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为一名导演之前,郑君里还出演过不少电影、话剧作品。图为他和阮玲玉1935年主演的电影《国风》。(上海文化出版社供图)
■本报记者 黄启哲
《郑君里全集》近日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正如夏衍的评价,“像他这样既擅演技,又能执导;既有舞台经验,又有电影实践;既从事创作,又研究理论的多面手,在中国戏剧电影界是并不多见的。他的成就可以说达到了中国电影艺术的高峰,在中国电影史上占有重要一席。”而透过这八卷本400万字的鸿篇巨著,让郑君里从青年初涉艺坛,到晚年未完成的电影计划,在跨越半个多世纪后,与读者相遇。在其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这个横跨电影、戏剧的艺术先驱郑君里,不断探索和丰富的思想世界,也能感受到一个浸润艺术,理性而不失激情的纯粹的心。
满满一屋子的未披露史料,让电影学者舍不得离开
中国电影资料馆研究室副主任李镇还记得,第一次接触郑君里的手稿,是十多年前为拍摄郑君里的纪录片而探访他的儿子郑大里。看着铺满一整个办公室地板的手稿资料,李镇惊呆了,“这样保存完整,类别丰富的史料内容还是头一回见!”最早追溯至郑君里在田汉创办的南国艺术学院求学的情况,最晚一直到他未竟的剧本大纲《李白与杜甫》;代表作《一江春水向东流》《乌鸦与麻雀》是如何诞生的,为什么要翻译表演理论著作《演员的自我修养》《演技六讲》,一下子都在这尘封多年的手稿中找到了答案。
“一些只看到零星资料的戏剧电影事件,都在这里找到了详细的记述。”李镇兴奋得舍不得离开,抱着资料“啃”了一下午。临走时他不忘向郑大里建议,一定要将手稿资料整理修复,这对中国电影史研究太珍贵了。花了几年时间,郑大里将这些手稿史料一一影印,交由中国电影资料馆数字化。而从《郑君里全集》启动编纂到出版,也花了近七年的时间,足见材料之翔实丰富。李镇说:“我想这与郑君里20多岁就从事电影的历史理论研究工作有关,所以有一定的研究意识和档案意识,注意记录,这在中国电影导演里面非常特别,甚至可以说是独一份的。”而家人对他心血的精心呵护,也使得不少珍贵史料得以穿过战火的硝烟,最终得以重见天日。
最终成册的全集共分为八卷,全面收录了学术著作、翻译作品、诗歌小说、剧本分镜、导演阐释、图纸讨论、会议记录、日记书信等内容。尤其是在第八卷,编辑还将一些难以归类整理的手稿残页一并收入。参与此书编撰的资深出版人林斌告诉记者,这在他过去的编辑生涯都是没做过的,“一般编辑工作本着对读者负责的态度,肯定对内容完整性有一定的标准。但这一次很特殊,由于历史原因和纸张保存的关系,很多手稿被撕毁或者损坏,但即便如此,还是能够透过他的只言片语了解他对中国电影发展的所思所想。许多内容都是‘影史考古’解决疑难问题的重要依据”。
他很早就知道“山有多高”,并最终成为中国电影艺术的高峰
作为本书的编委之一,出版前,林斌花了大半年的时间将这400万字前前后后读了五遍。给他最大的感慨就是,郑君里朴实的文字中,看得到对艺术充满激情而深刻的思考。
周星驰的《喜剧之王》让很多不懂戏剧表演的观众知道了表演入门教材———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员的自我修养》。而鲜为人知的是,这本书最早就是由郑君里在1937年开始着手翻译的。而时间再往回拨几年,他在25岁还独立翻译出版了美国电影、戏剧导演波列斯拉夫斯基的《演技六讲》。这两本书至今畅销不衰,是戏剧教学中的必读书目。
许多后生可能不会想到,译介这两本经典时的郑君里,没学过英文与俄文,靠的就是几本字典边学边译的。郑大里说:“父亲自认底子薄,早前在南国艺术学院追随田汉等人学习舞台艺术理论,慢慢觉得不够用,就又去书店看洋文书,从英文看到俄文,不认得俄文就再买一本俄英字典,一个个单词辗转翻译过来。”
睁开眼看这电影艺术的大千世界,让郑君里很早就知道“山有多高”,此后的一生他都致力于攀登并超越一座座艺术山峰,从而达到了夏衍先生口中的“中国电影艺术的高峰”。李镇说:“郑君里在中国话剧诞生初期就参与其中,他跟着田汉、欧阳予倩等人致力于探索中国话剧的现代化。尤其珍贵的是,他还注意研究和传播海外话剧先辈的理论成果。从他引用的经典便知道,他阅读了大量相关书籍,有的作品、作者名字当时都还没有可参照的译法,因而在有些读书札记和文论中,一些术语他甚至采用了中文加外文混合写法。”在《郑君里全集》的第三卷《史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员自我修养〉札录》中,他有意识地对“体验”“心理的下意识”“动作的贯串线”解释并生发出自己的理解。
