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洱
一、偶然与必然：“杂乱有章”的日常生活叙事
应物兄问：“想好了吗？来还是不来？”
这是应物兄用他那著名的腹语术，自己对自己说的话，但问话的真正对象是费鸣。
那时应物兄和师弟费鸣正有些龃龉，偏偏校长葛道宏提出要让自己的这位秘书来协助应物兄筹办儒学研究院。
应物兄为此踌躇头疼了很久，直到小说的25节，因此他才在腹中反复演练该如何得体地向费鸣发出邀请。
不过，这置于《应物兄》开篇，打开了整部小说的问句，难道不同时也是对读者的邀请和询问吗:
亲爱的读者，你做好准备了吗？
要不要打开这部长达1000余页的小说？
此种邀请或许会让人略感矫情，但对于《应物兄》这样的作品却极为必要。
一名有水准的读者一定会精心挑选他（她）的读物，而一部有尊严的小说也同样会选择它的读者。
何况阅读李洱的小说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梁鸿很早就指出，李洱的小说呼唤的是那些经过了充分准备的读者：“阅读你的小说，你不仅需要有关哲学、美学、历史等方面专业知识的储备，还需要具备充分的智性思维和与之对话的能力，需要一种对于复杂性的理解能力和辨析能力，否则，你很难碰触到作品中的机智、幽默和反讽的核心地带。”
而《应物兄》无疑是李洱迄今为止用功最深的作品，在长达十三年的沉默、酝酿、写作和删改当中，李洱赋予它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因此也必然对读者提出更高的要求。
然而尽管现代小说已经发展出极为复杂的技艺和形态，但相信仍有很多读者在面对《应物兄》时会感到错愕甚至愤怒;
在这部80余万字的长篇巨制当中，人物关系错综复杂，故事情节枝蔓杂生，前因后果难以梳理，故事主线便因而显得漫漶不清，似乎缺乏集中连贯的脉络和引人入胜的悬念。
对此，早有论者表达过他的怨言：“作品在沿着主干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过程中，时常旁逸斜出，枝枝蔓蔓繁密芜杂，给人以密不透风之感。
据作者自己说，原来曾写到了200万字，后来删到80多万字，充分说明作者的写作计划太庞大了，即使做了大幅删减，仍然呈现出芜杂纷乱之状。
小说看到一多半了，许多人物的故事好像才起了个头。”
这一评价大概代表了不少读者的不满：读了这么长一部小说，你总得给我讲个完整的故事吧？故事在哪儿呢？
问题在于，在当前的时代下，小说中有头有尾的完整故事究竟有多大的意义？
甚至，是否还是可能的？
在和梁鸿的对谈中，李洱曾经论及这一问题。
他承认：“……叙事的统一性消失了。
小说不再去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各种分解式的力量、碎片式的经验、鸡毛蒜皮式的细节，填充了小说的文本。
小说不再有标准意义上的起首、高潮和结局，风头、猪肚和豹尾。
在叙事时间的安排上，好像全都乱套了，即便是顺时针叙述，也是不断地旁逸斜出。”
何以如此呢？
首先，根本而言是现实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当代生活是没有故事的生活，当代生活中发生的最重要的故事就是故事的消失。
故事实际上是一种传奇，是对奇迹性生活的传说。
在漫长的小说史当中，故事就是小说的生命，没有故事就等于死亡。
但是现在，因为当代生活的急剧变化，以前被称作奇迹的事件成了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
而其次，身在当代生活中的作家的处境，当然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作家被深深搅入了当代生活，被淹没在普通人的命运之中，以致他感觉不到那是命运，他感觉到的只是日常生活。……作家置身其中的知识体系，是一种空前复杂的、含混的知识体系。‘体系’这个词用在这里，甚至有点不恰当，不如说那是各种知识的聚集。
以前说到土匪和农民起义军的时候，常常用到一个词，叫‘啸聚山林’。
如果借用一下这个词，来形容现在的知识状况，那就不妨说是‘啸聚书房’。
一个作家怎么能知道，哪个知识是对的，哪个知识是错的？
生活在这个状况之中，他的困惑和迷惘，一如普通人。
所以，我常常感到，现在的作家，他的小说其实主要是在表达他的困惑和迷惘，他小心翼翼地怀疑，对各种知识的怀疑。”
面对现实世界已然发生的巨大变化，李洱在此反复表达的，与其说是对于通过“故事”书写“总体生活”的无能为力，不如说是对此深深的怀疑。
尽管他也愿意肯定，有些作家依然可以通过某种方式讲出故事来，但他本人显然更信任那个无法被总结、提炼与规约的“日常生活”。
或者说，他相信每一个“故事”都在奇迹般有限的起因与结果之外，隐藏着复杂而隐秘的不确定因素。
因此，如果我们仔细阅读这部小说，将会很容易发现，《应物兄》当中绝不缺少故事。
恰恰相反，它可供讲述的故事太多，太拥挤了。
