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尔赫斯有一本短篇小说集《沙之书》。同名短篇《沙之书》的故事缘起，是一本页码无穷无尽的书，象征着世界的无穷性和未完成性。沙，可以是无数篇故事，也可以是一本永远没有结尾的书。

这种开放式写作，正应和了张新颖对随笔这种体裁的偏爱。张新颖在最新随笔集《沙粒集》中写道，“随笔不是巨著，写随笔的好处是写完一篇，不久就可以再写一篇，也就是说，不断地有下一次。

它给不断的写作者提供了不断的机会”。

作者渴望在文字中获得自由。在张新颖看来，随笔能让自己“趋向之前未曾见识和体会过的许多东西”，记录下那些未曾与时间一同消逝的生命瞬间。因此，在《沙粒集》中，读者能读到张新颖更私人、更温情的叙述。

这样一本“有情”的小书必有“有情”的回响。

《沙粒集》出版后，我们无意中在豆瓣上发现一篇非常特别的书评。作者是张新颖老师的学生，回忆起大学时与张老师有关的点点滴滴，真诚而动人，甚至让人有些羡慕这位同学，能遇到张老师这样一位“知内情，有慧眼的向导”。

张老师说过的话，我始终记得这一句：所有经历过的一切，都不会被浪费的。我用铅笔把它写在《沙粒集》的扉页。

依然是在大三那年《沈从文精读》的课堂，我已经忘了这句话发生的前后语境，大概当时他正带领我们解读原文，所有同学低头盯着讲义里的文本。张老师讲完了一大段内容，话音落下来，几秒钟的静默之后，张老师缓缓说道：“所有经历过的一切，都不会被浪费的。”

忽然我感到一阵暖流从心底升起，我抬头望向张老师，他迎住我的目光，与我对视，周围的人仍旧低着头。我心中的暖流从眼眶涌出，张老师回以我一个温柔且坚定的眼神，像照进岩穴间的日光，细如丝线，却有力量。

《沙粒集》中出现了好些熟悉的名字，陈思和、梁永安、陆谷孙、王安忆……我恰好修读过他们的课程，或是旁听过他们的讲座。于是很不争气地，我怀念起大学时光，虽然才离开校园没几个年头，就已忍不住感慨人事。

大学最令我怀念的，其实正是这些师长，曾经聆听他们讲授经典，是我的幸运。那时学生与老师之间通常很疏远，除非是跟着他们做论文题目，倒有密切交流的机会。可是这些老师啊，他们就像我夜路中的一盏盏灯，不刺眼，却能照见来路上的每一块标识，过去是这样，现在依然是。

——选摘自豆瓣网友维卡《回忆张新颖老师》

张新颖

如今，张新颖时常说自己是一个教书匠，他向学生传达对文学的理解和热爱，而这种传承也来自张新颖求学生涯中遇到的几位老师。在《沙粒集》中，张新颖罕见地谈到了自己小学、中学和大学的求学时光。教他懂得善与美的，正是这几位润物无声的老师。 

张新颖写到村子边上的小学，小学的位置很特别，既不脱离乡村生活日常，又连着外面的世界。学校有两间教室，两位老师，所有学生都在复合班上课：一年级和五年级在一间，二、三、四年级在另一间。“复合班的好处真是妙不可言，课堂永远不会单调，埋头写作业的时候，耳朵支棱着，听其他年级的课；所有年级的学生都是同学，年龄不齐，智愚各异，有趣的事总是不断。”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中，张新颖第一次得到了文学上的启蒙。

我的第一个老师大概二十岁，教得好，但严厉，同学们有些怕他。课间休息，他常坐在教室前面的石条凳上拉二胡，这样的时候面色柔和下来，神情沉醉。他的二胡是自己做的，弓毛取自马尾，琴杆、琴筒、弓，各用不同的木料，很是讲究；有人打了一条大蟒蛇，他去取了蛇皮，做成了琴皮。不拉的时候，他也时不时用松香擦拭琴弦和弓毛，松香也是自己熬制的。我很想试试他的二胡，始终没敢。那时候我学着拉京胡，父亲从县城给我买了一把，最便宜的一种，三块三毛钱。晚上，学校里空了，近处的人睡觉时常常听到二胡声。要到很后来，我才意识到，我的老师可能是孤独和苦闷的。过了一两年，他父亲退休，他接班，离开学校到县城去了。

上二年级，换到另一间教室，是苗老师教我们。苗老师是公派教师，负责我们这个小学已经很多年了，跟村子里的人都熟，挺受尊敬。他四五十岁的样子，灰色的中山装，夏天是白衬衫，洗得干干净净；说话总是带着笑，随和，亲切。三年级的时候，一道数学题，全班同学都做对了，只有我一个人错，他批评我之后，在黑板上边写边讲，结果发现是只有我做对了，他马上批评自己，向我道歉，我这个小学生还真不习惯。

第三个教我的是姚老师，二十出头，头发自然微卷，英俊挺拔。也许因为我字写得不错，记得是冬天的晚上，他叫我到他家里刻钢板，油印复习材料。用尖细的铁笔，一笔一画刻在下面垫着钢板的蜡纸上，这对我可是新鲜的经验，而且以后再也没有这样的经验了。姚老师在学校的时间也不长，也就一两年。

