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国《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非常怪异的报道,称意大利国内的“极右翼”排外主义思潮,之所以近两年能快速崛起,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导致的。
有读者看了后表示:这不等于在说,“德国纳粹的怒火,是犹太人导致的”么?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完今天推送中来自纽约时报的《意大利为何“右转”?中国经济冲击埋下根基》这篇文章,扭曲的西方媒体宣称:意大利的极右翼政党“联盟党”近些年在意大利政坛中的崛起是受意大利与日俱增的排外情绪的影响,“但这种变化的根基,在数十年前就已经打下了”——这个“根基”便是中国的崛起。
接下来,在这篇大约3000字的报道中,《纽约时报》的记者将全文主要的篇幅,都用来“阐述”中国这个距离意大利1万多公里的国家,是怎么导致后者国内的极右翼势力崛起的。其切入点,是依靠纺织业生存的意大利城市普拉托(Prato)。该报宣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欧洲的重建,普拉托及其纺织业曾一度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期,当地人的生活不仅富足,很多人还都支持意大利共产党在当地执政,因为这个左派政党能增加就业并确保人们的福利和医保。但自上世纪90年代起,中国的发展和随后10多年的“入世”,却给普拉托人带来了“危险”乃至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些意大利人发现,欧美国家开始不再找他们下订单,而是选择了廉价的中国纺织产品。结果,普拉托当地的纺织厂只能一个个倒闭,工人失业,这座曾经欣欣向荣的意大利城市,如今却让当地人“看不到未来”。
《纽约时报》报道原文截图接着,《纽约时报》又称,过去几年里大量中国移民的到来,也加剧了普拉托居民的不满。尽管中国接手了在当地垮掉的纺织业,但当地人还是认为中国人抢走了他们的工作。他们不愿意给中国人打工,并怀疑中国人没有依法纳税和支付工人工资。
更令他们无法接受的是,他们认为中国人以及非洲移民,正在把普拉托这座意大利的城市变得越来越没有“意大利味”——即便是出生在当地的意大利华人二代,在本地人看来也不是真正的意大利人。
以上,在《纽约时报》看来,便是意大利人会从原来支持左翼政党,到如今倒向“极右翼”势力的“根源”,即“中国”。在《纽约时报》这篇文章的评论板块,该报“精选”出来的评论也大多是在指责中国并批判“全球化”的。其中获得最多“推荐”的一个评论就称,全世界有很多国家都成了中国这种“扩张式”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全球化”的“受害者”。
还有人称普拉托已经成为了一个中国的城市,虽然这个城市在地理上还属于意大利,但里面的产品都是中国人的工厂制作的,这对于当地的社区和经济“打击太大了”。
但在境外社交媒体推特上,《纽约时报》这篇报道却引起了强烈争议。认可这篇报道的人包括在英国BBC供职的华裔媒体人冯兆音。她认为《纽约时报》这篇报道写得很好,是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读到的最好的一篇关于中国影响力的新闻文章”。
但来自意大利、目前在香港供职,且非常排斥中国政府的记者Ilaria Maria Sala,反而认为《纽约时报》的这篇关于自己老家的报道,写得“太烂了”。
“将意大利的经济问题怪给中国….往好听了说是太偷懒了,往难听了说就是种族主义”,她在自己的推特账号上写到。
其他一些推特上的网民,也并不认可这篇文章。例如下图中这位网民就认为《纽约时报》的报道是在给极右翼势力“洗地”,并追问该报的记者说:你们这文章,不等于就是在说“德国纳粹的怒火,是犹太人导致的”么。
还有网民表示,这报道的立意,和天天把美国一切问题都怪罪给外国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没有区别。
对于这些网民的追问,《纽约时报》的记者辩解说,他们这篇报道并没有怪罪中国和中国人的意思,也不是在给极右翼势力“洗地”,称自己只是在报道“事实”,而且他也采访了意大利的华裔企业家,也报道了他们的观点。该记者还称,他在文章里还写了意大利人倒向极右翼势力的原因很复杂,有腐败、开支紧缩和人口老龄化等一系列问题,并不只是在指责中国。
但检索发现,在《纽约时报》这篇报道中,意大利华人的声音在这篇近3000字报道的结尾才出现,总共为4小段共136字。
图为《纽约时报》报道中给出的意大利华人的观点,在这篇近3000字的报道仅有136个字。我们还发现,尽管《纽约时报》这篇报道确实也提到了意大利“极右翼”势力崛起的其他原因,但这些原因在这篇近3000字的报道中只出现过两次,一次54个字,一次59个字,总共113个字。
图为《纽约时报》报道中给出的意大利人倒向极右翼的其他因素,仅为两小段共计113字。另外,除了“意大利为何“右转”,中国经济冲击埋下根基”(英文标题为“意大利极右翼怒火的中国根源”)这种明确将责任指向“中国”的大标题,以及“中国冲击”和“中国移民的意大利制造”这样的分标题,我们发现“中国”和“中国人”这两个词在这篇文章的正文部分里分别出现了13次和21次,是这篇文章中所有关键名词中出现率最高的。相比起来,意大利的极右翼政党“联盟党”在文章中只出现11次,右翼一词出现5次,种族主义只出现了两次,排外主义(Xenophobia)则一词没有出现过。
因此,我们认为《纽约时报》的记者辩称这篇报道不是在怪罪中国和中国人的说法,并不成立。这篇报道不论从标题、文章架构内容,以及文章发布后《纽约时报》“精选”出的评论来看,都是在把意大利“极右翼”势力的崛起,怪给距意大利1万多公里外的中国。
其实,客观地说,中国这么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后发国家,其在20世纪末的快速发展和崛起,势必会影响到欧美发达国家原本的经济格局。这是中国的体量及其14亿人的人权所共同决定的。但中国的崛起,也给世界带来了更多的机会和更广大的消费市场。
然而,一些欧美发达国家却选择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拒绝顺应新的形势做出改变。他们的决策者没有与中国合作开拓新机遇的魄力,有的只是通过民粹煽动民众焦虑情绪,再如同“割韭菜”一般收割他们选票的“政治小聪明”。这才导致他们不仅经济裹足不前,思想也愈发极端。
遗憾的是,《纽约时报》未能去深入探讨这个深刻的经济议题,而是“以偏概全”甚至“偷换概念”地,将意大利等西方国家的问题直接怪给了中国。不知这是反映出西方媒体的水平在日渐衰落呢,还是暴露出西方社会对于发展中国家崛起的某种“根深蒂固”的“自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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