但是李洱有意地使用各种手段，削弱它们的奇迹感和传奇性，没有把它们讲成“故事”。
葛道宏与乔引娣、栾庭玉与金彧，乃至于梁招尘与柴火妞，每组关系都足以写出一整本官场小说，但李洱却把它们变成几个眼神、几个动作、几句撒娇；
张子房母亲的故事，稍加添补，就是一个极为动人的短篇小说，可是李洱三言两语带过，让它成为张子房的一个遥远背景；
在应物兄和费鸣正闹别扭的时候，费鸣母亲去世，应物兄作为费鸣哥哥的好友必然出现在葬礼上，这里有多么复杂的戏剧性可做文章，李洱却只写了两个意味深长的拥抱和两句耐人寻味的慰问。
小说中当然也有支撑性的大事件：劝纳费鸣、游说程济世、接待黄兴、寻找仁德路，然后一个接一个的离场……《应物兄》中的故事其实此起彼伏，真正密不透风，但李洱一再打扰了它们的起承转合，将前述那些被削弱了的故事穿插进去，用碎片切割出新的碎片。
这样的叙事方式的确难免令人困惑，但这恰恰是李洱自觉追求的效果：“我知道有人会说，你这种写作，最后呈现出来的主题会很暧昧，很含混。
但我并不担心。
我倒确实希望，通过细节，通过一些比较次要的情节，通过对一些物象的描述，使小说从线性的叙事中暂时游离出来，从那种必须的、非如此不可的叙述逻辑中脱离出来，从那种约定俗成的、文本的强权政治中逃离出来。”
如果说，“故事”意味着一种必须的、非如此不可的线性叙事逻辑，那么，不仅在李洱所说的“当代生活”中，其实在任何情景下，那种必然性都必然只是一种想象和建构。
影响事件进程的绝不会仅仅是那些可见可闻可以指称的有限因果，一定还有某些幽微不可知的因素。
因此李洱才选择将那些必然的故事，打碎成为偶然的细节。
诚如梁鸿所指出的，在李洱的小说中，“细节控制了一切……具有更为本质的意义”，偶然性的细节在李洱手中已经成为一种具有创造性的独立叙事元素。
这大概就是为什么，李敬泽会觉得这部小说有如一座大园子，“从正门进去也行，从侧门也行，从后门还行，你是正着转、倒着转、哪转都行，都能让你坐下，都能让你觉得有意思。……有时候甚至中间任意翻开往下看，看上几十页就很有意思，走走停停，兴之所至，自然得趣……”《应物兄》的那些细节的确丰盛饱满，每一处都值得细细咀嚼。
小说里乔引娣第一次出场，就冲着一群扎堆嚼舌头的历史系老师说了句很不客气的话：“小点声。不说话，能死啊？”而她这时不过是校长办公室的一名实习生，正式身份是历史系没有毕业的博士研究生。
一个学生能够对老师们如此不尊重（当然也可以理解为亲昵），这就很值得玩味了。
驱走闲人之后，乔引娣不动声色地向应物兄问起她最关心的问题：葛道宏要调走费鸣，好腾出职位留她做秘书，那么费鸣到底答应去儒学研究院没有啊？
事儿是这么个事儿，乔引娣可不是这么问的。
她问的是：“对了，我怎么听说您想把费鸣挖到您那里去？”在应物兄模棱两可的回答之后，她立刻就扮可爱闭了嘴。
但旋即再有机会提起费鸣，却是话里有话：“我这个兄长啊，什么都好，就是嘴巴不严。不过，他对您，那是没说的。你们不是师徒吗？”——费鸣是兄长，兄长也有缺点，这缺点恐怕不大适合在领导身边工作，但这位兄长跟您应物兄亲近，是师弟也是弟子，到您身边工作再合适没有了。说完这话，小乔继续忙碌：
她像只蝴蝶一样，在房间里飘着。她心情愉快，因为她不由自主地哼着小曲。有那么一会，小乔擦拭着玻璃杯，歪头看着他，闪动着眼睫毛。作为一个有充足教学经验的人，他知道她是想问个问题。但她终究没有问。
心情如此愉快，让人疑心葛道宏必然向她透露甚或承诺了什么，那么承诺了什么？
又是在什么情境下承诺的？
这就打开了一个丰富的想象空间。
尽管得了承诺，但还是急于知道结果，因此想问应物兄，不过终究忍住没问，这种分寸感叫人敬畏。
而虽然没问，却知道应物兄是事情的关键，于是借了擦杯子，闪着眼睫毛歪头看他。
这既表达了问的意思，期待应物兄或许会主动说出来；又显然有一种本能的讨好在其中。到将要离开办公室时，讨好的意思更加直接，乔引娣再次不动声色地告诉应物兄：“你知道吗，那间办公室还是我劝葛校长腾给您的。够酷的吧？那么大的露台。”一个实习学生，能在房产问题上左右校长意见，其中的暗示显而易见。这暗示不仅是李洱递给读者的，也是乔引娣递给应物兄的，这有邀功，似乎更隐隐有威胁。
所以应物兄大概的确很不安：“君子不夺人所好啊。”乔引娣的话接得一语双关：“君子也成人之美。”这君子，乔引娣做了一次了，现在该轮到你应物兄了——什么时候把费鸣弄走啊？
如前所述，李洱并没有把乔引娣写成多么重要的人物，在小说中女性角色里肯定排不进前五；
而且一个还没毕业的女学生，再有心机又能多复杂？
所以上述这样的细节，在全书当中比比皆是。
真正好看的其实是那些久经世事的老江湖们凑在一起彼此交锋：葛道宏办家庭聚会、栾庭玉招呼吃饭、程济世接待乡党……在这些场景里，几乎每句话每个字乃至于字里行间的语气，都言此及彼，意味深远，耐人琢磨，但那已经是一篇评论文章难以容纳的丰盛了。——一部由偶然性的细节构成的小说，从根本上是拒绝被现代评论文章依照某种必然性的线性逻辑加以评述的，或许只有中国传统的小说批点，才能够将那些散落在小说中的精彩之处一一照应。
