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11月，顾廷龙在其北京北苑寓所。 孙幼丽 摄

 

 

1989年，顾廷龙所书王西野作纪念范仲淹诞辰1000周年诗。

 

 

1936年春，顾廷龙与妻潘承圭、子顾诵芬在颐和园。

 

 

上世纪30年代初，顾廷龙（右）同冯家升在北平禹贡学会编审文章。

 

 

1991年冬，顾廷龙和潘景郑（左）在上海家中。

 

 

上世纪90年代初，顾廷龙在长乐路书库，即合众图书馆旧址。

 

 

上世纪70年代，上图古籍组成员严佐之（左二）、陈先行（左三）、任光亮（右二）等在一起整理图书。

 

 

从废纸堆里“抢救”出来的《三峡通志》。

 

 

1981年，《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部分编纂人员在南京栖霞山合影。前排右一为潘景郑，右二为顾廷龙，左二为方行；后排右二为冀淑英，右四为任光亮。

 

1952年7月，上海图书馆成立，对外开放。1958年10月，上海图书馆和黄炎培等创办的报刊图书馆（原鸿英图书馆）、张元济等创办的历史文献图书馆（原合众图书馆）和任鸿隽等创办的科技图书馆（原明复图书馆）合并而成新的上海图书馆。国务院副总理陈毅题写了馆名。

 

在馆长一职空缺3年多后的1962年11月，上海市人民政府任命59岁的顾廷龙为上海图书馆馆长。这一当，就是23年。1985年，82岁高龄的顾廷龙才由馆长改任名誉馆长，直到他1998年8月22日在北京去世。

 

顾廷龙先生曾说：“我干的最多的是图书馆工作，整整六十五个年头。说起来，我做的工作很普通，归结一下只有六个字：收书、编书、印书。”

 

顾廷龙与图书馆的缘分可以追溯到1932年，当时他应燕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洪业的邀请，担任燕大馆采购古书的工作，又担任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驻北平采访处主任。“七七事变”爆发后，顾廷龙受叶景葵的再三邀请，回到上海，于1939年协助张元济、叶景葵等创办私立合众图书馆，并担任图书馆总干事。

 

正如当年叶景葵在给顾廷龙的信中所说，这里“空无一人、空无一物”。负责主持馆务的顾廷龙迎难而上，他有意让私营图书馆服务于公众事业，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除了向广大知识分子提供阅览，还要刻印旧本秘籍，“一为典藏、二为传布”。

 

“孤岛”时期的上海，币值暴跌、物价猛涨，严重影响了办馆计划的实施。顾廷龙只好因陋就简，顽强坚守阵地，许多事情亲力亲为。不仅如此，收藏着革命文献资料的合众图书馆还时刻面临着被军警搜查的危险。就这样惨淡经营了11年，到建国初期捐献给人民政府时，馆藏图书已经达到了25万册。

 

1953年，董事长张元济、常务董事徐森玉等将私立合众图书馆捐献给上海市人民政府，改名上海市合众图书馆，顾廷龙为代馆长。1955年2月，合众图书馆改名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顾廷龙为馆长。

 

无论“合众”还是上图，顾廷龙都会热情地给读者查找资料、答复咨询。他主张在学术研究上，专家学者与图书馆员之间应该亲密无间，水乳交融。对于那些真正做学问、求知识的年轻人，顾廷龙总是积极相助，没有半点私心，“小叩小应、大叩大应”，留下了许多感人的故事。

 

今年11月10日，是顾廷龙先生诞辰110周年。我们走访了曾经与之共同工作和生活的同事、朋友、学生，听他们谈谈他们眼中的老馆长。

 

他最喜欢送给别人的书法是“知足常乐”

 

周贤基（84岁，在“文清小组”时结识顾廷龙，后成为几十年的朋友）：

 

我与顾廷龙老先生原本互不相识，仅有的交集是我与他的儿子顾诵芬都在南洋中学读过书，并且两人年纪相仿。一个在外文书店工作的晚辈能够有幸结识赫赫有名的上海图书馆馆长，源于“文革”时期的一段特殊经历。

 

上世纪70年代，由市文化局与市出版局牵头，对“破四旧”过程中查抄的文物、书籍以及其他文献资料进行筛选整理，加入文物图书清理小组的人员来自不同的基层单位。那段时间，被打成“牛鬼蛇神”的老顾正在下放劳动，境遇悲惨，却始终心平气和地跟着大家一起工作。

 

我清楚地记得，玉佛寺与长乐路上的科技情报所都设置了集中清理点，而位于浦西路上的天主教堂规模最大，据说堆了420万册图书，于是“420”成了我们约定俗成的叫法。

 

