖来说，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一个公正的上帝怎能容忍一个存在如此多苦难的世界?”看看上个世纪发生的大大小小的战争，看看二战中的大屠杀和随后对数百万人的杀害，看看世界上的饥荒，看看那些毁灭了成千上万无辜者的瘟疫，看看每天被谋杀的无辜者、抢劫犯、毒贩和被许多人谴责的邻里。

为了理解疾病、战争和地震，科学家转而开始研究起自然。为了理解人类苦难，我们也必须区分自然的(很大程度上也是社会的)起因。苦难之所以会发生，都是源于在自然、社会和个体当中现有的某些条件。科学家认为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找出这些造成苦难的条件。

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待苦难

社会学家弗洛姆所有的著作都在努力理解人类的行为及其背后原因:为何世上会有这么多苦难和不公?

埃里希·弗罗姆（德语：Erich Fromm，1900年3月23日－1980年3月18日），又译作弗洛姆，美籍德国犹太人。人本主义哲学家和精神分析心理学家。

社会学总是吸引着那些有心去理解尘世间苦难和想法给世界带来正义的学者。马克思面对贫困的惨状和少数人积累的财富，形成了追求所有人平等的愿望;涂尔干面对急遽变化的社会状况和不断觉醒的个人主义，通过共同的道德感，寻找一个可以将人们紧密团结在一起的世界。美国社会学家面对移民问题、城市化问题、贫困问题和社会不平等问题，试图创立一门能够用来解决严重社会问题的实用科学。

在社会学看来，人类苦难存在着四种社会基础。

不平等

有时，社会的崩溃应该对此负责;有时，成功的社会运作应该受到责备。社会学家首先将社会不平等视作苦难背后社会问题的首要来源，贫困、压迫、剥削、缺少希望和自尊给很多人都带来了苦难，这些因素都与社会不平等紧密相连。

不平等也产生了各种制度——如公立学校、私立医疗机构、有钱就能买通的刑事司法系统——这些制度不能也不会为大众服务，其结果也就给很多人造成了苦难的状况。最终，建立在不平等基础上的社会所培养出来的人们(不管他们拥有什么)，即使没有生活在明显的被剥削状况中，也常会自觉悲惨。

毁灭性的社会冲突

普遍存在的具有毁灭性的社会冲突和社会秩序的崩溃是社会学视角下人类苦难的第二个来源。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合作的秩序，它建立在信任和契约的基础之上。冲突的存在是必要的，它有助于社会的维续，但有时它也会变成破坏性的，会搅乱乃至毁坏生活并制造混乱。对许多人来说，它都会带来一种恐惧和对他人心血来潮的突发行为感到无能为力。

社会化

苦难的第三个来源是社会化。从生到死，人类都在被社会化，或者被灌输社会的方式。不过，从许多复杂角度来看，社会化也会给人们带来苦难。对一些人来说，社会化是不充分的，个体缺乏适当的社会和情感支持，或是没有学到成功解决问题所需要的自我控制;对另一些人来说，社会化引导其走上了一辈子都充满苦难的人生道路;对还有一些人来说，社会化教会了他们鼓励剥削和毁灭他人的道德规范;对其他一些人来说，社会化则让他们形成了不切实际的期待，所以无论他们已经收获何种成功，他们都无法克服那种苦难的感觉。

异化

苦难的第四个来源则是异化。异化是将人与其他人分离开、与有意义的工作分离开、与自己分离开。是社会条件造成了个体的异化。

对马克思来说，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秩序，它建立的基础是竞争而不是合作，是剥削他人而不是与人分享，是物质主义而不是关爱与尊重。马克思依据自己的观点描述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们如何将彼此视作物品，视作劳动力市场上可以买卖的商品，视作财产，视作达成目标的途径，而不是视作他们自己。

异化就是失去与他人之间的联系，工作没有目标，在生活中感到软弱无力。它所造成的后果多种多样:生活不稳定，缺乏亲密感，丧失地位与身份，吸毒，好斗，自暴自弃，孤苦伶仃。异化与人类所有的特征一样也是一个程度问题。我们如何能在现代社会中做到游刃有余，对我们的异化程度有重要影响。

编辑：张子杰

责任编辑：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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