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澍
就像著名的大提琴家王健对他的评价那样：“约第·沙瓦尔是古代音乐的活化石，全世界最伟大，没有之一”，在他的音乐中具有“文艺复兴时代开始时才有的原始、淳朴、理想和纯真”。其实，大多数人都是通过电影《日出时让悲伤终结》的配乐，初次接触沙瓦尔。似乎在这场音乐会上没有听到沙瓦尔演奏维奥尔琴或是古提琴，应该是一件会让人失望的事情。
事实上，这场音乐会的现场不仅没有令任何人失望，相反却似乎远远超出了大众预期——沙瓦尔和他的埃斯珀里安古乐团展示了更为古老的乐器种群：琉特和曲项琵琶的共同祖先乌德琴；形似洞箫的卡瓦尔；古筝的中亚远祖亲卡龙；扬琴的原始形态山特琴；以及比古提琴历史还要久远的维埃尔和雷贝克。这些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乐器“活化石”如此集中出现在同一个场合，本身就是一件让人兴奋的事情，饶是像谭盾这样见多识广的音乐家，在音乐会结束后亦兴致盎然地向沙瓦尔不停追问，也难怪中场休息时，许多观众直接冲向台前，将音乐家们留在台上的那些难得一见的“古董”用手机图像的形式记录下来，以便与未能前来的朋友分享。
与常规的“本真演奏”美学观不尽相同，沙瓦尔和埃斯珀里安古乐团不是一味追求严格意义上的完全历史回溯，至少在没有像平均律那样相对折中的音高体系里，这些乐器的合奏状态更接近民间音乐的齐奏形态，加诸即兴因素的影响，这场音乐会的“古”质其实相当令人存疑。不过无论如何，在研究相关音乐记载和对曲目拓展的探索过程中，沙瓦尔显然不仅忠实原始文本进行了深度解读，还为这些时期的技术与风格重新诠释了概念——这已不仅仅只是单纯的学术还原，很大程度上更是创造性的复兴。即便抛开音乐文本的史料价值，这样的音乐仍旧为人们提供了另一种审美可能。
归本溯源，这场音乐会向人们展示包含了地中海文明周遭部分地区早期音乐生活的样态——文化的交融甚至打破了地域差异的争执和战争冲突带来的对峙，这也正是“我们的海”背后所体现出的自豪。无论是加泰罗尼亚人或是柏柏尔人；无论是斐基尼人还是土耳其人，甚至希伯来人和阿拉伯人都在这个乐团中找到了先祖的印痕。人类音乐地理在沿着每一次纷争与统一的历史与变革里流传继承，当伊比利亚和北非文化隔海相望，当希腊诗人阅读苏丹的抒情篇章，传统曲调和乐器的形制都会体现出人类文明向前的脚步。
抛开文明中其他因素不谈，如果说“我们的海”打通了北非、中亚与欧洲大陆的南北通道，那么也许“丝绸之路”则贯穿了东西方文明的差异，至少，在音乐的语汇上是显而易见的。
毫无疑问，也许凭借史料的记载我们足以确认埃斯珀里安古乐团的建构与音乐历史的某一时间截面能够重合，即便乐团里这些乐器在历史的长河里不一定能够有这样的完满交集也并不重要，“凭借音乐的美感和情感，在历史学家、哲学家、作家和诗人的启迪下，在历史回忆的重要片段中身临其境，解其奥义”，沙瓦尔的构想平台充分展现了音乐地域文化、种群与民族、国家与联盟甚至是人类社会最本质的需求：对话。
直至今日，这仍旧极为重要。
（作者系上海音乐学院青年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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