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贯欧亚心脏地带、辐射近30亿人口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上，不仅史书里驼商驻足过的城市有望重现辉煌，还有可能出现一些国际化城市群、超级城市群。

翻开舆图，“丝路经济带”中国段狭长呈玉带状，大小不一的节点城市如满天星斗般散开，人口和文化多样，历史地理空间复杂。在中国城市治理论坛上，有专家学者指出，以文化城市群理论为基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化产业发展为双核，全面梳理丝路城市的历史文化资源与深层结构，可以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提供重要人文资源和文化认同机制。

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士林告诉记者，当今世界是城市世界。《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明确提出“把城市群作为主体形态”，这决定了丝路经济带必然是以丝绸之路城市群为主体。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出发，丝路沿线城市最适合集群发展，而且一定是走国际化城市群的方向。但目前的架构还主要停留在交通、能源和投资等方面，和丝绸之路特有的文化传统和文化基因没有联系上。

历史文化脉络，是盘活西部城市群体性发展、建立科学合理的层级体系的关键。如何理解它的重要性？要先从回答“丝路的起点在哪里”这个问题开始。与一般认为西安或洛阳为中国段丝路起点不同，最新问世的研究成果《中国丝绸之路城市群叙事》一书提供了独特思考角度——把研究丝路城市群的“开关”放在了河南南阳，一个曾经入选汉代六大都市的中部城市。

重画丝路文明“基因图谱”

2014年6月，“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项目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刘士林说，当学界关于洛阳、西安谁是丝路东起点的争论尚未平息时，南阳方城县却意外地引起社会的关注。

方城是西周缯国所在地，以擅长养蚕缫丝著称，“缯”本身就是一种丝绸。西汉时期，方城的丝绢技术已相当发达。产于方城的“拐河绸”直到近代仍是中国丝绸的代表品牌。尤为重要的是，公元前138年、前119年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所带的丝绸制品中就有大量的“方城制造”。

为了发现更全面的丝路遗产，《中国丝绸之路城市群叙事》的学者团队在前后8年时间里，以昔日驼铃摇响的26个丝路城市为对象，系统梳理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历史人文资源，完成了此书，为“一带”的城市规划和建设提供参照。洛阳、固原、靖远、武威、平凉、会宁……不少城市经历了深刻的空间演变，也有一些如若羌、且末已成为丝路遗梦。

刘士林认为，相比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城市发展经济的环境条件比较薄弱，但却有深厚的历史文化遗产，旅游资源非常丰富，能够打出漂亮的“文化牌”。然而，目前丝路城市对丝路丰富的区域文化资源没有充分重视起来。目前更优于“单体城市”发展模式的是：城市群能够建设更为科学合理的城市层级体系，由此可能减少同质化竞争，盘活经济存量，做到资源优势的最大化，也避免“先污染，再治理”的困境。刘士林说：“在城市发展中有没有‘群’的概念很不一样，有了这个概念，大家就会像亲戚一般友好。”该书中丝路国内段分为四大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宁夏沿黄城市群、关中-天水城市群、天山北坡城市群，它们在自然资源环境、交通基础设施、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文化生态方面自洽协调、一体化程度很高，并实际形成了一个巨型城市带——丝绸之路城市群。

文化视角“超越”戈特曼城市群理论

城市群的概念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由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提出。在目前公认的世界六大城市群中，如跨越美国和加拿大的北美五大湖城市群，跨越荷兰、德国和法国的西北欧城市群等，代表了城市群跨国界发展的最新趋势。同时，有西方学者提出了“超级城市群”，也是发现原本独立的城市群在空间上正慢慢“靠拢”。

刘士林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化国家，也是世界上拥有城市群数量最多的国家，它的城市群规划建设和标准，不能完全跟着西方走。同时，由于西方城市群理论主要倚重人口、经济和交通，忽视了生态、社会和文化，所以也有必要改造和创新，因此我们说城市群研究必须要超越戈特曼。”刘士林介绍说，目前研究城市群理论时，主要有两种话语体系：一是以经济、交通和人口集聚为基本特征的“经济型城市群”；二是以文化、生态和生活质量为建设目标的“文化型城市群”。很显然，在全球人口爆炸、能源危机、生态环境急剧恶化的背景下，前者的合理性正在受到越来越严峻的挑战。

中国的城市化，不仅和城市的空间、经济相关，同时也深受中国的社会土壤和文化传统影响。自2005年伊始，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相关学术团队，从都市文化基本理论研究出发，先后提出和开辟了文化城市、文化型城市化、文化城市群、“城市文化病”等研究领域，同时，系统研究了中国历史上的大运河城市群、江南城市群、丝绸之路城市群，以及深度参与了长三角城市群、北部湾城市群、中原城市群、成渝城市群、苏南现代化示范区等的规划和评估。《中国丝绸之路城市群叙事》让我们看到，丝绸之路城市群既是一个由自然地理要素和商业文化要素历史形成的文化遗产廊道，也是由古代城市遗址、城市文明形态与当代文化遗产共同建构的活态文化空间；既积淀着古代中国对外政治、外交、经贸往来和文化传播交流的历史记忆，也再现着古代中亚等地区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及文学艺术等对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