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赫楠

近日读到一篇文章，分析综艺节目“我是歌手”火爆的原因，文中引入这样一个概念：社交货币。这是一个来自新兴的社会媒体经济学的理论，大意就是我们以某个话题、现象、概念作为谈资，通过与他人进行交流探讨，在对信息的分享与谈论中，实现彼此的了解和自我形象的凸显塑造。显然，“我是歌手”热播的几个月里，它在公众媒体和大众人群中，正是充当着超级社交货币的角色——比如，对李健的喜欢与否已经生生把我的闺蜜圈分作两个阵营，文艺女与非文艺女就此实现了一次相互识别和区分。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文学、作家和作品，就是通行于时代、社会、公众的“超级社交货币”。人们在阅读、讨论文学作品和主题人物的过程当中，输出和交换着自己关于世界的看法与论调，确认和塑造着自己的价值取向，甚至由此养成自己的情感方式和话语方式，凸显着自我的独特性。那是文学辉煌灿烂的时代，至少貌似是。

而今天，从博客到微博和微信，新媒体和自媒体，网络文学和超文体链接，这些文本形式和传播方式正在替代文学而成为某种意义上的社交硬通货。文学，我们通常所谓纯文学意义上的作家作品和现象话题，越来越淡出公众目光之所及，越来越边缘，自说自话、自娱自乐。于是，很多作家与批评家开始忧心忡忡满面愁容地发问：新媒体时代，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在哪里？

尽管，我承认自己严重依赖微信，随时刷屏已经成为一种生活习惯；尽管，我承认自己也会津津有味地追看《甄嬛传》和小白文，但我真的不认为纯文学有那么岌岌可危和日落西山。网络文学的铺天盖地与目不暇接也好，移动终端轻阅读的流行盛行也好，包括微博控微信控，我倾向于把它理解为精神产品从生产、传播和接受评价体系越来越细分的结果，而大工业生产和现代社会，本身就包含着层次种类细密的分工。纯文学不再成为公众的社交货币，人们转身从新媒体上去寻找和接受更多类型的资讯与观念、讲述与阐释，不同的精神产品和文化形式，对应不同的需求和人群，这不过是各就其位、各得其所。

1980年代似乎是文学最兴盛发达的年代，至少貌似辉煌灿烂。所以今天有太多的作家批评家在悲伤地缅怀那个年代，唏嘘文学的中心位置一去不复返。还有很多人会因为网络文学的流行而去感慨当下人们阅读水平的下降甚至堕落。我倒觉得，文学地位的这些变化恰恰有力地证明了时代的进步和成熟，更真实地呈现出大众在精神产品和文化需求上的真正主体性——他们更明确更自觉地提出了多层次的精神产品需求，而不再是精英居高临下地给出什么他们就追捧接受什么。无论各种文学网站上的各种超长篇网文，还是几乎每个人手机上都在操弄的140个字与秒刷刷的朋友圈，更提供给每个人一种播报、描绘、表达和阐述外在世界和与自我的权利与权力。阅读与写作，似乎从未如此自在和自由，从未如此充满选择性与可能性。

当然，传统意义上的作家就必然和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严峻问题：文学将以怎样的合理性与说服力在这个多媒体融合的时代安放自己？文学如果在这个网行天下微力无边的时代还有它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必要，那么它一定要在围观热闹、点评八卦、演绎传奇之外提供更有价值的独特东西。那究竟是什么呢？在我看来，它至少得包含着对世界个体化的打量思虑，以及对人和人心的体恤和理解，它和弥漫在现实经验中、网络狂欢里、通俗小说中那些外在简单的是非评定和价值判断构成一种对峙和撕扯，它对各种想当然和理所应当构成一种打破和挑战。

新媒体时代对更年青一代写作者影响尤甚，但未必是直接和显而易见的。这种影响或者说改变，不是读者群的此消彼长，更不是有你没我的替代压力，而是通过影响写作者自身来实现的。时代的大趋势大氛围，资讯传播分享的新方式，日常经验和个人体验的新媒体化，这些都会参与塑造着一个写作者的审美趣味、思考力，以及表述习惯话语方式等等，这些潜移默化的变化一定会反映在一个人的写作中。新的时代必然养成新的作家和作品，无须焦虑、躲闪，更不必呼唤期待，它注定要发生的。而文学，当它充当公众社交货币角色的时候，当它处于时代焦点和社会中心的时候，就不可避免地被各种诉求、立场、企图心捆绑束缚，被不可承受之重挤压得变形而丧失初心。而安于边缘，文学才有可能获得更多的自在自得自由，从而重申自我立场、回到文学本身。

所以，文学，在这个时代，幸与不幸、生机勃勃与垂头丧气、机会与挑战，同在。最好的时代，或最坏的时代。

（作者系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