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工具 大思考：全球细石器化的研究》

罗伯特·G·埃尔斯顿、史蒂文· L· 库恩 主编

陈胜前 译

杨建华 校

本书简介：有关本书介绍我做了一点，供你参考：本书从全球的角度讨论了石器细小化现象，流行于欧亚草原东部、东亚、东北亚与西北美地区的细石叶工艺是这一变化趋势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者综合运用多样的石器分析理论、方法以及世界各地的材料集中讨论一种石器技术现象，其研究思路与观点对于中国细石叶工艺的考古学研究来说非常具有启发性，是一个经典的石器技术研究范例。

缩小比例我们正好看到美丽，缩小尺度人生也许趋向完美

——本·约翰逊，1640年

后记

十月中（2014年）我到北京参加了“纪念北京猿人第1个头盖骨发现85周年国际古人类学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介绍了国内细石叶技术的最新发现。我知道几年前河南的西施遗址、山西的柿子滩遗址都已发现过超过距今2万年的细石叶技术，其中西施遗址有关年代超过距今2.5万年。最新发现则进一步把年代往前推，河北的油坊遗址、西沙河遗址以及陕西的龙王辿遗址把最早的细石叶技术推到了将近距今2.9万年。当然这是其年代上限，其下限跟西施遗址相近。西沙河遗址的含细石叶技术文化层之下还有一个石片工业文化层（年代为Cal.29080～28650BP）。北京王府井东方广场遗址也是石片工业，不见细石叶技术，其年代为距今2.7万年左右。综合华北地区若干个遗址的发现，似可以把细石叶技术起源的年代确定在不晚于距今2.5万年。

为什么要这么在意年代数据呢？西伯利亚曾发现过多处年代超过3万年的含细石叶技术的遗址（参见书中戈贝尔的文章），但是因为测年技术太陈旧、测年标本不合适，或是地层有问题，这些年代基本都被否定了。目前可靠的年代不超过距今1.9万年。作为考古学者来说，每个人都希望发现最早的东西，这几乎是职业习惯。如今测年技术大多采用AMS（加速质谱仪断代），年代精度大大提高。作为测年技术的外行，我没有太多理由怀疑测年的结果。我们通常有理由怀疑测年标本，碳的来源是什么？是否跟石器同时？地层是否有混杂？是迅速埋藏还是缓慢的埋藏？考古学研究者之于测年年代的怀疑并非神经过敏。以最早美洲人的研究为例，北美的研究机构前后测量的碳十四年代数以千计，前克鲁维斯（pre Clovis）时期的遗址大多没有经过挑剔的考验，目前比较可靠的最早美洲人的年代不过距今14500年。所以，我目前对这些最新发现持谨慎的态度。

持谨慎态度的另一个理由是理论问题。2008年我曾写过一篇较长的论文《细石叶工艺的起源：一个理论与生态的视角》（见《考古学研究》第七集）。论文借鉴本书从文化生态的角度来分析细石叶技术的起源，其中得出五条基本的结论：

（1）细石叶工艺是一种有利于狩猎采集者高度流动的石器技术；

（2）它是两面器技术传统和棱柱状石核技术传统相结合的产物；

（3）它是狩猎采集者对于末次盛冰期（LGM）前后资源变化的适应；

（4）它也是流动性狩猎采集生计发展的顶峰；

（5）它产生于LGM前后华北腹地。在我写这篇论文时，还没有西施、柿子滩遗址的相关发现。如本书作者之一戈贝尔将细石叶技术的最早起源地放在蒙古东部地区。而这是不合理的，因为内蒙古东乌珠穆沁的金斯太遗址就邻近这一地区，它有三个文化层，上部文化层细石叶技术发达，中间文化层距今2万年左右，并没有细石叶技术。如果这个遗址有问题的话，更偏东北的黑龙江呼玛十八站遗址还可以作为佐证，其旧石器时代文化层并没有发现细石叶技术。距今2万年之前，中国东北地区存在一种类似欧亚大陆西部的技术，生产勒瓦娄哇石片。

