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上一个酗酒肇事的司机，被一个深刻的警察遇到，他不去抓这个司机，却听信辩护律师的深刻辩解，去追捕酒店老板，追捕酿酒的厂商，直至追捕一千年前第一个发明酿酒的人。

——悉尼.胡克

自有印象起，“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已经成了中外哲学家、科学家们上下求索的难题，每隔一段时间就能看到以“科学家攻克鸡蛋难题”为噱头的报道。为什么这个看似无厘头的问题能够成为人类历史上的经典问题？这和人类对因果关系的狂热追求脱不了干系。

梁启超认为：“天下之理， 不外因果。”我们看待事物之间的关系，最直观的理解，是寻找它们的因果关系。道理跟因果密切相关，讲道理，就是找一个原因，或者分析某个原因所导致的结果。而人类理性化的过程，是把关系纳入因果分析的过程。人类思维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因果癖好，人们觉得，只有清楚地掌握了一个事物发生的机制，看到因果关系，才了解、看透并掌握了这个事物。因果分析垄断了评论判断的绝大部分，堪称“因果帝国主义”，因此可以说，评论最简捷最常用最直观的分析工具，就是因果判断。

虽然简单直接，但最容易出问题的就是因果判断，因为很多人对因果判断的思维都存在着一种单向、单一、线性的认知模式，而看不到问题的多元性、复杂性、条件性和矛盾性，看不到两个事物之间双向、多元、耦合、非线性的复杂关系。

比如，关于原因，有的是看得见的现实内，有的是看不见的历史远因；有的是强相关的原因，有的是弱相关的原因；有的是单因多果，有的是多因单果；有的是原因的原因的原因，自明是结果的结果的结果；还有，并不是每一件事情都有原因，比如马航失联，原因是什么，也许永远是个谜。

塔勒布在《反脆弱》中分析过一种叫“副观象”的因果错觉。“当你站在船上的驾驶台或舰长室，面前放着一个大罗盘时，你很容易形成一种印象，以为罗盘在指引船只行进的方向，而不仅仅是反映船只前进的方向。我们看到高裕和发达国家的学术研究水平很高，这让我们不加批判地认为，研究能创造财富。在一个副现象中，当你看到A时，通常都会看到B，所以你很可能认为，是A引起了B,或B引起了A。人们很容易掉进这个陷阱，副现象引发社会行为，事后又为行为寻找合理化的解释。”但在分析历史事件时，最容易陷入这种假性因果的陷阱。

塔勒布的这个见解击中了很多直观认知的要害，他说：“理论和实践之间的重要区别恰恰在于对事件顺序的观察，并在记忆中保留那种顺序。如果生活是向前的，而记忆是向后的，那么，正如叔本华观察到的，书籍会加剧这种效果——我们自己的记忆力、学习能力和本能都有内启的顺序。毫无亲身经历的人站在今天的时点上回顾过去，往往会在因果关系上产生错觉，主要是打乱了事件本身的顺序。”

比较一下这两句话：

“国王死了，王后也死了。”

“国王死了，接着王后死于悲伤。”

小说家福斯特做的这个比较，说明了信息的简单罗列与情节的差别。塔勒布说，“虽然第二句话中增加了信息，但实际上减少了整体复杂性，第二句话读来更为轻松和易于记住”。然而，在“易于记住”的网时却可能扭曲了事实。因果关系的强迫症使人们用单向线性去理解时间，历史和事实因此被扭曲。

我们在做因果判断时，一定要学会还原，还原到具体场景中，考虑到多元复杂的关系，才能做出不扭曲事实和逻辑的因果分析。先确认是有关系的，再分析是什么关系，否则，很容易陷入思维的荒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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