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立守望者》书影。

■本报记者 柳青

一本在50多年前被出版社退稿的旧作——《设立守望者》，现在成了哈珀柯林斯出版社卖得最好的书。这本哈珀·李写在《杀死一只知更鸟》之前的小说，被她的法律代理掘地三尺地找到手稿，今年2月高调付印，7月正式上市，仅在北美就飞快地卖掉超过100万册。

可惜书的风评没有销量好。也不奇怪，看上去是《杀死一只知更鸟》续集的《设立守望者》，其实写在《杀死一只知更鸟》之前，写到一半，哈珀·李的文学代理劝她放弃，替她挑出初稿里有关童年回忆的部分，建议她把小说背景推到20年前，写大萧条过后的“童年往事”。这是美国文学出版史上最明智的决策之一，编辑的敏锐判断力促成了后来的经典《杀死一只知更鸟》。至于半途而废的《设立守望者》，它在当下的出版仿佛只是证明了当年编辑的决断是多么正确，它生涩，不成熟，有太明显的缺陷，被退稿本来是它应得的命运，《纽约时报》婉转地评论“它的记录价值大过文学价值”，然而即便是它的“记录价值”，也是寄生于《杀死一只知更鸟》。

89岁的哈珀·李如今又聋又盲，生活不能自理的她与世隔绝地住在家乡的疗养院里，有评论认为，《设立守望者》的出版很可能既不是她的愿望，也不在她的控制内，是她的法律代理和出版社为了利益，而穷凶极恶地剥削老作家的剩余价值。无论“阴谋论”是否成立，一部不成功的小说初稿被大张旗鼓地操作成一个成功的出版案例，作者和文学都不是受益者，只有钱赢了。

凭吊南方的童年往事

很多年来，《杀死一只知更鸟》的节选章节一直是美国初二学生的阅读教材，《纽约客》的一位书评作者写道：“我们早已忘记14岁时烦恼的代数和物理，但刻骨铭心地记着斯考特经历的漫长炎夏。”哈珀·李书写的带着童子军气质的小姑娘“斯考特”和南方闭塞保守的梅岗镇，就像塞林格笔下的纽约中央公园，半个世纪以来是美国人内心的纯真博物馆，铭记着勇往直前的少年们和世界最初的短兵相接。

《设立守望者》一出现就带着被时光湮埋的陈旧气息，它以出土文物的面目崭新地出现在世人面前。小说的封面上，一辆火车驶向阿拉巴马州的黄昏，车上载着已经长大成人的“斯考特”，这时人们不再亲昵地叫她“童军妹”，她是芬奇律师家的二小姐珍·露易。“火车呼啸地穿越松林，她看到大片农田，成群乌鸦从地平线起飞，她纳闷自己居然从不觉得家乡很美……”一段平实的讲述轻易地勾起读者的乡愁，无论是否经历过在南方的童年。童年的知更鸟一次次在守望者的转角出现，比如有一天，珍·露易和哥哥还有青梅竹马的玩伴迪尔在门廊下喝柠檬汁，墙上的温度计显示华氏92度，院中的楝树纹丝不动，她突然提议去放风筝，哥哥说：“夏天没法放风筝，一丝风都没有。”然后迪尔就感叹：“又来了，我们小时候也是这样。”

《设立守望者》里任何迷人的瞬间，都是为了提醒我们《杀死一只知更鸟》曾经的存在。如果没有《杀死一只知更鸟》，它一点意义都没有。但《设立守望者》的出现又确凿地杀死了“知更鸟”——年少时的偶像轰然倒塌，珍·露易回到老家，发现她的“宽容、公正、仗义”的父亲，昔日圣徒般的芬奇律师，竟立场鲜明地反对黑人平权运动。对于大多数《杀死一只知更鸟》的忠实读者而言，这番展开肯定是“毁童年、毁三观”。可是我们都知道，“芬奇律师”的原型是李的父亲，在2006年出版的一本传记里，作者特意提到“李的父亲是一个南方的保守主义者，有些固执，不支持废除种族隔离”，而他同时“是一个正直的律师，主张公正、公允地对待黑人”。那位传记作者意味深长地写道：“比起小说里的芬奇律师，她父亲要复杂矛盾得多。”当《设立守望者》出现后，《杀死一只知更鸟》的画面完整起来——其实李一开始想写的，就是那个“更复杂也更矛盾的父亲”。

