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着一盏小灯，志愿者按特定脚本现场解说电影。 曲大鹏摄

“我曾想过，写满100部就收山。”年逾古稀的蒋鸿源左眼失明，右眼视力仅0.02，替一部无障碍电影撰写脚本，要耗费他整整一周。5年过去，经他手“翻译”给视障朋友们的电影早已逾百，但他的接班人还没找到。

日前，120位来自盲校的孩子“观看”了动画片《三只小猪与神灯》，这是片方米粒影业与上海新闻广播“无障碍电影”志愿者团队、普陀区残联一起开设的专 场。银幕上，三只小猪和小狼展开一场追逐神灯的大冒险，台下，孩子们被逗得合不拢嘴。但在场外，广播主持人曲大鹏却锁紧了眉头。“几乎所有脚本都是蒋鸿源 老师以一己之力完成，对他而言，体力与精力是极大考验。”他说，“这次《三只小猪与神灯》有片方相助，不但支持片源，还主动提供编导写脚本，可下一次呢？ 还是只有一名撰稿人，还是要为找片源四处奔波。”做了5年多公益，曲大鹏和蒋鸿源这两位无障碍电影的牵头人深知，虽然这些年受益的视障朋友超过3万人次， 但要扫清无障碍电影的最后两重障碍，难度依然不小。

“翻译”影像，要有视障的自觉

“对多数盲人朋友而言，每个月也许就一 次娱乐活动，那便是看电影。”蒋鸿源是无障碍电影最早的发起人，1980年代一次视网膜脱落让他从一个电影从业者变为视障人士。体味生活残酷的同时，蒋鸿 源希望电影仍会是自己生命里的光。但念头刚起就被他自我否定了，“盲人看电影，天方夜谭”。直到2006年，他受市盲协委托编写《上海盲人事业发展简 史》，走访300多位视障朋友后发现，大家都有共同的愿望。心里那根弦又动了一下，蒋鸿源开始尝试推动无障碍电影计划。

找影院，没问题，国泰 电影院一口答应；找片源，在当时也不难，网络上总有一些流出。难的是写脚本，留白、画面感、细小动作、言外之音，普通人能凭视觉感受到的要素，视障人却要 借助语音“翻译”。彼时，上海还从未有过此类“翻译”，蒋鸿源索性带着微弱的视力亲自上阵。凭借戏剧学院科班出身的背景，更因他自身的疾患，经他手的解说 词，能恰到好处地紧扣视障人士的需求。终于，2009年初，第一部无障碍电影《非诚勿扰》与视障朋友见面了。

那一场冯氏贺岁让大家兴奋不已， 无障碍电影计划也在市区两级残联、各家电影院的支持下逐渐成为固定节目。如今，全市17个区县，每区、每月都有一场放映。而从2011年开始，208位上 海广播电视的播音员主持人成为强援，一举解决配音问题。可事情一旦步入正轨，真正的难题就浮出水面。“固定撰稿人只有一个。”广播主持曲大鹏如今是无障碍 电影的牵头人。在他看来，做无障碍电影的“翻译”，节奏感很重要，哪里多说些，哪里精炼一点，何时需要加入画面描绘，该用写实的文字还是诗化的语言来表 达，这些都是讲究。“曾找过戏剧学院的学生帮忙，但效果不好，因为他们找不到视障人士的感觉。”曲大鹏担心的是，蒋鸿源如今年纪七十有余，视力微弱，体力 也日渐不济，若没有理想的接班人，无障碍电影可能难以为继。

寻找片源，要过版权关

蒋鸿源的接班人还没眉目，无障碍电影又在另一道工序上卡了壳。“视障朋友们向往新片，尤其是进口大片，这可以让他们与周围有多些交集。但出于版权考量，正在上映档期的电影片方，却鲜有出手相助的。”当科幻片红火时，曲大鹏曾联系过几家片商，但对方都婉言拒绝了。

由于要提前写解说脚本，还得尽早拿到片源反复观看，并让播音员主持人们提前与电影“磨合”。一部2小时长的影片，按蒋鸿源如今熟稔的程度，最快也需5天才能完成脚本，配音的练习另需两三天。如此工作流程，片方担心正版片源会在多人转手的途中遭遇盗版风险。

事实上，无障碍电影推广团队中真正能提前看到样片的人并不多。为感谢片方信任，曲大鹏每次都会在提供样片时随盘附上郑重其事的“声明”。6月的无障碍电 影是《侏罗纪世界》，曲大鹏在“声明”中这样写道：“你们好！谢谢您为残疾人朋友奉献的一份爱心。本月样片来自片方，因涉及知识产权保护，请各位在练习之 后从电脑中自行删除，千万不要外流，保护好我们所从事的这项公益事业。”

“坦白说，如果不走正版途径，或许也有办法，但既然是项公益事业，我 们不想有任何瑕疵。”曲大鹏说，上海如今有16万视障人士，除却年龄、健康等因素，3万多人次的受益数据其实很可观。但他仍在等待，等更多片方挺身而出， 也等更多合适的撰稿人参与进来，“只有这样，无障碍电影最后的障碍才算扫清”。

文汇报首席记者 王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