我从本书得到启发，从功能的角度进行理论分析，所采用的理论视角是文化与行为生态学。在十月的会议上，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杰出教授Diane GiffordGonzalez以“中国动物考古学的过去、现状与前景”为题做了报告，她最后给中国动物考古学的建议中就提到要注意利用行为生态学的理论。它非常具有建设性。她的报告其实也适用于中国旧石器考古学领域。我们在这个领域的研究中一直缺乏必要的理论构建。没有认识，我们就看不到事实；没有理论指导，我们的研究实践就可能无的放矢；没有丰富的理论视角，我们看问题的角度就会非常单一。从技术—类型学的角度分析细石叶技术当然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角度，但仅有这一个角度是不够的。从中发展出来的动态类型学的思想更进一步超越了静态的类型学，但是它与操作链或行为链的思想相比，最大的差距还是理论基础。无论采用什么样的类型划分，它们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这样的划分何以可能呢？有关中国细石叶技术研究的进展与理论基础值得专文进行系统分析。这里我也就不展开讨论了。

我最早读到本书是在美国攻读博士期间，宾福德教授看了我写的有关细石叶技术的内容，推荐我读本书。的确，我有一种“震惊”的感觉，我没有想到西方学者也会研究细石叶技术，而且研究视角与我们完全不同。系统读完此书是在“非典”期间，当时我正回国接孩子去美国做手术。回到老家，我就被隔离了，只能把自己关在家里读书。加之要倒时差，每天早晨两三点就醒了，正好起来攻读本书。因为时间集中，所以很快就读完了。读书就如同交友，也是需要缘分的。我与此书是在一个“艰难”的时候结识的，“艰难”不仅是我的家庭生活上，更指我的学术研究方面。假如没有本书的启发，我就不可能从“流动性”的角度来思考细石叶技术，更不可能把它与中国农业起源的问题联系起来，也不可能完成后来的《史前的现代化》一书。“听君一席谈，胜读十年书”。一个适当的时候，读到一本适当的书，就会有这样的感受。后来杨建华老师组织翻译国外考古学著作，一开始各方面都列了几本，几经删减，确定了本书与《欧洲旧石器时代社会》。很少有人会把一本论文集看作名著，但是本书对于中国旧石器考古学来说很合适。我们不能学土豪——不求最好（合适），但求最贵（有名）。

本书已经出版超过十年，在本书之后，又看到2007年出版的Origin　and　Spread　of　Microblade　Technology　in　Northern　Asia　and　North　America（《北亚与北美细石叶技术的起源与扩散》），由Kumin、Keats与沈辰三位主编，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考古出版社出版，作者包括美、加、俄、中、日、韩等多国考古学者，内容更侧重新材料的介绍与考古材料的梳理。这样的方法对中国考古学家来说相对比较熟悉。北京会议上加藤真二先生送我一册其课题组的近作，翻译过来的名称为《中国细石叶工业研究：河南省灵井遗址细石叶工业的考古学分析》。虽说是以灵井遗址为中心的，但是囊括了中国几乎所有含细石叶技术的石器材料，文献的收集也非常详备。不过，方法还是以技术—类型学为中心的。比较两份较晚近出版的研究细石叶技术的作品，《小工具大思考》在理论、方法上还没有被超越，而这些恰恰是中国旧石器考古学欠缺的。因此，翻译本书并不过时。

虽然自己已译过两部书和一些文章，但是在修改本书译文时仍然发现不少问题，尤其感到语言表达还不够流畅，有些地方的准确含义还不是很有把握。作为学术翻译，以“信”为第一要求，文字的雅驯不敢奢望。某种意义上翻译是一种再创造，跟所有的创造性工作一样，作品产生的时候也是产生遗憾的时候。我希望能够做得尽可能的好，但受制于个人的水平，翻译中还存在一些不足，希望得到读者的理解、批评与指正。原书的参考文献指示不是数字，而是人名与出版年份，由于学术论文需要引用文献众多，安插在中文译文时非常累赘，使得本不畅达的表达更加支离。学生李彬森协助把所有参考文献改为尾注，既便于阅读，也便于参考。彬森同学对于文字特别敏感，他帮我发现了不少脱漏与录错的地方，使得我的遗憾少了一点。他还协助编辑了图表与译名对照表。关于人名、地名尽可能做了翻译，少数俄文地名未译。因为读者群基本都是专业人士，并非不通英文，只是阅读速度与理解上有差异而已，所以有点后悔一开始翻译了人名与地名，这样反而有点画蛇添足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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