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首席记者 邵岭

1905年，爱因斯坦在学术期刊上连续发表5篇文章提出狭义相对论，不仅改变了整个物理学的格局，对科技界乃至全世界都产生了巨大影响——要论述学术期刊与学术创新之间的关系，也许再没有比这更好的例子了。

然而今天，国内许多学术期刊正在成为变相的职称评定的资助者，和高校学科评估的合谋者——评职称要论文，学科评估要论文，由此催生的怪相之一，就是学术评价成为一种简单的数字游戏，而高校教师则成为类似于技工的存在，通过发表论文的数量来换得晋升的资格。这导致了在高校，很多学者写文章不是出于学术兴趣，而是出于发表需要，甚至因此把一篇文章拆成三四篇来发。

学术期刊如何重新获得对学术创新的撬动力？日前在沪举行的全国综合性学术期刊主编论坛上，这成为与会主编和学者们最为关注的话题。

学术期刊的选择和评价，是学术创新的重要一环

学术期刊撬动学术创新，首先在于其对稿件的选择和编辑，本身就包含了评价的过程。学术期刊通过学术论文承担了举荐学术人才的责任，编辑们也有义务不断对学术论文的作者提出创新的要求。从这意义上说，学术期刊的编辑涉及了科技创新的过程，承担了学术创新的责任。

在《上海思想界》主编许明看来，学术期刊理应自觉承担起这样一个使命，就是在浩如烟海的学术生产中发现真正具有进步意义、创新意义和开拓意义的成果。这关系到学术期刊的学术选择和学术评价的眼光。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学报》主编胡范铸指出，当一家学术刊物在发稿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评价的过程：我可以发，可以不发，可以作为重要的论文发，也可以附在后面发。

然而长久以来，筛选学术最优秀成果的机制，并没有在国内很多学术期刊中扎根。当不少学术期刊已经变成了一个发文章的机构，一个变相的评职称的资助者，一方面是很少有学术期刊的编辑意识到这一使命，同时学术界也把编辑看成是给别人做嫁衣裳，或者是浪费时间，很多优秀学者不愿意加入到这一队伍中来。许明坦言：“我们的科研系统的研究员不愿意声称自己是一个编辑。我有的时候发言都要说，我是兼主编，不觉得自己做主编是很光荣的事情。”“如果说一个学术期刊的同仁都不能对某一个学科或者是学科方向进行准确评价的话，谁来替我们评价？这个社会上还谁来替我们评价某一个教授，某一篇论文可以留得下来，某一项研究成果是靠得住的？”在许明等人看来，今天的学术期刊，迫切需要重拾介入学术创新的热情，从而推动学术创新进一步向前发展。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许纪霖认为，如果说大学是生产环节，那么学术期刊就是流通环节，流通决定了生产，这是学术期刊一个很重要的功能。换句话说，促进学术创新是高校和学术期刊的共同目标。而在学术期刊中，真正能催生学术创新的不是专业权威刊物，而是综合性刊物——尽管在专业权威期刊上发表论文能够获得更高的分值。

许纪霖说，放眼整个世界的学术发展，有一条规律就是但凡真正有创新突破性的文章，一开始很难为那些大家公认的所谓的权威刊物所接纳。因为这样的文章总是带有某种争议性，而争议性会妨碍一篇文章进入权威刊物。这也导致权威刊物很少具有革命性，不能保证学术创新，只可以保证一定的质量。而综合性刊物往往容易产生突破。因此，一条通行的轨迹是：具有创新意义的文章先是在一个非权威刊物上发表，引发各种争议和讨论之后，慢慢被接受，直到最后进入权威刊物。

发现和培育学术共同体，是学术期刊的重要使命

在许纪霖、胡范铸以及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郁振华等人看来，学术刊物、尤其是综合性学术刊物应该致力于发现乃至培育新的学术共同体，围绕某一个主题刊发其一系列具有创新因子的文章，由此提出新的问题，催生新的成果，真正在学术创新中发挥作用。

许纪霖认为，真正的学术创新不是以学科为主体，而是以学术共同体为主体。一个学术共同体会围绕一个具有创新性和突破性的问题进行讨论和交流，把成果形成文章在刊物上发表。在这种情况下，学术刊物不能满足于围绕着大学里的学科评估和学科建设这根指挥棒转，而应该关注学术共同体，致力于发现新的学术共同体。“如果可以把这些学术共同体发掘出来，将他们的文章成系列发表，再邀请其他学术共同体一起来参与讨论，将会对真正的学术创新有比较大的意义。”胡范铸也表示，刊物不仅是一个学术阵地，不仅是一个和学术共同体互动对话的过程，同时也是和学术共同体共同成长的过程。以往人们在讨论学术共同体的时候，往往把一个学校、一个学术机构或者把一个学科看成一个共同体。但实际上学术共同体的本质是就一个学术问题展开共同对话。学术期刊要真正地为学术创新发挥作用，需要关注的就是如何有效的去发现这样的学术共同体，培育这样的共同体，并且更多地组织起各个学科的对话。而在这个过程中，那些公认有质量、但不是专业权威刊物的综合性学术期刊更容易承担起这样的使命。这是当下综合性学术期刊的价值所在。

郁振华则举了两个例子，来说明学术刊物和学术共同体建设之间的关系。一个例子是被视为中国哲学黄金年代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那么多大的哲学家都在那个时间出现，这和当时的一个刊物《哲学评论》密切相关。《哲学评论》存在于1927至1947年的20年间。其间中国学院派哲学的最重要成果都发表于该刊物上。现在回想起那个时代，我们就没有办法绕开《哲学评论》。”还有一个例子是海外的中国哲学研究领域，相关的学术共同体也得到了刊物的支撑。在英语世界的中国哲学研究是和这样几本期刊分不开的，比如说安乐哲的《东西方哲学》、成中英《中国哲学季刊》、黄勇《道：比较哲学杂志》等刊物，它们支撑了英语世界的中国哲学研究。“我们现在讲学术共同体建设，怎么样可以发展出一些好的刊物来支持我们的学科发展，我们的学术共同体的发展，可以说有一些很好的成功的例子是值得我们考虑的。”

介入对智库成果的评价和发表，是助推学术创新的有效途径

有业内人士提出，介入对智库学术成果的评价和发表，同样应该是学术期刊助推学术创新的有效途径。

当下智库建设风生水起，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上海大学学报》副主编曾军提出，智库是学术研究走出象牙之塔、推动国家民族社会进步的重要途径，高质量的智库成果兼具应用价值与学术价值。

在曾军看来，目前的智库成果参差不齐，很多时候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无法兼具。一些学术基础深厚、有价值的智库成果悄无声息乏人问津。这些问题，都是需要我们正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