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卫视的热播剧《安家》把上海老洋房送上了热搜，孙俪扮演的房店长，为了学习售卖老洋房的业务， 可谓是手不释卷，在房店长摊了一桌的老洋房书籍里，就有一本上海通志馆主编的《楼藏风云——上海老洋房往事》

电视剧《安家》截图

这些风格多样的洋房里，蕴藏着说不尽的故事，激荡着历史的风云，见证了社会的变迁，每一栋老洋房，都有他独特的性格。

今天就从书中选出一章，来和大家聊一聊，沪上里弄洋房的代表——上方花园的故事。

上方花园24号：张元济最后十九年

位于上海淮海中路1285弄的上方花园，是沪上公寓式花园里弄洋房的代表之一，现为上海市优秀近代建筑保护单位。张元济故居则在该弄24号。张元济在那里度过了人生最后19载，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三个历史时期，见证了伟大的历史转折。

张元济故居

日伪肆虐  卖屋迁居租界

1939年3月8日，73岁的张元济举家迁居上方花园24号。

张元济原住极司菲尔路（今万航渡路）40号。那是一幢耗费了张元济半世辛劳建造起来的老式大洋房。他在那里编纂了《四部丛刊》和《百衲本二十四史》两部传世巨著，中国近代最大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的许多大政针也在此诞生，蔡元培、胡适等文化名人常光顾张宅。那么，张元济为何卖掉这幢充满依恋的大宅而另觅新居呢？

原来，1937年秋淞沪抗战之后，极司菲尔路、愚园路一带成为日伪军警、特务盘踞的大本营之一，张宅西面就是臭名昭著的“76号”魔窟，许爱国志士在那里惨遭杀害。1938年4月，沪江大学校长、商务印书馆董事刘湛恩在愚园路寓所附近遭日伪特务暗杀。张元济强烈地感觉到已无法在这险恶的环境里居住下去了。他的儿子张树年先生回忆说：“父亲决定售屋，当然家境窘迫是主要因素，但政治和自然环境更促使他坚下决心。”

极司菲尔路76号——汪伪“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

张元济将极司菲尔路老宅卖掉后，为寻找新屋颇费周折。恰好浙江兴业银行正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建造上方花园，其中24号为该行天津分行大主顾张某所购，他暂不南来，愿意出租，但每月租金高达300元。张元济因极司菲尔路老宅3个月的迁居期将到，只好忍痛将24号租下。

上方花园的原址为沙发花园，是犹太人沙发的私人花园，有住宅、草坪、喷水池等，占地面积26633平方米，建筑面积23733平方米。1933年浙江业银行购下此地，用于建造职员住宅，建成后一部分供职员居住，另一部分则由与银行有业务往来的客户购买。住宅由英商马海洋行设计，为三层砖墙构，有独立式、联列式、行列式等类型的房屋70余幢。据杨嘉祜先生撰文介绍：上方花园的房屋外观体型活泼，大阳台、大玻璃窗，望去明朗、宽敞。大部分为西班牙式，也有现代式；内部进深浅，面宽，室内明亮；每幢屋院内绿化面积较大，弄内亦有绿化带，环境幽美静谧。

张元济的新居共三层，每层有两间并排朝南的大房间，屋前有一个小花园，为西班牙建筑风格。据张树年先生回忆，底层东侧为客厅，西侧为餐室。张元济将龚鼎孳和孙承泽所书堂幅挂在客厅正中墙上，澹归和尚亲笔屏条挂在右侧。餐室放一长方餐桌、八把椅子，旁侧碗橱两只。近窗放置三只书橱，内藏《四部丛刊》和《百衲本二十四史》。二楼西侧为张元济卧室，东侧是侄孙女祥保的卧室。三楼两间，西间为张树年夫妇住，东间为其女儿张珑卧室。