“守望者”成一道悲伤的凝视

在《杀死一只知更鸟》里，铮铮说出“如果我有信仰，那么我的信仰是公平”的芬奇律师，到了《设立守望者》时，他这样教育女儿：“你怎么能让落后的、欠缺教养的族群进入文明社会的规则，和你一起建设乡村乌托邦？杰斐逊相信，公民的权利是负责任的人们为自己争取得来的，而不是自上而下的给予。”芬奇律师对女儿以及更广泛地对乡村社区里的弱势个体，带着家长式的关照和指点。他会在排挤黑人的环境里挺身而出，为一个被冤枉的黑人青年主持公道，然而面对现代社会的平权运动，他的老派正义感表示既不理解更不接受，自始至终，他是一个父权社会里大家长的缩影，20年前，他主持公正；20年后，他固执又衰老。这样的芬奇和他年迈的同道们，是在剧变社会中“谨慎、保守的守望者”，他们局限、落后，他们悲哀地散发着迟暮的气息，但他们是真实的。

李写作《设立守望者》的上世纪50年代，在轰轰烈烈的民权运动浪潮里，编辑敏感地意识到这样的书是不合时宜的，而更致命的，则是《设立守望者》在意识形态的交锋里丧失了小说作为艺术的魅力，这是一个文艺败给时政的文本，所以她及时地让李踩了刹车。时过境迁，文艺的失败仍然停留在失败的状态，而当年风起云涌的各种观点，现在看起来都是些何其陈腐的偏见，以至于《设立守望者》只能成为一道悲伤的凝视，凝视着55年前被杀死的一只“知更鸟”。

谁的“知更鸟”，谁的“守望者”

《设立守望者》惹起的非议，牵出另一桩美国文坛的陈年八卦：《杀死一只知更鸟》到底是不是哈珀·李写的？《杀死一只知更鸟》是她的处女作，也是《设立守望者》被发现前，她唯一出版的一部小说。李的文学代理一直在等她写出第二部作品，10年20年地等下去，也就不再抱希望。

长久以来，文学界有传言《杀死一只知更鸟》是卡波特代笔的，即便这个说法已经很多次被推翻，但还是隔三差五被提起。卡波特和哈珀·李可谓青梅竹马，《杀死一只知更鸟》里女孩子气又一肚子鬼主意的迪尔，原型就是卡波特。1948年，放浪形骸的卡波特已然是东岸文艺圈炙手可热的新人，李决定从州立大学辍学，追随小伙伴去纽约圆作家梦。李在纽约上东区便宜的出租屋里，找了份机票代理的工作糊口，呕心沥血地写了好几年。1956年，卡波特看不下去，和他的编剧朋友凑出一笔钱，让李把工作辞了，至少能有一年衣食无忧地专心写作，他们还把李介绍给莫里斯·凯恩和安妮·威廉姆斯，一对眼光独到的文学代理。这夫妻俩觉得李构思的《设立守望者》有点意思，鼓励她先写这个，写到半途，安妮建议李放弃《设立守望者》，提取部分情节扩充成另一部小说，取名《杀死一只知更鸟》。

1959年，卡波特邀请李陪他去堪萨斯调查一桩凶杀案，当时的卡波特已经写出了他最出名的作品，《蒂凡尼的早餐》卖到洛阳纸贵，而李还是刚交出处女作初稿、前途未卜的文学青年。李陪着卡波特在堪萨斯的那段时间，刚好和《杀死一只知更鸟》的编辑出版周期是重合的，等两人回到纽约社交圈，《杀死一只知更鸟》已然引爆美国文坛。

时间上的这点巧合让外人想入非非，以至“卡波特捉刀”的谣言四起。姑且不说有李和编辑之间白纸黑字的通信作证，两人共同的朋友也对“代笔”说嗤之以鼻：“卡波特是个藏不住事的漏风嘴，但凡他给《杀死一只知更鸟》写过一行字，他早嚷得满世界都知道了。”

一定程度上，《杀死一只知更鸟》迷人的文学性在于它摇晃于童年和成年之间的模糊感，它时不时被“我记得”“在我还小时”这类理性的成年旁白所间离，大部分时候它的叙述却带着孩子气的啰嗦和语焉不详。据说，以写南方题材短篇小说著称的奥康纳曾经纳闷：“你们难道没意识到《杀死一只知更鸟》本质是本童书嘛？”

用童真孩气的口吻留下一道转折时期的社会切面，这让《杀死一只知更鸟》避开《设立守望者》泥足深陷的沼泽，孤独傲然地成了美国文学史上的传奇。即便《设立守望者》在文学层面是失败的，这并不损害哈珀·李和她一部孤零零的《杀死一只知更鸟》已经取得的地位，甚至，《设立守望者》的稚拙加上全部围绕着《杀死一只知更鸟》作者之争的流言蜚语，都不能损害《杀死一只知更鸟》这个经典文本的价值。

《设立守望者》带来的遗憾和悲伤，是文学之外的。《设立守望者》是一本试图保留一个时代、试图写出一群复杂的人们却最终力所不逮的作品，一次文学上不成功的尝试。在这个意义上，它的重新面世成了一桩终究让人失望的事件——这场事先张扬的出版狂欢，弃置文学的度量衡，洗劫了作家和她的创作，成就的所谓“成功案例”，只是一曲金钱的交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