这些具有先锋的戏剧观,对当时的中国文艺界犹如“久旱逢甘霖”。
他把中国诗意美学融入现实主义电影
更多的人熟悉的,不是舞台上银幕里、与阮玲玉演对手戏的演员郑君里,也不是书桌前翻字典做笔记的理论翻译家郑君里,而是电影导演郑君里。此次全集围绕他的13部电影、纪录片作品展开,将故事梗概、电影分镜头本、人物动作发展图、场景机位图等一并收录。不仅让读者了解到一部电影是如何诞生的,更让我们得以清晰地看到,郑君里一生为将中国诗意美学融入现实主义电影的可贵探索。
郑君里作为导演,镜头第一次对准的,是西北的羊群。“东方还没有发亮,我们的羊儿早就睁开了眼睛。昨天晚上风刮得很大,羊儿啊,风没有把你们惊醒。小宝宝,你早上可曾吃过羊奶的点心。”狂风漫卷,羊群被牧民赶上山坡。而下一个镜头,牧民温柔地亲吻着怀里小羊羔。这是郑君里在1939年拍摄的纪录片《民族万岁》中的镜头。从这样的镜头语言和旁白来看,当时的郑君里已经不满足于对纪录片就是“画面加解说”的简单理解,而已经用创作开始思考纪录片戏剧化与纪实化的问题了。直到今天,很多海外导演都非常惊讶,画面中不管是羊群的大构图,还是每个人细微的表情,都有非常强的戏剧张力。
《民族万岁》其实是一部拍摄于抗战时期,在颠沛辗转中完成的作品。而此后,他与蔡楚生合拍的《一江春水向东流》、独立执导的《乌鸦与麻雀》《林则徐》《聂耳》,都在现实主义题材创作中,有意识地寻找民族化与诗意的表达。李镇说:“直至今天,我们一讲到电影中的中国诗学,总是拿他的电影举例。因为一看镜头,就能感觉到,杜甫的诗在里头。而在《枯木逢春》中,他至少有三处借鉴了中国戏曲的表达。甚至把《清明上河图》的横轴俯瞰视野借用到镜头调度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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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一江春水向东流》被誉为我国首部史诗电影
■本报见习记者 姜方
中国著名电影编剧、导演、演员郑君里1911年12月6日出生于上海。他不但具有丰富的编、导、演实践经验,而且具备深厚的电影理论素养。郑君里的艺术生涯从表演开始,他的导演处女作是抗战纪录片 《民族万岁》,此后他独立或合作导演了 《一江春水向东流》《乌鸦与麻雀》《林则徐》《聂耳》《枯木逢春》等传世电影佳作。
■《一江春水向东流》
1947年,郑君里与蔡楚生合作编导完成电影 《一江春水向东流》,包括上集 《八年离乱》 与下集 《天亮前后》。该片以一个普通家庭的悲欢离合为主线,叙事辐射上海、重庆、江南乡村,跨度长达10年,描述了战乱年代的人物命运。
《一江春水向东流》被誉为中国影史上首部史诗式影片。上世纪40年代后期,郑君里与蔡楚生自觉追求民族风格和气派、借鉴中国古典诗词比兴手法、发扬现实主义优良传统,不靠模仿西方电影来满足观众审美需求。该片曾创下国产影片的最高上座纪录。
■《乌鸦与麻雀》
上映于1949年的 《乌鸦与麻雀》由陈白尘编剧,郑君里执导。影片讲述了上海解放前夕,一座楼房里的几户人家与霸占房子的侯义伯斗智斗勇的故事。《乌鸦与麻雀》具有陈白尘剧作艺术活泼辛辣的特点,通过房客们受压迫后从忍气吞声到起而斗争的过程,生动刻画了肖老板、肖太太、华先生、华太太、小阿妹等性格各异的小人物形象。影片于1957年荣获国家文化部1949-1955年优秀影片一等奖。
■《林则徐》
1958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了历史人物传记影片《林则徐》。该片由郑君里、岑范执导。影片围绕虎门销烟和鸦片战争,成功在银幕上再现了“民沾其惠”“夷畏其威”的林则徐形象。
影片充分继承了中国古典文学艺术的传统,善于用意境来烘托人物感情和内心世界。它也是第一部在美国上映的中国彩色故事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