张元济（右）与儿子张树年、孙子张人凤在花园中合影

张元济之孙张人凤先生曾撰《祖父张元济先生40年代家庭生活琐忆》一文，详细记述了祖父的卧室兼工作室：

“除了几件简朴而结实的家具，就是大堆大堆的书。房间西北角放着一张黄褐色床架的四尺宽的大床。那是父亲张树年工作以后，将第一个月的工资为我祖父母定制的一对较为舒适的木床。床前有一张红木方桌，桌面是白色大理石，四周有四个小抽屉，侧面的红木上用狭铜皮镶嵌成图案。这张桌子是曾祖母的妆奁，现在成了他的工作台，上面放满了书籍、簿本、信纸、信封、铜墨匣、毛笔和一个放大镜。北面靠墙是一个大衣柜，其半边挂着为数不多的几件长袍，另半边上部的小橱里，也被文房四宝所‘占颔’，大橱一侧是一个文件柜，从上到下一列十来个抽屉，其中三个抽屉里塞满了他编著的《成语词典》稿。房间两侧是全室最富生气的地方，那里有一个扶手和靠背都很厚实的大沙发。朝南是四扇玻璃窗，窗外有一个小阳台。窗两侧两条狭长的墙面上，挂着祖父的两幅照片，分别是他40岁时的肖像和他访欧时穿西装的照片……”

张元济迁居之时，将老宅花园中的罗汉松、红枫、五针松以及白、淡红、紫红三盆杜鹃等较好的花木挖出，移植在新居小花园中。靠东墙有一排竹子，竹丛边有一个用砖搭起来的小台，台面是一块约六七十厘米见方的大方砖。张元济曾在这块大方砖上指导孙女张珑练习书法。他有时在送走客人之后，会到小花园观赏一下花木，吸几口室外的新鲜空气。

鬻字度日  彰显民族气节

张元济蛰居上方花园，始终坚信：“只要谨守着我们先民的榜样，保全着我们固有的精神，我中华民族不怕没有复兴的一日！”他以自己的爱国行动，彰显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气节。

张元济拒绝与日伪有任何往来。作为商务印书馆的董事长，尽管商务面临困境，但他不向日伪当局注册，更拒绝日伪的“合资”“合作”，把商务印书馆这家屡遭日本侵略者致命打击的民族文化企业支撑到抗战胜利。抗战期间，他私蓄用尽，经济拮据，鬻字济贫，却不为一笔不菲的润资收入而替汉奸效力。他与汪精卫兄弟俩私谊不浅，但当汪精卫沦为汉奸后，即与之绝交。汪精卫曾托人将他与陈璧君的诗集相赠，并要求回信，张元济不予理睬。

1942年初的一天，张元济家门口停下一辆汽车，走下一个日本人，递进一张印有“大东亚共荣圈”及三个人名字的名片。当时张元济正伏案写一幅册页，瞥了一眼名片，就明白来者是企图拉文化人下水的文化特务，随手从桌上取了张便条，写了“两国交战，不便接谈”8个字，由儿子张树年下楼交与来访者。结果，三个日本人看了便条，悻悻而去。

那时，商务印书馆已有多年不发股息了，而张元济每得一次董事车马费，仅够买几副大饼油条。儿子张树年虽在新华银行信托部主管证券交易，但薪水收入在上海金融业中只属第三等。而此前张元济治病花去一笔不小的医药费，之后家中只能靠变卖物品度日。1943年初的一天，张元济的表侄、名中医谢砺恒来访，见张家如此窘迫，就建议张元济鬻字济贫。在他看来，当时张元济在科举辈分中已属最高，以其社会声望，完全可以走文人自食其力、清贫自守的光明之道。

张元济听了颇觉有理，遂参考当时书家的润例，制定了一份《张菊生太史元济鬻书润例》，除函请京、津、杭等商务分馆分发润例和代收写件，还将作品分发给九华堂、荣宝斋、朵云轩、汲古阁等著名书画店代销。令张元济兴奋不已的是，人们仰慕他这位前清“太史公”“壬辰翰林”的名望和气节，一时求书者络绎不绝。他卖字的第一笔收入，立即请人给小孙儿张人凤买了几次吵着想吃的鸡蛋糕。

张元济书法作品（图片来源于网络）

对于张元济的鬻字生活，其孙张人凤先生有十分具体而生动的回忆：

“祖父用一个圆形的大砚台，几年中这个砚台里也不知化掉了多少八角形的大墨锭。一个竹制的大笔筒内插满了大大小小的毛笔。他写得最多的是对联。有时我站在旁边看着他写，有时站在他对面，写完一个字，帮着将纸向前挪动一点。祖父有几本楹联手册，根据求字人的身份、爱好，挑选词句。他挥笔时，我们在旁边是不能说话的……