老顾最初被安排在玉佛寺，由于“420”的书越积越多，又把他调了过来。即便是在人生的低潮时期，老顾也没有忘记一个图书馆人的使命，他对于保存中国历史文化作出的贡献、立下的功劳，我这个外行全都看在眼里，一直充满了敬意。

 

所谓众人皆醉我独醒，若不是老顾的力排众议，如今作为上图馆藏财富的家谱也许难以存世。在“文清小组”，查抄来的文物、图书如何取舍，需要依据严格标准，一开始，家谱、族谱不在保护之列。当大家准备处理这批“无用之物”时，眼光独到的老顾提出了不同看法。

 

“家谱记录了一个家族的变迁，是历史研究的参考资料，不可以随便扔掉。”老顾心急如焚，赶忙跟领导汇报。经过上级讨论，他的建议最终以公文形式呈现，随后下发至市级与各区县的清理小组予以落实。

 

上海是十里洋场，自开埠以来，官僚与商人云集，比如李鸿章、盛宣怀、曾国藩的后人均生活于此。除了家谱，老顾对于日常生活往来的信札同样很感兴趣，因为这讲述了一个时代的人与事。另一件入他法眼的“宝贝”是民国之后的线装书，哪怕一套书里少了几本，也要碰碰运气，东拼西凑以求齐全。

 

老顾凭借专业知识“抢救”历史文献，我帮不上什么忙，见他年纪大，扎书不方便，我就自告奋勇地把活揽了过来。从老顾进驻“420”到获得“解放”，我们相处的时间不算长，但是交情非常好。有一天，他接到了上图的通知，然后跟我讲，“老周啊，明天我不来了，要回馆里上班了。”

 

下放劳动的那些日子，老顾被迫住在西康路的一个亭子间，过得清苦，但不寂寞，华东师大、同济大学的几个老师经常过来拜访他。老顾每月领到的生活费不多，实际上，他的收入应当享受文艺二级的待遇，有200多块。回到工作岗位后，单位给老顾补发了工资，差不多是五六千块，他分文不留，全部捐给了国家。单是通过这一件事，你就知道老顾的为人了。

 

“文革”后，顾夫人潘承圭已经去世，儿子诵芬远在千里之外的沈阳，孤独的老顾让我搬来一起住，顺便照料他的生活。文化局给他重新分配了一套房子，地址是淮海路1751号，邻居们都是沪上文化艺术界的名角——精于历史地理的复旦大学教授谭其骧就在隔壁，在他家楼上是书画家王个簃。

 

住的条件大大地改善了，但老顾的房间依然拥挤不堪，书架上、箱子里全都塞满了书。在他的指导下，我学着整理书籍，帮着做卡片。因为出门上班比老顾早，每天的早饭由我准备，但其实很简单——几片吐司面包抹些黄油，粥配酱瓜、肉松或是腐乳。晚饭是让保姆烧的，老顾通常是一碗粥，再加半碗饭。

 

吃的简单，穿的、用的也完全不讲究。在老顾的家里，睡的床、看书编书用的写字台都是去旧货市场淘来的。两次出国，公家给他在友谊商店做过两套西装，还有帽子和皮鞋，可一回来就换上了最普通的衣服。生活俭朴的上图馆长从来不摆架子，在单位对待同事都很客气，无论辈分高低，喜欢别人喊他“老顾”。

 

后来，老顾的过房女儿给他找了个长期的保姆，因为饮食起居有专人负责，我就回家了。这个叫小杨的安徽小保姆真的很幸运，老顾出钱供她读书，据说还考上了大学。“老好人”一直都是如此，“文革”时，外面买不到字帖，他不厌其烦地写了一本又一本，然后不计报酬地送给有需要的同事或者朋友。由于他的书法出名，求字的访客络绎不绝，在我印象中，“知足常乐”四个字出现的频率似乎最高。

 

到了晚年，老顾曾去北京跟诵芬一起住，但他总是觉得不自在。一来，父子二人的研究领域截然不同，父亲擅长图书版本学、目录学，儿子从事的是飞机设计与制造；二来，老顾的一帮老朋友基本都在上海，回到这里才有归属感。我还听说，他在北京吃的也不习惯，老是惦记着苏州“陆稿荐”的酱鸭。

 

1997年，我又见到老顾一次，那是我们的最后一面。分别后，诵芬曾来信让我去陪陪老顾，可惜未能成行，没多久就传来了他去世的噩耗。老顾不在了，但诵芬每年春节都会打电话给我拜年，往往这个时候，我就特别怀念他的父亲。

 

既是精神导师，又是像父亲一般的亲人

 

李文（79岁，早在合众图书馆时期就跟随顾廷龙一起工作）：

 

