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母亲冯顺弟

我小时候身体弱，不能跟着野蛮的孩子们一块儿玩。

我母亲也不准我和他们乱跑乱跳。

小时不曾养成活泼游戏习惯，无论在什么地方，我总是文绉绉地。

所以家乡老辈都说我“像个先生样子”，遂叫我做“麇先生”。

这个绰号叫出去之后，人都知道三先生的小儿子叫做麇先生了。

即有“先生”之名，我不能不装出点“先生”样子，更不能跟着顽童们“野”了。

有一天，我在我家八字门口和一班孩子“掷铜钱”，一位老辈走过，见了我，笑道：“麇先生也掷铜钱吗？”我听了羞愧的面红耳热，觉得太失了“先生”身份！

大人们鼓励我装先生样子，我也没有嬉戏的能力和习惯，又因为我确是喜欢看书，故我一生可算是不曾享过儿童游戏的生活。

每年秋天，我的庶祖母同我到田里去“监割”（顶好的田，水旱无忧，收成最好，佃户每约田主来监割，打下谷子，两家平分），我总是坐在小树下看小说。

十一二岁时，我稍活泼一点，居然和一群同学组织了一个戏剧班，做了一些木刀竹枪，借得了几副假胡须，就在村口田里做戏。

我做的往往是诸葛亮，刘备一类的文角儿；只有一次我做史文恭，被花荣一箭从椅子上射倒下去，这算是我最活泼的玩艺儿了。

我在这九年（1895-1904）之中，只学得了读书写字两件事。

在文字和思想的方面，不能不算是打了一点底子。

但别的方面都没有发展的机会。

有一次我们村“当朋”（八都凡五村，称为“五朋”，每年一村轮着做太子会，名为“当朋”）筹备太子会，有人提议要派我加入前村的昆腔队里学习吹笙或吹笛。

族里长辈反对，说我年纪太小，不能跟着太子会走遍五朋。

于是我便失掉了学习音乐的唯一机会。

三十年来，我不曾拿过乐器，也全不懂音乐；究竟我有没有一点学音乐的天资，我至今不知道。

至于学图画，更是不可能的事。

我常常用竹纸蒙在小说书的石印绘像上，摹画书上的英雄美人。

有一天，被先生看见了，挨了一顿大骂，抽屉里的图画都被搜出撕毁了。

于是我又失掉了学做画家的机会。

但这九年的生活，除了读书看书之外，究竟给了我一点做人的训练。

在这一点上，我的恩师便是我的慈母。

每天天刚亮时，我母亲便把我喊醒，叫我披衣坐起。

我从不知道她醒来坐了多久了。

她看我清醒了，便对我说昨天我做错了什么事，说错了什么话，要我认错，要我用功读书。

有时候她对我说父亲的种种好处，她说：“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的股。”（跌股便是丢脸出丑。）她说到伤心处，往往掉下泪来。

到天大明时，她才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上早学。

学堂门上的锁匙放在先生家里；

我先到学堂门口一望，便跑到先生家里去敲门。

先生家里有人把锁匙从门缝里递出来，我拿了跑回去，开了门，坐下念生书，十天之中，总有八九天我是第一个去开学堂门的。

等到先生来了，我背了生书，才回家吃早饭。

我母亲管束我最严，她是慈母兼任严父。

但她从来不在别人面前骂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错了事，她只对我一望，我看见了她的严厉眼光，便吓住了。

