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十六年（1890年），晚清政坛上的潘祖荫、孙诒经、宝廷、怡亲王等先后染疾去世，张佩纶、李慈铭等名士也感染时疫，但被治愈。到了岁尾，更有醇亲王奕譞，在这年作古……迄今为止，研究晚清历史的学者，未见有人关注光绪十六年北京流行的这场瘟疫。

这是典型的老北京街道。街上没有铺碎石，道路两侧没有开凿水沟。摄影唐纳德·曼尼

“气候之不正也，或者恐酿冬瘟”

光绪十六年(1890)底，中国北方是一个暖冬。十月廿六日(12月7日)，节气已入大雪，翁同龢在日记中写道：

晴，尚暖。俗云小雪封地，大雪封河，今大雪地犹未冻，午忽雾塞，阳气不收之征也。未晴风起，仍不甚寒。

同年十一月十二日的《申报》也报道说：

大雪以后，四野天低。一轮日黯，朔风不竟，饶有望云思雪之意，而连朝欲雪不雪，似烟非烟，一片阴霾，弥漫空际。且天时奇暖，不特河道未见冰凌，即沟壑之中，冻者半，未冻者亦半，非天道自南而北，即寒暑之愆期。气候之不正也，或者恐酿冬瘟，不禁又切杞人之忧矣。

冬瘟就是冬季传染病。清代医学术语与西医用语完全不同，当时人记载的“大疫”、“时疫”、“疠疫”、“冬瘟”、“疫气”，对应今天什么疾病，往往医史专家也难以解释。一般理解，天花、霍乱、白喉、猩红热、疟疾、伤寒，都可归于瘟疫之中，而流行性感冒、脑膜炎、甲乙型肝炎，当年叫做什么，就含混不清了。

这年十月廿六日(12月7日)傍晚，李鸿章的女婿张佩纶“忽觉疲不支，饭后漱洗即枕，后胃气郁勃，起于腹中，上振囟门，下窜腰际，五夜不能合目，急起静坐，始稍敛摄。终不得半晌眠也”。次日延医视之，“投以疏散之品，不效”。李鸿章建议他服用金鸡霜，张佩纶“自知病伏已久，而发之猛，非中医所能治也。且疫气方炽，停留长智，非速攻不可。午后肚热，时作谵语，困甚”。

几天里，张佩纶连续服药，至廿九日热退病清，身体康复。

张佩纶患的是疟疾吗？有点像，因为他是服用了进口的抗疟疾特效药金鸡纳霜痊愈的。李鸿章相信西医，他建议女婿服用金鸡纳霜并不令人意外。张佩纶在日记中写道，他患病时，李鸿章“每日必陪医两次”。

张佩纶，光绪十六年冬得了时疫，连续服药后痊愈

清廷多位高官染病去世

住在天津的张佩纶虽然痊愈，住在北京的工部尚书潘祖荫却在十月三十日(12月11日)突然病死。

潘祖荫奉派主持救灾。十月廿三日，他忽感寒身，热汗不止，犹勉强起身入直。廿五日，查验火药局归即作喘。次日喘益甚，旋请假延医生诊治，服疏散之剂。廿七日，热解而喘如故，汗下如雨。假寐梦中，喃喃所言皆赈事。

三十日上午，潘祖荫的老朋友翁同龢接到李鸿藻报信，赶去探望，见到擅治时疫的名医凌绂曾刚开完药方，而私下，凌绂曾告知探视者，病人已经不行了。

对于最后的抢救，翁同龢主张使用人参，另一位老友、内阁学士李文田则说，人参、附子断不可用，舌焦阴烁，须梨汁或可治。翁同龢争辩道：“梨汁能救命吗？”他们回到内室，看到潘祖荫出汗更多。

不久，叶昌炽去探望，潘祖荫已不能言，仅手书“痰声如锯不治也”，字迹模糊，不堪辨认。申刻，病人痰涌，酉刻，以坐姿告终，不平卧。

潘祖荫得了什么病？其症状是身寒、出汗、痰喘。梨汁能润肺止咳化痰，人参能调节中枢神经系统，但对付急性传染病，恐怕都不是灵药。

在医学不发达的年代，即便是位极人臣的高官，得病后迅即去世的几率也是很高的。

十一月十三日(12月24日)夜，前礼部右侍郎宝廷去世。宝廷儿子寿富编纂的《先考侍郎公年谱》谓：“是秋，京师瘟疫盛行，公以积弱，遂遘斯厉。”宝廷十一月初四日得病，初七日少痊，次日复重，遂昏如重醉，十二日少痊，元气已损，自知不起，交代儿辈“建树报国，戒以毋为无用之学”。他从得病到去世，前后九天。

关于这场疫病，住在北京的礼部尚书李鸿藻，曾有一函致张佩纶，函中提及：

京师至今无雪，每晨大雾迷漫，似有瘴气。伯寅、子授皆以感寒，为药所误。伯寅同年至交，一旦化去，感伤不能自已。此次振(赈)抚灾民，筹集巨款，心血尽矣。临终谵语仍以春赈无款为忧，令人可敬。鄙人公私交迫，日无片刻之暇。难题将出旦夕间耳，此事从隆从杀，难得一当，窒碍甚多，非面谈莫悉也。

