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文章，作者称为“一个孩子对母亲的絮叨”，希望与有缘的读者分享。作者谭先杰是协和医院妇科肿瘤医生，12岁时因母亲病逝于妇科肿瘤而立志从医。在他的成长自传《致母亲：一个协和医生的故事》（谭先杰 著 三联书店2018-9）中，写了少年失母后的悲痛、家境的贫寒、生活的窘迫、对知识的渴求、对志向的追求、对母亲的承诺与深深思念、对师友的感恩。既有正能量的励志故事，也有行医二十余年的心路历程，以及对医患关系的思考。

我的家乡位于三峡库区的大巴山深处，我很小的时候就听老人们说，山的外边有一条很大很大的河。母亲一共生育了9个孩子，但最后只有我们哥儿仨存活长大。我出生的时候母亲已经40岁，想尽了各种办法也没有乳汁，奶粉更是不可能有，只好吃米粉和糊糊，所以我小时候的体质很弱，三天两头要去赤脚医生那里打针开药。我的恋母情结很重，整天像影子一样黏着母亲，小学都快毕业了，我还要在母亲的床上才能睡着。从4岁半起，我就和母亲一起为生产队放牛。10岁那年，我向母亲提出我想看看山外边的大河。终于有一天，母亲和我搭上了一辆到煤场拉煤的拖拉机，沿着曲里拐弯的山间公路，到了每天太阳落下去的大山上。在山顶，我看到了长江，远远地挂在天边。母亲说，河的那边很远的地方就是重庆，那里有很大的医院，什么病都能治好。1982年，12岁的我到50多公里外的县第一中学寄宿上学。那年8月，母亲从县医院手术后回家休养。放寒假那天，下着大雪，在离家不到1公里的地方，我被一个本家叔叔截住了。他留我在他家吃午饭，说我母亲赶集去了，很快就会回来。午饭后一大家人围着火塘聊天。从越来越不对的气氛中，我听到了我最不愿意听、最害怕的消息——母亲去世了，两个月前就走了！因为怕影响我学习，更怕在母亲的溺爱下脾气很倔的我干出傻事，母亲请求他们等寒假我回家的时候再告诉我。据说当时我一声没有哭出来就昏了过去。醒来后我哭喊着“我要妈妈，我要妈妈”……族中的婶婶大妈、姐姐妹妹们没有办法安慰我，只好陪着我一起哭。哭到最后没有力气了，我说：“我要当医生!”——那个时候，我的梦想就是到那个什么病都能治好的医院当医生！那年的冬天特别冷，那年的寒假特别长。无忧无虑的童年戛然而止，我就像一棵在寒风中摇曳的枯草。母亲留给我的，只有一张已经破损的照片……

母亲留在世上的唯一照片

母亲去世后的第五年，1987年，我作为我们那个土家山寨的第一个大学生，考入了西南地区最好的医学院——华西医科大学。入学教育时，从北京协和医院实习回来的学长给我们讲了在协和实习的见闻。他们说，将来如果成绩好，就有可能被选入协和实习，甚至工作。长期以来，进入北京协和医院学习和工作是很多医学生的光荣与梦想。

母亲去世后，家中无人操持，我们家很快从全村最富裕的家庭之一变为最困难的家庭。家里越来越难保证给我寄生活费了，有时候我每天只能吃两顿甚至一顿饭。强烈的饥饿感和自卑感让我度日如年，于是在中学的某一天，我没有请假就从县城回到了家里，跟父亲和大哥说我不想上学，要外出打工。大哥对我说：“家里的情况就这样，你上学家里也穷不到哪里，你打工家里也富不到哪里。你回去读书吧，我们再想办法……”

那时候，我的梦想就是能像其他同学一样，按点到食堂，一顿不落地吃饱饭。然而这一要求在省城比在县城更难实现。大学三年级开学时，由于没有筹集到生活费，我决定辍学。幸而得到了亲戚们的接济，年级主任帮我提高了助学贷款等级。我还替教授誊写稿件，暑假与父亲一起做砖，寒假到集市上写春联……在亲人和老师们的帮助下，我当医生的梦想得以延续。