但是，对细节的暧昧与含混高度认可，绝不意味着李洱的小说因此就混乱而无从把握。梁鸿曾经谈及，她阅读李洱的小说感到“非常困难”，认为李洱是“致力于把世界表现为一个结子，一团乱麻。”尽管这里“非常困难”的意思显然是指具有阅读难度，并且梁鸿也高度肯定了李洱乱中取胜的表达方式的确是呈现出了“这个世界无法摆脱的复杂性”，但李洱依然感到有些局促：“把世界表现为一团乱麻，是容易的。你这么说，其实让我有一种失败感。我不愿意只让人看到乱麻。……就小说的表现方式而言，我还是试图做到乱中有序，杂乱有章。”承认必然性的故事在当代生活中已然失效，并不代表小说家因此就放弃了对必然性的追求。
何况实际上小说也不可能真正再现偶然性的日常生活现场：任何艺术都不可能完整地复制现实，而必然以某种艺术形式对现实加以选择和重新组合，这选择重组的过程必然是逻辑化的过程，也必然是将偶然性的世界必然化的过程。因此至少在小说形式的层面，偶然性只能是一种假象。
因而李洱那些庞杂丰富的细节，尽管看似不能还原成为传统叙事中因果逻辑分明的故事，但其实却由极为精密的结构组织在一起。
譬如应物兄最终的结局，似乎是猝然遭遇一场车祸，生死不明，令小说戛然而止——这当然是一次偶然，以此收束小说，未免有些不能服人。
但实际上这场车祸在小说中早有预示：在应物兄参加电台节目直播时，朗月就插播了一条车祸新闻；
在叙及应物兄和卡尔文的交情时，也提到应物兄曾在高速公路遭遇一场车祸，险些死掉；
而在应物兄赴美拜见程济世，黄兴接他从机场去哈佛的路上，也曾驶过一个车祸现场。
对第三次车祸，小说描写得相当详细：那是和小说结尾时一样的下雪天，死者从车里抬出来，不远处交警正带着微笑接电话。
这一幕让应物兄产生了相当复杂的心理活动：
以前的人死在亲人的怀里，现在的人死于高速公路。一种非正常的死亡，无法预料的死。但因为死得多了，也就成了正常的死。一种正常的非正常，一种可以预料的无法预料。
在应物兄如此感慨时，一定不知道那正是作者李洱为他提前敬致的悼词。
尽管在“故事”的必然性层面，这几次车祸显然和应物兄最终的结局没有任何因果关联，但在小说形式层面却足以构成预兆，令应物兄那无法预料的非正常结局，即便没有变得正常和可以预料，也至少显得不那么突兀了。
其实还不仅如此：应物兄死于运煤车，而在邓林帮忙夺取敬香权的时候，小说就已经告诉了我们这些运煤车存在着怎样的安全隐患。
《应物兄》当中类似笔法所在多有，真有如脂砚斋所说，“……叙得有间架，有曲折，有顺逆，有映带，有隐有现，有正有闰，以至草蛇灰线，空谷传声，一击两鸣；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云龙雾雨，两山对峙；烘云托月、背面敷粉；千皴万染诸奇……”李洱就是这样，以小说形式的必然性，对抗着当代生活总体性的缺失。
或者说，其实他从来不相信当代生活缺乏总体性，他只是说在当代生活已然发生如此巨变的情况下，把握其总体性变得非常困难，总体性被复杂性遮蔽了，因此在小说中构造那种线索明晰的必然性故事也就变得可疑。
小说家当前的任务或许不再是建构可疑的必然性，而是艺术地创造出一个世界，以众多有意味的偶然性细节呈现当代生活之复杂。
所以在《应物兄》当中，其实也并不缺乏悬念，只不过李洱的悬念并不表现为线性叙事逻辑当中被抑制的情节推进，而是隐藏在那些细节之间极为繁复隐秘的交织联络关系中。
若要捕捉此种悬念的趣味，读者就必须如梁鸿所说，以足够的知识储备和智性思维与小说对话，参与到李洱所创造的世界中进行创造性阅读与阐释，否则难免会感觉堕入混乱纠缠之中。
《应物兄》中最迫切需要读者以充分的积极性投入读解、参与创造的，大概首先是那些由浩如烟海般的知识所构成的细节。
据说有人做过统计，“小说涉及的典籍著作四百余种，真实的历史人物近二百个，植物五十余种，动物近百种、疾病四十余种，小说人物近百个、涉及各种学说和理论五十余种，各种空间场景和自然地理环境二百余处，这种将密集的知识镶嵌于小说中的写法，在当代文学中几乎是空前的。”对于一部以知识分子群体为表现对象的小说而言，大量的知识啸聚似乎无可厚非，但是过分密集的知识穿插在小说当中，是否也会给阅读造成困难？
即便是那些以文学为业的专业读者，在对李洱的渊博表示钦佩之余，也难免流露狐疑：“作为一个读书人，这些知识点都易成为我的兴奋点，而且十步一楼，五步一阁，十分繁密，需驻足欣赏，这也是我读得慢的原因之一。
但是，小说毕竟不是学术著作，‘百科全书式’也不见得就是成功的标尺。”
“这些溢出来的‘知识’营造氛围、塑造人物，却无意承载推进叙事的的功能。”——但真是这样吗？
小说中第一次较为详细地谈论知识，是在乔木的宠物狗木瓜咬伤了铁梳子的金毛之后。金彧认出了应物兄，但出于对铁梳子的忠心，依然不肯让步。 两人在交涉过程中谈起了孔子。金彧把孔子视为一个养生大师，应物兄因势利导，从养生谈到养性，谈到修身、克己、仁者寿，正准备引经据典谈谈“得饶人处且饶人”的道理，被金彧截住了话茬：“您是不是要讲什么忠恕之道，以德报怨？