李鸿藻笔下的北京天气情形，与前引《申报》的描述完全一致。他认为潘祖荫、孙怡经，皆以感寒为药所误，亦即不能如同平常那样，使用疏散之剂来泄热。

名士李慈铭留下重要史料

这段日子，名士李慈铭也在时疫中挣扎。十一月初三日，他早起后肚子痛，感觉是中寒了，但已经约了朋友晚上饮酒，一直闹到二更才散。客人走后，李慈铭因腹痛已不能行步了。

此后身体天天不适，初八日日记记载：“身热益甚，已成伤寒热证。盖近日都中疫病大作，余以肝疾感寒，兼染时气也。”

初十日，气喘不止，勺饮不进，身热作痛，咳不绝声，胃肾两穷，胃气上逆，自觉将要不治。

次日又记，竟日的咳喘，使得喉舌枯竭，需要时时以龙井茶润口，且痰逆不思食。

十八日记：“是日喘虽少而咳急如故，吐痰辄升许，胸中烦热，气惙如丝，不更衣者已十余日，昨又竟夕不寐，虑终不济。”

他延请汪文枢看病。汪文枢，字冠中，号干廷，江西人，同治七年(1868)进士，时任吏部主事，善医。汪给李慈铭服疏导药物，后又改温散发汗之药、清解之药，礼部右侍郎李文田(他十一月十二日迁升此职)也给他下过几次药方。

在众友人的关怀之下，李慈铭渐渐康复过来。他的病，大约至廿七日痊愈，算是到鬼门关上走了一遭。

李慈铭在病中和愈后写下了《病甚三首》《挽潘郑庵尚书四首》等诗篇。写了患病的痛苦、友朋的关怀和康复的喜悦。李慈铭还在诗歌中写下注释，为后人了解这场疫病留下重要的史料。

时疫传入宫中

怡亲王载敦死于十一月十一日。《申报》报道说：“上月初染患时疫，触发痰喘旧疾，迭经医治，惟年老气衰，渐形沉重”而逝。

载敦是咸丰帝顾命八大臣之一爱新觉罗·载垣族弟。但他在晚清政坛上并不出名。

不仅亲王染病，时疫也传入宫中。十一月十五日，丽皇贵太妃以“年届花甲，近染时疫，经御医请脉，进以清表良剂，终因年迈气衰，药饵不易起效”而薨逝。

丽皇贵太妃薨逝后第三天，光绪皇帝亲诣祭奠行礼，宗室以上王公文武官员素服一日，并从十七日起，辍朝五日。这位早已淡出世人视野的老太太，此时犹如一张陈旧的照片被重新发现，唤起了许多人早已褪色的昔日回忆。

老北京照片里的紫禁城。高大的院墙依然阻挡不了疫病的侵袭。摄影唐纳德·曼尼

与“俄罗斯大流感”有何关联？

迄今为止，研究晚清历史的学者，未见有人关注光绪十六年北京流行的这场瘟疫——它的病因，它的规模。只是因为若干知名官员的患病和去世，才在他们友朋的日记中留下了些许蛛丝马迹。庶民百姓的情况呢，则没人知晓。

同样奇怪的是，虽然在这次瘟疫中不少人相继死亡，但那个时候，整个社会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社会恐慌。

值得留意的是，从光绪十五年底起，一场起自俄罗斯圣彼得堡的流感，到次年3月席卷了整个西欧，并传向世界上许多地方。流感中，至少二十五万欧洲人死去，全球的死亡数字据说高达一百万人。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将流感按它的发源地命名。有资料介绍，这可能是一种甲型病毒（H2N2）。

1890第14期《万国公报》有一篇《大俄国：时疫甚盛》：“据十二月六日伦敦报，述及俄京疫气极盛，尽人皆病，得免者绝无仅有。记三四十年前曾有过一次，特无若此传染之广。”

这可能是“大流感”在中国的最早报道。

又由1890第15期《万国公报》相关报道可见，时人已经注意到北京瘟疫与“俄罗斯大流感”的关联。

但北京的“冬瘟”与“俄罗斯大流感”究竟有什么联系？似乎从未引起医史专家的关注，更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

光绪十六年，岁在庚寅，在中国历史上是个平淡的年份，但曾国荃、曾纪泽叔侄，湘军水军统帅彭玉麟、杨岳斌，河南巡抚倪文蔚、前山西巡抚卫荣光、前闽浙总督李鹤年等晚清重臣，均在这年作古。到了岁尾，还有一位重要人物谢世，那就是光绪皇帝的生父醇亲王奕譞。醇王身体一直不好，早已不理政事，但翁同龢十一月十七日(12月28日)去探望他时，除了太医，还看到了潘祖荫病危时也在现场的凌绂曾。脉案说，醇王“神识有时不清、谵语，小便频数，痰咯不出，手足痺痿，药用补气清痰”。凌绂曾是本年九月奉电旨入京，参与抢救醇王的，此时他的到场，与醇王临终前感染了时疫有关吗？

醇亲王，光绪十六年冬季去世

醇王死于光绪十六年十一月廿一日(1891年1月1日)。

住在北京的英国人赫德说：“大部分人都不舒服，今冬气候险恶，目前我有幸身体颇佳。”他评价这场瘟疫后果时写道：“七爷(醇亲王奕譞)的逝世和老人员的消失，使朝廷今后能放手发展新的局面。未来的世纪中国将是令人感兴趣的。”

作者：姜鸣

秋风宝剑孤臣泪：晚清的政局和人物续编

姜鸣 著

编辑：朱佳伟

责任编辑：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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