祖父替人写扇面是很费劲的。扇面先要夹在潮湿的毛巾中烫平。然后他就坐在房内平日工作的方桌旁，慢慢地写着蝇头小楷。有时光线不好，就叫人将方桌抬到窗口。一幅扇面要写上好半天，小孩子就没有耐心看了。”

另据张树年先生回忆，其父写扇面、册页等小件是在工作室坐着写，而写对联、堂幅、屏条等大件，只好到餐室的大圆桌旁站着写。父亲曾写过几堂寿屏，每堂8幅，一般用泥金或大红洒金纸，画好方格，费时伤目，其艰辛可想而知。但他面对汉奸的重金索字题款，则视如粪土，毫不动心。有一天，他的一位亲戚夏某送来一幅画卷、一封信和一张面额111万元储备券的支票。信中仅要求在画卷上题写引首“篆竹轩联吟图”6字及上款“筑隐先至、篆君夫人”，区区数字，竟然出如此高价。这本是一件一挥即就的易事，可他发现“筑隐”是伪浙江省长傅式说的别号。他知夏某与大汉奸为伍，火冒三丈，怒不可遏，立即写信拒绝所请。他在信中说：“是君为浙省长，祸浙甚深，即寒家宗祠亦毁于其所委门徒县长。以是未敢从命，尚祈鉴谅。图卷、支票同时缴上，察收为幸。”

可这位亲戚竟不自惭，仍打电话给他，恳求通融，改为只写引首，以求曲成。张元济仍不为所动，复信拒绝，信中说：“惟再四思维，业已明知，而佯为不知，于心终觉不安，故仍不愿下笔。”

张元济自己生活颇为艰难，对贫困潦倒的裱画师，却常常给以慷慨相助，雪中送寂。据张树年先生回忆，上海南市有家小裱画店，营业萧条，全家数口濒于绝境，因以前有装裱业务关系，便上门求助。张元济自然也囊中羞涩，无力资助，可他取出所藏的三副自书对联，慷慨相赠，让其装裱后出售，以解燃眉之急。店主感动得流下泪水，竟下跪示谢。

张元济尽管为生计忙碌，但在困境中始终未忘抢救保存民族文化遗产。他和叶揆初等发起创立了合众图书馆（解放后改名为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后并入上海图书馆），大病初愈就忙于校勘《也是园元明杂剧》。他为商务印书馆的生存和前途操心，在家主持召开商务董事会。

反对内战  大声疾呼和平

抗战胜利，令张元济兴奋不已。然而，当他看到劫收大员们“五子登科”、花天酒地时，深为国民党的腐败堕落悲哀，更为国家、民族的前途忧心。1946年9月30日，他在致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的信中说：“此间情形，甚为紊乱，号称奉命而来者，不知凡几，任意强占民居，物价比日寇乞降之始昂贵一二倍。凡属新贵，几无不花天酒地。似此情状，甚觉灰心，未知吾兄有所闻否？”

10月22日，亲朋好友以各种方式来祝贺抗战胜利后张元济的第一个生——80寿辰。可他这天一早起床，却挟了一本书，到合众图书馆“避寿”去了，直至晚上才回到家中。他此时关心的绝非个人的幸福与安乐，而是国家、民族的兴亡盛衰。1947年6月，他为了营救因“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而被捕的学生，联络唐文治、张国淦、胡焕、项藻馨、陈叔通等10位知名老人，由他执笔致信上海市市长吴国桢和警备司令宣铁吾，义正词严地要求释放学生。同年，为支持复旦大学因罢教抗议而被解聘的30位教授，他又站出来声明，被解聘教授的生活费由商务印书馆按月提供。

1948年初，张元济收到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长朱家骅签发的《通知当选为本院院士》公函。9月22日，他由儿子张树年陪同赴南京参加于次日召开的第一次中央研究院院士大会。院士中张元济最年长，安排在第一个发言，他发表了以“呼吁和平、停止内战”为主题的讲演。其中说：“抗战胜利，我们以为这遭可以和平，可以好好地改造我们国家了。谁知道又发生了不断的内战。这不是外御其侮，竟是兄弟阋于墙……这是多么痛心的事情！”最后他呼吁：“我们要保全我们的国家，要和平；我们要复兴我们的民族，要和平；我们为国家为民族要研究种种的学术，更要和平！”