是不是请求我们老板宽恕您？”应物兄也不恼，顺着金彧的话继续谈忠恕之道：“孔子所说的‘恕’，并非‘宽恕’，而是‘将心比心’，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不妨做个换位思考。如果是金毛咬了木瓜，你会不会赔我们九十九万元？”在这番谈话中，如果没有知识的参与，对话便会陷入死局：宽恕是非理性的个人意志，难以讨论；但转换到“恕”的本意，就可以讲讲道理了。尽管真正令金彧犹疑并最终屈服的，恐怕仍是切己的利益判断（应物兄说：“如果我在上面签了字，那就是陷你于不义。这事要是张扬出去，老板会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的。她会说她不知道，都是你干的。这种事我见得太多了。所以，我不能害你。”），但有关忠恕之道的辨析，的确在谈话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
如果说这不过是表现了应物兄谈话技术之巧妙，在叙述上起到的作用也相当基本，那么栾庭玉第一次会见黄兴时的谈话，在叙事层面起到的作用就更加复杂。栾庭玉对黄兴资助大学生换肾的善举表示赞赏，称许他的确可以与子贡相提并论。这位连陈寅恪都不知道的副省长，此处引述的典故“显然是邓林准备的”。刻意准备材料，当然不会只是闲谈，而必有所图。栾庭玉讲的是《吕氏春秋·先识览·察微篇》里的故事：
鲁国之法，鲁人为人臣妾于诸侯，有能赎之者，取其金于府。子贡赎鲁人于诸侯，来而让不取其金。孔子曰：“赐失之矣。自今以往，鲁人不赎人矣。取其金则无损于行，不取其金则不复赎人矣。”
栾庭玉借此强调：“如果做了慈善领不到奖励，得不到称赞，那么做慈善的人就会越来越少。人嘛，人性嘛。物质奖励还是需要的。马克思说得好，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以孔子认为，子贡的做法，实际上是把别人做慈善的路给堵死了。悠悠万事，‘义利’二字，所谓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两手都要硬，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相互作用，供给侧和需求侧双向互动。没有‘利’，只讲‘义’，那个‘义’迟早行不通。”
既然做慈善该有些物质奖励，那么栾庭玉就给黄兴物质奖励：“我有个想法，《慈善法》正式公布实施之前，有两点可以先做起来。一是加大宣传力度，让慈善家美名远扬；二是在经贸合作方面，政策可以适当倾斜。并且来说，黄先生，这次你又是做慈善，又是捐助太和，功德无量啊。如果黄先生在济州投资，我们也得给你让利啊。”这就为后来栾庭玉鼓动黄兴投资建设济州的“硅谷”，未果又继而拉黄兴参与胡同改造工程做了充分准备——尽管建设“硅谷”是为了栾庭玉自己的政绩，胡同改造工程似乎也确因遭遇资金困难而难以推进，但黄兴势必从中大大获利，仍是事实。而事情大概又远不止这么简单:黄兴做了慈善，栾庭玉投桃报李;那么黄兴得了偌肥的项目，等于栾庭玉也做了“慈善”，这个“义”要不要“利”来回报呢？关于黄兴和栾庭玉的来往，李洱只在小说将要收束时，让邓林看似不经意地告诉应物兄：黄兴为安全套命名应该提供的一百万美元奖金，早已打入金彧所在的济民中医院账户。但此事的来龙去脉，以及其它可能发生的钱权交易，其实在栾庭玉这次难得的知识调动里，已经说尽了。
卡尔维诺早已指出：“现代小说是一种百科全书，一种求知方法，尤其是世界上各种事体、人物和事务之间的一种关系网。”
福楼拜也曾花费“近十年时间，看了将近一千五百本书，涉及历史、化学、医学、地质、考古等多门专业知识，只完成了《布瓦尔与佩居谢》的草稿。”
所以小说中充斥大量知识并不是问题，问题在于知识仅仅是作为一种装饰风格，还是被转化为小说的叙事元件？知识是突兀而倔强地存在着，还是能够融洽地消失在叙述当中？至少在李洱笔下，知识作为细节之一种，已经被足够充分地小说化了。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商人、官员和江湖术士们，总是要不可避免或附庸风雅地借用知识来传递自己的言外之意。知识指向权力，知识指向利益，知识指向情欲，知识指向一切不宜直接说出的目的，指向李洱不愿武断表述却隐然存在于偶然性细节之下的，那暗流涌动的必然事实。这些知识和李洱其它类型的细节一样，总是从原有意义的位置上挪动，穿过诸多偶然性构成的迷阵，准确地与另外一个或多个细节亲切握手，构造出一种并非线性的，而是网状的，非如此不可的必然性叙事形态。
二、反讽与反思：知识分子的困境与责任
而当李洱运转他精熟的小说技术和强大的控制力，有意在遥远的偶然性细节之间建立起某种必然性联系，使那些细节的原有意义发生位移，或产生新的意义，那就必然会产生一种现代小说中早已常见却难得如此普遍的艺术效果：反讽。
若依照李洱式小说对读者的要求审慎阅读《应物兄》，我们会惊讶地发现，书中那些琳琅满目的知识，几乎没有一次是在适宜的语境下被使用。即以程济世为例，这位济州大学筹建儒学研究院的关键人物和志在必得的引进目标，在相当程度上构成这部情节推进并不急促的小说里，少有的叙述驱动力。作为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世界知名的儒学大师，他的每一次出场，或仅仅被他人提及，都必然伴随着大量的知识。但那是些什么样的知识？又是如何被使用的呢？