母亲去世后的第十年，1992年，北京协和医院到华西招实习医生。我作为连续三年医学院全年级第一名，接到了面试通知。但接到面试通知的电报时，我正在离成都80多公里的邛崃县人民医院实习。那天下午，当我在忙乱的长途汽车站犹豫是当天回成都，还是第二天与我一直心仪的女孩子同车回去时，不远处一人高喊：“有去成都的吗？最后一班车咯！”我飞奔过去，跳上了车。

回到华西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负责的同学说面试已经结束，协和老师明天去中山医科大学。大老远赶回来却无法参加面试，我很不甘心，于是跟同学说想去老师住的地方碰碰运气。同学带我到旅馆找到了协和老师，我简单说明情况后，两位老师用普通话、我用四川话进行了面试。 第二天下午，我接到被协和录取的消息。年级主任说，在上午的讨论会上，协和老师第一个打钩的就是我……有时我在想，改变我命运轨迹、使我能从华西来到协和的，多少有些运气——如果我第二天才回学校，那么一切都晚了。

轮转实习半年后开始选科。上大学后我才知道母亲是因妇科肿瘤去世，所以我很想报妇产科。到协和后才知道，纪录片《林巧稚》讲的就是妇产科的已故老主任林巧稚院士，还知道攻克“癌症之王”——绒癌的宋鸿钊院士也在妇产科。但是，德高望重的舅公和村里唯一的医生都曾说内科很重要。铁杆室友也提醒我，男的当妇产科大夫不太好，将来说不定连媳妇都找不着。几度犹豫之后，我第一志愿报了内科。我第一轮实习的就是内科，表现很好，所以信心满满，但没想到第二天总值班告诉我，教育处老师说某科室点名要留你，内科就不选你了。我冲到教育处，那位大半年前将我选入协和的老师被我的愤怒吓红了脸，说她可以再去和内科谈谈。我愤然地说：“内科就是留我，我也坚决不去！”当时真是年轻气盛啊。 愤怒之后总得平静。留不到内科，就留不到协和了。按我的成绩，保送华西的研究生没有问题，但我早就决定不读研，想早点参加工作养活自己。华西的同学已经分配完毕，那一年恰好遇上我们学校最后一届六年制的1987级和改成五年制的1988级一起分配，我回去很可能被分到县医院。于是，在回县医院还是再找机会留在协和的挣扎中，我的思路又回到了妇产科——那是我真正的第一志愿！虽然教育处老师说妇产科已经录取完毕，但我还是不死心。我用小楷工工整整地写了一份自荐书，找到了妇产科主任郎景和教授的办公室。郎大夫看完了我的自荐书后说：“写得不错，字也很好，不过我们的名额都满了呀！”看我急得都要哭出来了，郎大夫似乎想起了什么。他说科里还有１个专科生名额，计划招技术员的，可以想想办法。他让我把自荐书誊写两份，给两位副主任送去。３天后，教育处老师告诉我，妇产科录取我了。于是，我成为1993年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４名正式编制录取的本科生之外的一名“编外医生”。回头看来，尽管我与博大精深的内科擦肩而过，但离儿时的梦想——帮助像我母亲一样的女人却更近了。于是，向林巧稚、张孝骞、曾宪九等前辈学习，成为一名优秀的协和医生，成为我那时的梦想。

1994年，我写了一篇题为“对生命负责”的文章，入选医院医德医风优秀论文，随后我获得北京协和医院和中国医学科学院院校所属医院病历评比一等奖。更幸运的是，年终我还在北京协和医院“十佳职工”评比中获得“最佳住院医生”称号。在医院举行的春节团拜会上，卫生部部长陈敏章教授亲自颁奖——这是我一生中很珍惜的荣誉之一。

1995年，从老家来京看病的二哥在路上遭遇突发事件，失踪一个月后我才得到消息。当时我唯一的想法就是要找到在我很小的时候把我从死神手中夺回来的二哥。３岁多时有一次我病得很重，医生已经宣告不治，父亲在山上都挖好了小坑。父亲抱着几乎没有气息的我出门时，二哥哭喊着不让抱走，父亲只好将我暂时留下来，结果第二天早上我奇迹般的嚷着要喝水。我回到重庆，沿着二哥可能停留的地方寻找。苍天不负有心人，历时40多天，行程万里，在几乎完全绝望的时候，竟然在郑州找到了他！科里的领导和同事们先后来看望我们，沈铿教授和向阳教授还倡议同事们为我捐款。每年年终岁首，我都会拿出那张已经发黄的认捐单，从中感受大家庭的温暖。