张元济返沪后，把在南京的讲演稿整理成文题名《刍荛之言》，印成小册子。他没想到，由于他大声疾呼要和平，竟引来了国民政席代总统李宗仁的代表甘介侯。

那是1949年1月30日傍晚，曾任外交部常务次长、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甘介侯奉李宗仁之命，来到上方花园。张元济每逢冬天脚生冻疮，行走不便，只好请独子张树年在底楼客厅接待来客。甘介侯说了李代总统想请张菊生先生去北方与中共接洽和平谈判之事，希望早日回复，接着递上李宗仁致张元济的信。张树年请甘介侯稍候，持函上楼禀告父亲。

张元济展阅李宗仁来信：

菊生先生勋鉴：

和平为全国人民—致之呼声，政府亦决心以最高之诚意谋取和平之实现，唯前途艰巨，尚待各方努力，始克其济。为民请命，谅荷同情，兹请甘介侯兄代表前来面陈鄙悃，敬希鼎力支助，俾速其成，余情统由甘介侯兄详述不备。专此。诋颂时祺。

弟  李宗仁敬启

张元济自感年老体弱，脚生冻疮，不便远行，遂婉言谢绝李宗仁的邀请。第二天，他在复李宗仁的信中述说“辱承谆命，祗得拜辞”的原因：“古人有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重以陲诿，敢不勉竭微忱。唯元济年逾八旬，精力衰惫，不克膺此巨任。且连日在报端屡读文告，自揣庸愚，实无涓埃可再为高深之补。”

张元济尽管未能亲身为国共和谈奔走，但他一直关注着时局的变化，以兴奋的心情迎来了祖国的新生与和平的曙光。

十年病榻  不忘祖国统一

上海刚解放不久的1949年6月初，陈毅市长偕周而复就登门拜访了爱国老人张元济。8月，曾在商务印书馆工作多年并由此走上革命道路的陈云同志，拜访了阔别20多年的老前辈张元济。他说刚去过东北，见商务印书馆沈阳、长春分馆营业情况很好，请张菊老放心，并介绍了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经济政策。张元济听了非常高兴。

1949年8月23日，张元济欣得陈叔通来信，得知全国政协会议即将召开，自己将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会议。可他念及年老体弱，担心不堪重任，遂复函陈叔通“请善为我辞政协代表”。后来当陈叔通说此事是由毛主席亲自决定的，他才接受邀请。9月初，上海市军管会周而复、梅达君登门正式通知中央特邀他出席全国政协会议。9月6日，他在儿子张树年的陪侍下，登上了赴北平的列车。

1949年，毛泽东邀请张元济等同游北京天坛公园

1949年12月25日，张元济应邀出席商务印书馆工会成立大会，在致辞时突发脑血栓，晕倒在讲台上，经全力抢救才转危为安。1950年5月7日，张元济基本痊愈出院回家，但左侧瘫痪已无法恢复，从此开始了他的十年病榻生活。

在他养病的几年中，陈毅市长常来探望。汽车停在上方花园隔壁的新康花园华东局宿舍大院，陈毅带一随员，步入弄堂。张元济虽然病卧在床，但他依然在家人为他特制的一张小桌上，先后为《汪穰卿师友书札》《攀锥文集》《粟庐曲谱》等题签，整理《涵芬楼烬余书录》，撰写《追述戊戌政变杂咏》，校勘新发现的宋刻《金石录》等。

1950年张元济全家合影（坐者为张元济，后排从左到右依次为孙女张珑，子张树年，媳葛昌琳，孙张人凤）

1950年10月1日，张元济致书毛泽东，祝贺国庆。10月8日，毛泽东复信说：“国庆日辱承函贺，极为感谢。尊恙有起色甚慰。当望善为调护，臻于痊愈。树年兄同此问好。”

同年12月30日，张元济致书毛泽东，附呈《庚寅岁暮告存》七绝二首，其一云：“积雪西垂今渐化，怒涛东海讵难平。祈天我欲须臾缓，扶杖来观告武成。”

1951年5月，张元济喜闻西藏和平解放协议在京签订，高兴地撰写长篇古诗《西藏解放歌》，开宗明义即说：“从此上下一心，实行自治，修明庶政，巩固边防，完成民族大团结之伟业，赋此志喜。”8月，他收到毛泽东来信说：“积雪西垂一诗甚好。由于签订了协定，我们的队伍不久可以到拉萨了。”他读信后兴奋不已，冒着酷暑，将《西藏解放歌》重新润色后，再用正楷誊好寄给毛泽东。这首古诗描述了西藏的人文地理、历史现状和未来的发展前景。