小说里程济世第一次谈经论道，是在应物兄的回忆当中。
那时季宗慈正游说应物兄去参加电台直播节目，告诉他主持人清风是个美女。
应物兄由此想到程济世对“美女”和“美人”的辨析：
程先生是在谈到子夏与孔子的一段对话的时候，提到美女和美人的区别的。子夏问：“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孔子说：“绘事后素。”子夏问：“礼后乎？”孔子回答说：“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程先生提醒他，这段话里面提到了“美目”一词，也提到了《诗经》。随后，程先生吟诵了一句诗：“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然后，程先生就对“美女”和“美人”做了区分。首先是声调上的区分。程先生说：“美女的声调是仄仄，多难听啊。美人呢，仄平，多么稳当。‘残月出门时，美人和泪辞’，意境、声调多么优美。换成美女，则是境界全无，俗不可耐。厩有肥马，宫有美女。美女者，以色事人者也。以色事人者，能有几日好？”
程济世的这次亮相表演看似阐发精微，实则莫名其妙。
他讲解的《论语》那一章固然提到“美目”，但核心义理却和“美目”并无关系。由美目而及于《诗经·静女》，再及于美人，及于“美女”“美人”之辨——若非要说这和子夏的举一反三可以等量齐观，孔子大概很难表示同意吧。而若联系他和谭淳之间的一夜风流，以及五十五岁再次结婚（这是小说中唯一一次对程济世的正式婚姻关系有所透露，可惜也未说明是第几次婚姻），则“以色事人者，能有几日好”的感慨就格外具有反讽意味。而谈到谭淳，程济世当年在香港，明知是谭淳这位女士担任翻译，却一定要跟东方学教授大谈性爱，大段引述《素女经》原文印证男根与“仁义礼智信”的关系，实在令人大开眼界，再次让我们见识了这位儒学大师对“食色性也”的格外关注。也不知是因为他对此钻研尤精，还是眼前美丽的女士让他有所感发，抑或是找到了什么铁证，可以说明《素女经》和儒学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程济世当然也认真谈过学问的。
应物兄赴美敲定程济世回国事，在波士顿家中，程济世一边调着琴轴，一边和应物兄谈论他以为最可有功于当下全球化境遇的儒家理念。
但他似乎对现代社会的某些基本诉求毫无认同，而以尊卑左右为最要紧之事。
1984年程济世在新亚书院演讲，尽管李洱未能让我们有缘聆听高见，但从演讲的题目看，谈的恐怕也就是这一套，结果当场遭到谭淳阻击。
这次阻击大概给程济世留下了深刻印象（尽管对自己和狙击者的旖旎往事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七年之后再次赴港演讲，就相当合乎时宜地将谭嗣同批判为不伦不类不三不四之徒。
一个致力于将儒学现代化的大师，对努力融汇儒释耶、贯通中外古今的谭嗣同如此敌视，也难怪谭淳面斥其为腐儒。
而除了在现代社会实难堂而皇之复活的君父思想之外，程济世最感兴趣的儒家思想恐怕倒是孝道。
只是他所谓孝道的重点不在于向上侍奉父母，更在于向下绵延子孙。谈及郏象愚（敬修己）的同性婚姻问题时，程济世颇为激动地大规模使用了知识，从卫灵公与弥子瑕谈到汉哀帝与董贤，乃至于西门大官人，并进而举出公为与汪錡的故事，证明“儒家是宽容的，是以道德人品而不是以性取向来评判人的”，高度符合美国所谓的“政治正确”。
但问题在于，程济世这番论述当中的论据和论证严重脱节，在证明自己掌握了大量材料的同时，他也同时证明了自己严重缺乏西方学术的逻辑训练——不管儒家对同性恋者是何等宽容，程济世依然不能认同同性婚姻。
关于这一毫无逻辑可言的顽固立场，恐怕唯一的解释便是：儒家（或程济世）认为，“婚姻的神圣功能就是‘继万世之嗣’”。
基于这样的理念，则男女平权的现代思想，程济世想必也断然不能认同。在和栾庭玉讨论计划生育问题的时候 ，程济世说：“孔夫子身强力壮，可只生了孔鲤，孔鲤也只生了孔伋。孔夫子是三代单传。世界上最早实施计划生育的，就是孔子。”这位理应精通《论语》的儒学家大概忘记了，孔子其实并不符合计划生育政策，他还有至少有一个女儿，嫁给了公冶长（《论语·公冶长第五》），又或者他根本没有把女儿算成是人，从而对计划生育政策有所误解。而在另一部他理应精通的儒家经典《诗经》中，他以为最重要的一首诗乃是《螽斯》。程济世以为，《螽斯》的好处在于写的虽然是“妻妾成群，彼此之间却不嫉妒，不吃醋，不搞窝里斗”，这倒确实是《毛序》的意思——当然大概更符合程济世的某种隐秘理想——但这诗的重点其实更在于，不妒忌能够使子孙繁多。且不说程济世本人的子嗣状况，和程济世“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执念构成了怎样有趣的反讽效果，将君父尊卑和“继万世之嗣”作为儒学最重要的价值，已经让我们对于程济世儒学现代化的事业感到忧虑了。