然后来了姜老师，高中毕业不久，我的第四个老师。姜老师喜欢乒乓球，课间就和学生在院子里那个水泥台子上打。同学们最喜欢看我和姜老师对台。我乒乓球打得好，要不是母亲反对，就被上面来考察的人招进少体校专门打乒乓了。母亲的理由很朴素，还是要读书。姜老师如果输了，会提议再来一局；再输，就再来一局。围观的同学乐见我赢，这样休息时间就延长下去，等姜老师放下球拍摇铃上课，已经过了好长一会儿。多年以后想起这些，还能体会到那种单纯的快乐，只是又多了一点点惆怅：自从小学毕业以后，我再也没有拿起过乒乓球拍。

一天我到办公室，看到姜老师自己订的两份杂志，一份《读书》，一份《外国文学研究》，后一份是卷成一卷寄过来的，邮局送信的人说，全县只有两个人订。我当然看不懂，却很好奇，翻一翻，仿佛能够捕捉某种气息，不清楚是什么，只是很确定有那么一个东西。也许就因此，记住了这两个杂志的名字。我是来借《解放军文艺》的，学校订了一份。我的小学跨了两个时代，对于我来说，划分的标志是，现在有杂志订了，母亲先是给我订《儿童时代》，后来又加一份《人民文学》；上初中以后，又订了《小说选刊》。

几年以后，姜老师考上了师范学院，他还不忘他教过的这个小学生，常常给已是中学生的我写信，有时信封鼓鼓的，贴好几张邮票，打开看，里面有他写的文章，抄在红格信纸上。他鼓励我也写点什么给他看，我写得少，回应不成比例，暗自惭愧。

——摘选自张新颖《沙粒集》

《沙粒集》，张新颖著

等上了大学，张新颖遇到了恩师贾植芳先生，贾先生是比较文学学科的奠基人之一，一辈子命途多舛，但傲骨依然，令人敬佩。贾先生曾说：“我觉得既然生而为人，又是个知书达理的知识分子，毕生的责任和追求，就是把‘人’这个字写得端正些。”

贾先生曾在狱中关押十一年才判刑；之后又被押回原单位“监督劳动”近十三年。重体力劳动，间以批斗，这是他的日常生活。贾先生在《上海是个海——我在上海的生活史》中这么写道：“那时候我为自己定了些规矩：平时我抽八分钱一包的‘生产牌’香烟，每次挨批斗以后，我就花一角二分钱买一包‘勇士牌’香烟；我一般只吃几分钱一顿的菜，每次挨批斗之后，我就买一块一毛四分钱的大排或者一毛三分钱的大块肉吃，自己犒劳自己。”八十年代后期，张新颖第一次见贾先生是读本科时候，他对贾先生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吸烟的频率极快，一口接着一口，而且抽完一支，接着就点上另一支。”

贾植芳，图片来自网络

四月二十四日，贾植芳先生离世的日子，每年这天，陈思和老师，还有其他学生，都会去扫墓。二〇一八年逝世十周年，这一天也没有什么特别，二十几个人自发前往。上海宝山的仙乐息园修整得比以前好了，但平民墓地，那种挤挤挨挨的格局是变不了的。先生和师母的墓在排列整齐的墓群当中，与周围的墓看不出多大差别。

我给先生点了一支烟。

本来想也给自己点一支，陪先生。墓碑前空间狭窄，不能同时站多人，我移开，转到边上，才也点上一支。

就是这么个小念头，给先生点支烟，已经在心里盘旋了好几天。

不多久前坂井洋史教授来上海，酒桌上，谈话间忽然冒出一句：那个青蛙烟灰缸，还在吗？

我想，大概是不在了。

贾先生的书房兼做客厅，朝南的窗户下是他的写字台，朝东的窗户下放了一条长沙发，沙发前是一个不大的圆桌，无论来的什么人，总是一杯茶，放在桌子上（先生戏谑，说某位名家招待客人，尊贵的请坐沙发，叫用人端上咖啡和糖；次之坐椅子，泡茶；再次之，一碗白开水，站到门口喝）。坂井抽烟，自然对放在桌子上的青蛙烟灰缸印象深。

青蛙烟灰缸，刘免绘

张掖的河西学院设立贾植芳藏书陈列馆，馆的一角复制了先生的书房，书柜、沙发、圆桌、写字台是原件，从上海运过去的。二〇一六年七月初我去那里，于遥远的大西北蓦然看到熟悉的书桌书架，眼泪差点下来。书桌前墙面上的窗子是画的，窗框却是先生家里原来的窗框，也是特意运过去的。我留意了一下，没有见到青蛙烟灰缸。

最初跟先生读书的时候，我二十二岁，只是偶尔抽烟，但坐在先生书房里的那些时光，像个熟练的烟民，先生抽一支，给我一支，没过一会儿，再点上第二支，第三支。先生坐在藤椅上，不停地说话，右手夹着烟，烟灰燃得老长，然后落下来，落在衣襟上。师母常常提醒先生弹烟灰，先生说着说着，兴奋起来，又忘了。

……

先生离开十年了，十年里这个世界的坏人没有减少，这个世界也没有变得更好。这样的话，其实是不必向先生说的，先生哪里会不清楚。就连当年懵懂的我，也逐渐学习辨识投机、伪善，辨识恶。先生曾经告诉我的那些坏人，我用后来的时间验证，我在后来的人中间认出他们的同类。也正因为对恶的认识，才更能感受善，认识善。这个世界不仅需要更多的善，而且需要善的坚韧和勇敢，善的智慧与力量，以抗衡和搏斗。

——摘自张新颖《沙粒集》

张新颖，鲁迅文学奖、文津图书奖得主

“如果可能，我愿意是个随笔作家。过去这样想，现在也是。”

（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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