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为止，我经历过两次急性传染性结膜炎（红眼病）在上海的流行。

第一次是1955年的春天，我在高安路第二小学读五年级的时候。班级里有一位姓胡的男同学突然生了“红眼睛”，两个眼睛红红的，眼角挤满眼眵，还不时用手揉眼睛；据他说，是家里有人生“红眼睛”后传染给他的。

那时，在我们小学生的眼中，“红眼睛”是再平常不过的事，大家都不以为然。然而，班主任蒋曙光老师（当年也不过20多岁）是责任心极强的人，他强令胡同学回家休息，点眼药水治疗，与全班隔离。同时，蒋老师告诫我们：凡是胡同学手接触过的地方不要去碰，以免被传染。

胡同学休息了两天以后，红眼病已明显好转，又来上课了。上午课间操后，他悄悄地绕到我背后，突然用双手紧紧地蒙住我的眼睛，要我猜是谁。此时，猛地听到蒋老师大喝一声：“胡根发，住手！”胡同学吓得赶紧缩手，退立一旁。蒋老师厉声责备他：“你的手上沾满了病菌，你怎么可以用手碰别人的眼睛！这是要传染的，你知道吗？”说着，就拉了我到自来水龙头处，叫我不停地用清水冲洗双眼；他自己则到办公室取来紫红色的药水肥皂，反复帮我清洗被胡同学双手蒙过的眼睛周围的皮肤。同时，蒋老师再次对围观的同学说：胡同学碰过的东西不要去摸，不要用手揉眼睛。

我想，要不是蒋老师，我们这个小小的校园（一至六年级总共6个班）内，肯定会蔓延红眼病的，而我有可能首当其冲被传染上。16年后，我再一次领略到红眼病的肆虐。

那是1971年的7月巾句，正值炎热的盛夏时节，上海市区迅速流行急性传染性结膜炎，来势汹汹，几乎每个地方都出现了“红眼睛”。我因有20年前蒋老师传授的经验，处处小心为妙，外出归家必洗手，再加鼻梁上多了一副眼镜，两眼得以无恙。

当时，不少人昨天还是好端端的，今天来上班都两眼已经“红彤彤”的了。据说，那时上海几家大棉纺厂，一线翻三班的纺织女工中，不少人被传染得了红眼病，甚至到了因患病者众多而开不出车的地步，迫使科室管理人员下车间上岗顶班。红眼病显然已经严重影响到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了。疫情反映上去，这才引起上边的注意。市防疫站会同各大医院组织力量开展防治。

记得当年笔者所在单位，亦由医务室司其事。红眼病的防治，无非是避免接触患者，尤其是杜绝患者眼内的分泌物（眼屎、眼泪）直接或间接带入健康者眼内——这与16年前蒋老师的防治法如出一辙。笔者单位的医务室还煎了中草药汤（大约是菊花之类清热明日的草药），放在大门口，供进出的职工们喝。这样，才总算遏止住红眼病的蔓延。

本文选自2003年第7期《上海滩》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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