但其实程济世也可以非常灵活，在栾庭玉面前将孔子树为计划生育第一人，已经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不止于此，他还可以用柳宗元的《敌戒》来阐释冷战，使自己在后冷战时代的东西大国之间游刃有余，两面讨好；用“君子不以绀緅饰，红紫不以为亵服……”（《论语·乡党第十》）来为黄兴的宠物产品开发项目提供合法性 ；用礼乐教化对黄兴“赞助”的香港女演员表示赞同 ；而黄兴这位私淑弟子跟随他学习多年，最大的成果也不过就是懂得用几个词牌名为自己生产的安全套命名而已。
程济世在北京大学的那场演讲，甚至连学问都不怎么谈了，除了吹嘘包括自己在内的海内外儒学家如何努力将革命的红色中国改造成了儒教中国，便是讲讲自己散文里写的那些小故事，倒是回答提问者的一段话颇具文学性，被诸多论者提及。
程济世富有诗意地肯定了“变”的意义，告诉大家：“变”是正常的，不要怕。
他说，“知者动，仁者静”：如前所述，他“静”的一面大概便是对君父尊卑和多子多孙的认同了，至于算不算是“仁”，就难以判定；
不过他因应国际关系与资本的灵活性，倒的确称得上“知（智）”。
无怪乎何为会认为，“程先生身在海外，有着广阔的话语空间，但程先生却浪费了这个话语空间” ；
也无怪乎乔木虽然承认程济世“著名”，却不承认他有多好的学问，甚至认为他根本不够格做自己论战的对手 ；
就连陆空谷都说出了“大师不是大师，只是扮演大师”这样的话 ；
而只有猥琐如吴镇，才真正是程济世的同道，看透他是处理儒学与现实关系的老手 。
乔木曾暗示西方文化有点“外方内圆”的意思 ，这个特点用在以儒学传承者自居的程济世身上，居然最为妥帖。
程济世作为小说当中那些密集知识最为合理的代言人，向我们呈现的却是知识性细节浓重的反讽意味。
而其它知识性细节也的确大多如此：即便知识本身并不构成反讽性，或与其语境并无悖反关系，李洱也必然将之与别一细节相对照，构造出反讽效果。而知识性细节之外，小说当中其它类型的细节也处处埋伏反讽：乔引娣的得体和周到背后，隐藏着她急于赶走费鸣的心机，这当然是一种反讽；
应物兄面对种种线索和预兆，却浑然不知自己的归宿，这当然也是一种反讽。
迄今为止几乎所有论及《应物兄》的文章，都无法绕过反讽，甚至有论者专门以此作为讨论的焦点，这实在不是英雄所见略同，而是由评论的对象所决定的。
实际上，不仅仅是那些琐碎的细节在争相发出反讽的冷笑，这部小说最宏观层面的情节主线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反讽。
“《应物兄》的中心情节是济州大学儒学研究院筹备成立和迎接儒学大师程济世‘落叶归根’。” 这大致概括了所有论者对情节主线的认识。
关于后者，前文谈及知识性细节时对程济世的讨论，相信已充分说明了其反讽性，且引进程济世一事其实依附于儒学研究院的成立，所以在此将主要以儒学研究院的筹备成立作为小说的情节主线予以关注。
小说开始处，积雪尚未融化，应物兄在乍暖还寒的季节踌躇满志地要把儒学研究院打造成（金）饭碗、事业和梦想，他对费鸣的游说之词实在令人血脉贲张 ；
但是还未到小说结束雪花再次纷飞的时候，儒学研究院已经成了太和投资集团，没有人关心学术、知识和思想，而是拼命地塞人、拆迁、寻找新的投资项目。
动机和结局之间的巨大差异，当然已经构成宏观意义上的反讽。
但自始至终，何曾有人关心过这个儒学研究院的学术意义呢？
对于葛道宏来说，重要的是以最高性价比的投资吸引名师，建成名校，提升济州大学的国内排名 ；而栾庭玉在没有见到黄兴之前最为关心的，恐怕是程济世到底和上级领导有没有关系 ； 至于程济世，他关心的是能否满足他主要由济哥、灯儿、仁德丸子、仁德路、“大观园”和青铜觚构成的奇怪乡愁[50] 。 所以或许儒学研究院从来就不曾是儒学研究院，这一直至小说结束仍未正式建成的机构，具有一种内在的反讽性。
而程济世真是因那化不开的乡愁而决心落叶归根吗？ 一个人会因为担心流感就取消故国之行，能有多浓烈的乡愁？ 有趣的是，和程济世还乡始终相伴随的，除了被反复言说却无从取证的所谓乡愁，还有黄兴。 应物兄赴美见到程济世，程济世第一句话就讲黄兴劝他做个兼职院长便好，不要真回去——这已然把回国与黄兴联系在一起； 第二句话再次申明自己回是一定要回的； 第三句话则劝黄兴一起回去，投资济州。 三句话讲完，黄兴和济州之间就凭空建立了深刻的联系。 趁程济世去“嘘嘘”，黄兴跟应物兄讲： “应物兄，我会鼓动先生尽早回大陆的。 我也回去瞧瞧。 你说得对，那里商机无限。 ”顷刻之间，程济世口中的劝阻者就变成了鼓动者； 而“那里商机无限”的话，不知应物兄在从洛根机场到程宅的路上是否真的讲过，至少李洱并未让我们读到，于是至少在阅读感受上，这就成了黄兴自发的判断。 四句话放在一起看，总让人觉得可疑。 但无论如何，程济世还乡与黄兴投资，自此就已经变成了一回事。 [51] 至于投资的标的，铁梳子早为他们准备好了： 儒学研究院后来成为胡同改造工程的幌子，而这一工程的最初承包者正是铁梳子[52] ； 铁梳子是小说当中第一个提及程济世祖业的人（尽管只是别墅）[53] ； 铁梳子也很早就与黄兴认识[54] ； 铁梳子甚至还曾专程飞到蒙古和黄兴见面[55] ——他们谈了些什么？ 