犯的事小，她等到第二天早晨我眠醒时才教训我。

犯的事大，她等到晚上人静时，关了房门，先责备我，然后行罚，或罚跪，或拧我的肉。

无论怎样重罚，总不许我哭出声音来，她教训儿子不是借此出气叫别人听的。

有一个初秋的傍晚，我吃了晚饭，在门口玩，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背心。

这时候我母亲的妹子玉英姨母在我家住，她怕我冷了，拿了一件小衫出来叫我穿上。

我不肯穿，她说：“穿上吧，凉了。”我随口回答：“娘（凉）什么！老子都不老子呀。”我刚说了这句话，一抬头，看见母亲从家里走出，我赶快把小衫穿上。

但她已听见这句轻薄的话了。

晚上人静后，她罚我跪下，重重的责罚了一顿。

她说：“你没了老子，是多么得意的事！好用来说嘴！”她气得坐着发抖，也不许我上床去睡。

我跪着哭，用手擦眼泪，不知擦进了什么微菌，后来足足害了一年多的翳病。

医来医去，总医不好。

我母亲心里又悔又急，听说眼翳可以用舌头舔去，有一夜她把我叫醒，她真用舌头舔我的病眼。

这是我的严师，我的慈母。

我母亲二十三岁做了寡妇，又是当家的后母。

这种生活的痛苦，我的笨笔写不出一万分之一二。

家中财政本不宽裕，全靠二哥在上海经营调度。

大哥从小便是败子，吸鸦片烟、赌博，钱到手就光，光了便回家打主意，见了香炉便拿出去卖，捞着锡茶壶便拿出押。

我母亲几次邀了本家长辈来，给他定下每月用费的数目。

但他总不够用，到处都欠下烟债赌债。

每年除夕我家中总有一大群讨债的，每人一盏灯笼，坐在大厅上不肯去。

大哥早已避出去了。

大厅的两排椅子上满满的都是灯笼和债主。

我母亲走进走出，料理年夜饭，谢灶神，压岁钱等事，只当做不曾看见这一群人。

到了近半夜，快要“封门”了，我母亲才走后门出去，央一位邻居本家到我家来，每一家债户开发一点钱。

做好做歹的，这一群讨债的才一个一个提着灯笼走出去。

一会儿，大哥敲门回来了。

我母亲从不骂他一句。

并且因为是新年，她脸上从不露出一点怒色。

这样的过年，我过了六七次。

大嫂是个最无能而又最不懂事的人，二嫂是个能干而气量很窄小的人。

他们常常闹意见，只因为我母亲的和气榜样，他们还不曾有公然相骂相打的事。

她们闹气时，只是不说话，不答话，把脸放下来，叫人难看；

二嫂生气时，脸色变青，更是怕人。

她们对我母亲闹气时，也是如此，我起初全不懂得这一套，后来也渐渐懂得看人的脸色了。

我渐渐明白，世间最可厌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

世间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这比打骂还难受。

我母亲的气量大，性子好，又因为做了后母后婆，她更事事留心，事事格外容忍。

大哥的女儿比我只小一岁，她的饮食衣服总是和我的一样。

我和她有小争执，总是我吃亏，母亲总是责备我，要我事事让她。

后来大嫂二嫂都生了儿子了，她们生气时便打骂孩子来出气，一面打，一面用尖刻有刺的话骂给别人听。

我母亲只装做不听见。

有时候，她实在忍不住了，便悄悄走出门去，或到左邻立大嫂家去坐一会，或走后门到后邻度嫂家去闲谈。

她从不和两个嫂子吵一句嘴。

每个嫂子一生气，往往十天半个月不歇，天天走进走出，板着脸，咬着嘴，打骂小孩子出气。

我母亲只忍耐着，到实在不可再忍的一天，她也有她的法子。

这一天的天明时，她便不起床，轻轻的哭一场。

她不骂一个人，只哭她的丈夫，哭她自己苦命，留不住她丈夫来照管她。

她先哭时，声音很低，渐渐哭出声来。

我醒了起来劝她，她不肯住。

这时候，我总听得见前堂（二嫂住前堂东房）或后堂（大嫂住后堂西房）有一扇房门开了，一个嫂子走出房向厨房走去。

不多一会，那位嫂子来敲我们的房门了。

我开了房门，她走进来，捧着一碗热茶，送到我母亲床前，劝她止哭，请她喝口热茶。

我母亲慢慢停住哭声，伸手接了茶碗。

那位嫂子站着劝一会，才退出去。

没有一句话提到什么人，也没有一个字提到这十天半个月来的气脸，然而各人心里明白，泡茶进来的嫂子总是那十天半个月来闹气的人。

奇怪的很，这一哭之后，至少有一两个月的太平清静日子。

我母亲待人最仁慈，最温和，从来没有一句伤人感情的话；

但她有时候也很有刚气，不受一点人格上的侮辱。

我家五叔是个无正业的浪人，有一天在烟馆里发牢骚，说我母亲家中有事总请某人帮忙，大概总有什么好处给他。

这句话传到了我母亲耳朵里，她气得大哭，请了几位本家来，把五叔喊来，她当面质问他，她给了某人什么好处。

直到五叔当众认错赔罪，她才罢休。

我在我母亲的教训之下住了九年，受了她的极大极深的影响。

我十四岁（其实只有十二零两三个月）便离开她了，在这广漠的人海里独自混了二十多年，没有一个人管束过我。

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十九年十一月廿一夜

选自《胡适自传》中的《四十自述》。

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