温饱解决以后，我开始觉得应该继续学习，跟上同事们的步伐，不辱这一优秀的团队。于是，曾经铁下心不读研的想法改变了，攻读博士学位、成为与医生同名的“Doctor”成为我新的梦想。 1996年，我考取了郎景和教授的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是妇科肿瘤。1998年郎大夫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子宫内膜异位症发病机制研究”，于是我也改变研究方向。我在国内首先建立了子宫内膜异位症的体外细胞培养模型，长期被师弟师妹们引用，让我欣慰和得意了很久。2000年，我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随后担任主治医师轮转产科和妇科。４年后我考取了法国科学院和中国科学院的联合培养项目，赴法国巴黎国立健康与医学研究院进行妇科肿瘤的博士后研究。2006年，我从法国回来后与郎大夫进行了专业方向选择的深谈，最终我离开了他所在的子宫内膜异位症研究组，进入了妇科肿瘤组。郎大夫说我有一种难以割舍的肿瘤情结，我很认可这一说法。母亲的去世让我难以释怀，我从心底愿意帮助身患妇科肿瘤的女性。2012年，我作为高级访问学者，赴美国斯坦福大学和哈佛大学交流，研修妇科肿瘤。

谭先杰（右）与导师郎景和教授

尽管家人告诉过我母亲死于妇科肿瘤，但具体是什么肿瘤并不清楚。在母亲去世30年之后的一个傍晚，我躺在哈佛大学医学院前的草坪上，以一个妇科肿瘤专家的视角，对母亲的病情进行了回顾分析。我觉得应该是子宫内膜癌，这种病如果发现得早，是不会致命的。这让我的思想发生了一些改变。我原来总想尽可能多地看病人、做手术、写论文。但我逐渐觉得，如果能让广大女性了解妇科疾病或者肿瘤的征象，早期就诊、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效果可能比我多看几个病人、多做几台手术或多写几篇论文更好。于是从2012年下半年开始，我将重心转入了医学科普，先后在江苏卫视《万家灯火》、湖北卫视《饮食养生汇》和北京卫视《养生堂》等栏目录制女性健康节目，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健康报》《健康时报》等发表科普文章。还和向阳教授一起主编了《协和名医谈妇科肿瘤》，此书很快成为畅销书。实际上，我更希望女性在没有得病的时候就关注健康，于是我萌发了写一本适合正常女性或只有轻微不适的女性阅读的科普书的想法。我喜欢古体小说，于是我以评书的方式，围绕子宫撰写了一套两册共112回的章回体科普作品《子宫情事》。此套书入选科技部“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和“健康中国十大科普图书”。坦白地说，作为临床医生，科普工作不但不会给晋级加分，甚至还有不务正业之嫌，而且很费时间和精力，但我愿意！的确，由于母亲的原因，我从心底希望女性不要成为患者。因为，每一张病床上的女性患者，后面可能都是一个家庭，说不定身后就藏着像我当年那样的半大孩子！

从三峡库区的放牛娃到北京协和医院的医生，阶段不同，环境不同，梦想也不同。尽管很多梦想都没有实现，对于这一个个已实现的梦想，最初我觉得主要是个人奋斗的结果，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我逐渐体会到，梦想的实现，离不开家人、师友、同学、同事、病人……还如郎景和院士所说，离不开所处的环境和时代。我比大哥和二哥幸运得多。大哥学习成绩很好，但由于姥爷家的成分，他失去了继续上学的机会。诚然，我们所处的时代并不完美，有很多地方需要进步，但是如果没有稳定的环境，没有前人搭建的平台，我们就不可能飞得更高、飞得更远。与前辈大家和成绩卓著的同事相比，我只是一个普通医生，远远谈不上成功，没有励志资本。但是，作为两度濒临失学的放牛娃，能兑现30年前一个少年对母亲的承诺，成为协和妇产科的医生，就是想告诉比我更年轻的人，以及那些还在艰苦环境中奋斗的人，只要不怨天尤人、不放弃希望、不放弃努力，梦想就有可能实现。这是我整理出版本书的原因，同时也是我对母亲的一个交代。

谭先杰

2017年8月

编辑：张子杰

责任编辑：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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