何以黄兴从蒙古赶到济州之后，一切事情就全变了味道？ 当诸多细节拼凑到一起，程济世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便显得极为暧昧。 如果这样的猜测还不足以令人信服，我们还可以继续追问： 何以如此渴望落叶归根的程济世，难得回国却不留些时间返乡，而非要黄兴先打前站呢？ 行程当真必须如此紧凑吗？ 一句轻飘飘的“近乡情更怯”便足以解释吗？ [56] 而虽然略有作态，但对栾庭玉这位地方大员还是表现出了足够尊重的他，又何以一涉及儒学研究院的选址问题，就那么坚持？ [57] 旧屋情深，或可理解，但那种急迫不像是落叶归根，倒有点还乡团的意思了，难怪时人以“胡汉三”视之[58] 。 而既然情深，何以提供老宅线索时，又那么语焉不详，只讲些彼时大户人家院落常见的景致[59] ，像军马场这样具辨识度的坐标，非得待人从谈话录音里查到？ 是童年幼稚，记忆模糊，还是有意为黄兴选择地块保留余地呢？ 再从黄兴这一方面考虑： 其举止行状实在不像是对儒学有多么心向往之； 而如同大部分企业家一样，黄兴拍起胸脯，确实铿锵作响，真要花钱，却相当谨慎。 则何以他对程济世如此鞍前马后，义无反顾，完全违背了一个资本家的基本理性呢？ 凭空诬陷一个儒学大师与商人合谋固然不智，但两相参照，若说程济世难免有意回报一下他这位“子贡”的多年追随，则大概无可厚非——毕竟圣人也是主张子贡领些赏钱的。
因此《应物兄》的情节主线或许并非是随事态变化才逐渐趋向反讽性的结局，而是从一开始，反讽就环绕着这条主线，在每一个细节的表象之下，都隐藏着意义近乎相反的真相。 这让小说在整体上就表现出一种顽强的反讽性： 在李洱精心创造的这个世界里，知识与理性不过是幌子，欲望才是本质。 而如果说，李洱之所以放弃传统的线性逻辑叙事，转而以大量细节作为其想象世界的基石，乃是为了因应当代生活的变化。 那么《应物兄》当中这个反讽性世界的面貌，一定代表了李洱对于当代生活的判断。 我们由此知道，之前谈及当代生活时，李洱已经足够克制。 他尽量中性客观地描述当代生活的复杂性，而避免就其表象与实质的脱节表明态度。 实际上，面对这已然丧失总体性与必然性的世界，他深感忧虑。 早在二十年前，李洱就明确表达过作为一名作家应当如何处理这样的忧虑： “日常生活对作家来说是一个基本挑战，就是你怎么处理现实，处理现实的能力怎么样，如何赋予平庸的现实一种形式感。 ……我觉得应该非常警惕，写日常生活，但不应该沉迷于日常生活； 写日常生活的一个基本手法是观察，从自我观察，也从外部观察，使它具备一种批判性，这种批判性很容易丧失。 可能他无法明确地指出意义，但意义肯定是建立在基本的批判上面的。 有批判才有意义，而我们非常容易失去批判性。 ”[60] 尽管李洱确曾表达过当代作家面对当代生活所遭遇的困难，但显然他以为作家们仍然必须以积极的态度去处理现实。 这种处理其实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是赋予当代生活以艺术形式，即前文已经讨论过的，以更具创造性的方式去书写日益变动而复杂的现实； 其二则是赋予当代生活以价值判断，作为知识分子之一种，批判地观察现实理应是作家的责任。 李洱用那些偶然性的细节完成了第一个任务，并从中发现了内在的反讽因素，可供他去完成第二个任务。
但若因此就将李洱视为一个愤世嫉俗者，只不过表达方式更为曲折复杂，则显然是不公正的。 李洱提出了两种观察日常生活的角度： 其一是从自我观察，这是一般批判者的做法，不足为奇； 而《应物兄》之难能可贵，恰在于主要采取了第二种视角，即从外部观察。 所谓从外部观察，一定包含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超越一己限度，由外观内，首先认识到自身的破碎和悖谬。 那正是孟子所谓“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孟子·离娄章句上》）： 唯有首先具备反省的能力，其批判才是有效的，缺乏自我批判的批判同时也缺乏合理性。 所以李洱在发现当代生活的总体反讽性时，首先发现的是反讽者——知识分子群体——自身的反讽性。 程济世这一代表性人物当然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除此之外，李洱还塑造了一大批面目可疑的知识分子形象： 葛道宏、汪居常、董松龄、吴镇……他们是那么虚伪、猥琐和分裂，使得李洱对他们的书写几乎已不是反讽，而近于讽刺了。 作为文明的传承者，他们是这个反讽性世界的结果，恐怕也是造成这一世界的重要因素。