张元济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还对发展西藏的文化和教育事业提出了四项建议。毛泽东对张元济的来信非常重视，一星期后就复信。全信如下：

菊生先生：

八月二十九日惠书敬悉。解放歌具见热忱慷慨。建议各事都好，编藏文小册子尤为急需，已告有关机构加力办理。我入藏先遣支队日内可到拉萨，沿途得藏人热烈欢迎，知注并以奉闻。此复，顺祝时福。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九月五日

为了让张元济更好地了解西藏和平解放后的有关情况，毛主席连续几年派人把藏文版《人民画报》送到张元济家中，以示对这位爱国老人所提建议的回应。

1952年秋的一天晚上，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由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周而复陪同，特到上方花园拜访张元济。李维汉将不久前政务院决定在全国建立文史研究馆的精神向张元济作了传达，并说上海也要建馆，中央考虑让他出任馆长。1953年初，毛主席签署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书，任命张元济为华东行政委员会委员；4月，陈毅市长又聘任张元济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首任馆长。

病榻上的张元济，始终不忘与大陆分隔的台湾。他在诗中写过“泉台仍盼好音传”“愿为老眼觇新国”，表达了他在有生之年希望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心愿。

1956年春，张元济为了推动台湾和平解放，想到了给蒋介石写劝归信。他把这一想法写信告诉了在北京的老友陈叔通，得到陈叔通的赞赏，来信称他“高年又是半臂，能为此，是为爱国楷模”，还说此事“昨日因在毛主席座谈席上亦提到，云千万代为致念”。关于张元济给蒋介石写劝归信的经过，张树年先生回忆说：1956年春的一天清晨，他上班前去父亲卧室请安时，父亲说：“我忽发奇想，要写信给蒋介石，请其效法钱武肃，纳土归顺。”这天傍晚他回家，父亲又向他提给蒋介石写信事，并说要选一个晴朗之日，趁室内光线好、精神也好时提笔，并要儿子为自己准备笔墨纸张。

几天后，张树年特向单位请假，在家侍候父亲完成了他的奇想。张元济致蒋介石的信内容如下：

介石先生大鉴：

庐山把晤，快领教言。光阴迅速，匆匆已二十余年参。此二十余年中，公所施为受国人之嬉笑怒骂者，可谓无所不至。然弟终不愿以常人待公。今者据有台澎，指挥四方，此固足以自豪。虽然，弟窃有更进于此者，今愿为公言之。公浙人也，弟亦浙中之一老民。千百年来，我浙江有一不可磨灭之人物。伊何人欤？则钱武肃。是钱之事迹，度公亦必耳熟能详。当北宋之世，武肃据有全浙八都，军威著于一时。能默察时势，曾先效顺，而炎宗统治之局，因以底定。当今之世，是以继钱武肃而起者，舍公而外，无第二人。窃于公有厚望焉。

张元济将此信加封，另致函上海市政府秘书长管易文，请他转呈中央。据张元济之孙张人凤先生说，不久此信就由电台对台广播了。

仁者多寿。1956年10月25日，是张元济90岁生日。前一天中午，上海市委统战部在张元济家设席两桌，为他祝寿，市领导柯庆施、许建国、刘述周出席，徐森玉、江庸、沈尹默、舒新城、陈虞孙、蒋维乔等应邀作陪。张元济自50岁至80岁，四次正寿都外出“避寿”，而此次却坐着轮椅，满面喜色从二楼卧室出来，到东侧的餐室同大家欢聚并致谢。

生日期间，商务印书馆十几位同仁前来祝贺，主人备了两桌面席招待客人。张元济坐在辁椅上，高兴地与同仁一起合影留念。他还赋诗一首，以向祝贺的同仁表示谢意。诗云：“正叹年华逐逝波，颁来美意故人多。愧无佳句还相答，聊作琼瑶远拜嘉。”

1957年，张元济病情渐重。起初儿子张树年延医来寓诊治，但到这年夏天张元济因病重住进了上海华东医院，从此再也未能返回寓所。

1959年8月14日，一代文化巨人张元济怀着“昌明教育”的宏愿，含笑离开了人间，享年93岁。

文 | 沈飞德

编辑：张子杰

责任编辑：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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