而在李洱塑造的反讽性知识分子群像中，尤其不应该被忘记的，是应物兄本人。 应物兄几乎是小说当中怀着真挚热情去推动儒学研究院建立的唯一一人，在所有人物当中，他大概最晚发现这一事业的内在反讽性。 因此他越是努力地去促成这一事业，这一事业就越是无可挽回地加速奔向其反面，这使得应物兄成为小说当中最为反讽的存在。 也因此，尽管应物兄始终不知疲倦地在行动，事实上却是小说里最不具备行动能力的人，以至于有论者认为不宜将其视为小说的主角，而应看作线索人物或“容器式人物设置”[61] ，甚或就是故事的叙述者。 小说当中的叙述视角的确略显复杂，应物兄的第一人称叙述不时出现，占据不少篇幅，而第三人称叙述也基本从应物兄的限知视角出发，这让应物兄始终处于故事讲述的核心位置。 论者据此认为，整部小说完全可以视为结尾处应物兄车祸之后的记忆返还，也就是说，正是应物兄意识模糊之际所听到的那个天上飘来的遥远声音，他出窍的灵魂，在向我们诉说此前一年的往事[62] 。 这样的解读极具创造性地照亮了文本，令一些细节闪烁出特别的趣味，也让应物兄这一人物所携有的反讽性层次更加丰富了。 但其实除结尾处的神秘对白以外，小说中所有人称转换都可以用最简单的方式加以理解。 对此，李洱很早就做出了说明： 在乔木的教诲下，留校任教后的应物兄在公开场合尽量少说话甚至不说话，却很快发现，自己的思维也伴随语言趋于停转，于是他只能“无师自通地找到了一个妥协的办法： 我可以把一句话说出来，但又不让别人听到，但又不让别人听到； 舌头痛快了，脑子也飞快地转起来了； 说话思考两不误。 ”[63] 尽管看似神秘，其实应物兄的办法不过是一种心理活动，因此基本可以将《应物兄》看作一部纯粹以第三人称叙事的小说，只是心理描写太多了些。 那些抑制不住的心理活动和外在事件之间构成即时而直接的对话关系，让我们得以了解那个被乔木的谆谆教导压抑掉的应物兄到底是什么面目，面对这个世界又会是什么反应。 第三人称叙述当中的应物兄，也就是那个人人都可以看到的应物兄，总是谨言慎行，举止得体，好一派知名学者的风范； 而在第一人称叙述当中，那个连他自己可能都不再认识的应物兄会自恋[64] ，会愤怒[65] ，会刻薄[66] ，会不由自主透露自己的欲望想象[67] ，会情不自禁坦承自己何以委曲求全[68] ，也会为了不可知的心理为他人勉强辩护[69] ……凡此种种，无不与他的外在表现形成强烈反差，从而让应物兄不仅因小说的整体反讽而成为俄狄浦斯式的反讽性角色，且在自身的道德、人格层面也呈现出内在的撕扯与分裂。 应物兄所具有的这后一种反讽性，揭示了该人物之复杂和多种可能性： 尽管应物兄已然是应物兄，但他也完全有可能成为葛道宏、吴镇，或成为郏象愚（敬修己）、文德斯——反之亦然，葛、吴、郏、文当然也可能成为应物兄。 在此意义上我仍愿意承认应物兄是这部小说的主角： 既然因果推进的线性逻辑叙事已无可能，那么行动力的强弱便不宜作为评判人物重要性的标准； 更为重要的应该是，人物能否聚拢更多细节，提供更多意义，指向更多可能性。 即便让这部80余万字的作品篇幅加倍，李洱也无法剖开每个人物的内面，应物兄因此便作为所有知识分子的代表，成为李洱反求诸己的省察对象。
就此而言，“记忆返还”的解读的确颇有见地，只是对既有记忆加以反思性追溯的未必一定得是灵魂出窍而又归来的应物兄，还可以是洞悉一切细节的小说作者李洱。 小说结尾，那书中唯一一处难以用第三人称限知叙事（只是心理描写过多）来加以解释的人称乱局[70] ，是否正是始终冷眼旁观的省察者李洱，终于忍不住要探出身子来回应乃至于拥抱他可怜的小说人物？ 而一旦暗探与疑犯相见，省察与被省察的关系难以为继，小说自然猝然结束。 更何况，或许跨越现实与虚构的界限，应物兄与李洱两相对望，都会看到一张酷肖自己的脸庞。 ——就在小说结尾的下一页，后记中那场发生在作者李洱身上的车祸，和小说中的车祸难道毫无关系？ [71] 其实，因为应物兄额上的三道深皱，早有人疑心应物兄正是李洱本人。 尽管李洱矢口否认，辩解说“如果应物兄是我，那么书中的文德能兄弟也是我，芸娘也是我，甚至书中出现的动植物也是我[72] ”，但不可否认，应物兄与李洱年龄相仿，在同样的时代度过了大体相似的校园生活，毕业后同样跻身在知识分子群体当中，他们一定共享了同样的历史体验和精神资源，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无限接近。 而且如前所述，应物兄主观反讽性当中所包含的无限可能，本来就代表了文德能兄弟，也代表了芸娘，那么李洱的辩解与其说是否认，不如说是提醒我们将他和应物兄的关系理解得更加丰富而紧密。 而当李洱和应物兄的面庞逐渐重叠在一起，李洱的勇气和《应物兄》的严肃性更加令人叹服地表现出来：面对当代生活，小说家看似戏谑实则冷峻的批判眼光，首先不是投向外物，而是他自己。（选自：80后文学研究与批评公号）
作者丛治辰，山东威海人。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副教授，哈佛大学访问学者。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当代文学批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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