我是1951年参加的工作，一开始在鸿英图书馆（后改为报刊图书馆），1955年又去了合众图书馆（后改为历史文献图书馆），主要任务就是收发信件，与各地的图书馆保持联络。

 

当时一日三餐都在单位。顾老房间有一张圆桌，到了饭点我就过去，陪着他和师母，一边吃一边聊。我们年纪小，偶尔还会跑到外面解解馋，但顾老很容易满足，无论食堂烧什么都不会挑剔，饭后不忘把桌上的米粒全部捡起来吃掉。只有当儿子顾诵芬从外地回来，老两口才会临时加餐，改善一下伙食。

 

顾老不会给你灌输大道理，而是通过实际行动来传递榜样的力量。别看历史文献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只有区区一二十人，但学习风气特别好，不管是像潘景郑、王煦华这样的专家还是扫地、送信的工作人员，都在利用业余时间提升自我修养。尤其是王煦华夫妇二人，每天下班后都会留下来，做研究、查资料，往往到了晚上十点才回去休息。那个时候，除了开放所有书库，顾老还安排人员值班留守，提供便利。

 

图书馆的附近就是常熟路，那时有不少私人经营的小书店。晚上闲来无事，顾老会叫上我一起去，一边走一边看，有中意的书籍就掏钱买下来。回到馆里，他让人登记入库，明明是自己的书，转眼贴上了公家的标签。图书馆购书经费有限，顾老就带头捐献图书，其他人也纷纷效仿。我没有藏书，但也不甘落后，跑去哥哥那里拿了几本普及马列思想的书籍，然后直接送到了图书馆。记得其中一本是《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萧三写的，扉页上还有哥哥的签名。

 

工作后，我跟着大家一起上夜校。见我年纪小，顾老专门开起了小灶，每周讲授两次《孟子》。一时兴起，他会摇头晃脑地吟唱起来。后来，他让我整理张元济、陈叔通的信札，教我从辨认作者签名的细微变化来推断大致的年代。1960年，顾老派我参加《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的编纂工作，“你是‘鸿英’出来的，过去好好学习，多积累一些经验。”这番语重心长的叮嘱指明了我的人生方向。在那以后，我在期刊领域工作了30多年，1996年退休，至今还在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在我眼里，顾老既是精神导师，又是像父亲一般的亲人，师母潘承圭对我也是关怀有加。1958年干部下放，她给我买了一套绒衣绒裤，“郊区比市区冷，棉毛衫不耐寒。”我顿时难掩泪水。“文革”结束，物质供应还不充裕，有一天顾老突然来看我，把儿子诵芬孝敬他的面粉和猪油都拎了过来，“你家人多，口粮不够。”

 

顾老给我留下的最深印象是与人为善、助人为乐，这一点，认识他的人都有切身体会。我再讲个故事，曾任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长的方行在解放前时常到合众图书馆看书，这个好学的年轻人吸引了顾老的注意。有一次，他主动上前打听对方喜欢读什么书，聊着聊着还不忘索要住址，表示日后有机会登门拜访。后来方行有段时间没来，顾老忍不住了，根据手头的地址去找，结果发现门牌号根本不存在。这个疑问在多年以后才解开——方行从事地下工作，尽管有愧于顾老，但也只能隐瞒真实情况。一场误会成就了一段美谈，解放后，他们既是上下级，又是忘年交。

 

对于来馆查阅资料的专家、学者，热心的顾老总是有求必应。周谷城、胡道静、吴湖帆他们常来，要是图书馆下班的话，顾老就会亲自去书库拿书，有时也叫上我帮忙。有些书很少人借，时间久了，积了一层灰，顾老的习惯性动作就是拿衣服袖子擦擦。他喜欢书，程度远远超过了一般人。

 

顾老的待客之道确实值得学习，但他对于图书事业近乎疯狂的热爱，最初让我难以理解。有时我们正在房间吃着饭，听到屋外有收破烂的小贩在吆喝，顾老立刻发话了：“李文，你快去叫住他。”当着众人的面，堂堂馆长无所顾忌地在废纸堆里翻来捣去，如果发现了什么有价值的“宝贝”，他就会出双倍价钱买下来，比如永安公司老板郭家的日常开销账册。

 

在顾老的手底下工作，我们经常自嘲自己是收垃圾的，就我个人而言，这么多年没有穿过一件好衣裳。每天把书搬来搬去，屋子里尘土飞扬，哪像现在的图书馆，可以随意穿着体面的衣服。顾老同样如此，有时忙了一天，他身上的灰反而更多。不怕苦、不怕脏只是基本条件，如何跟垃圾打好交道也是一门学问，最令人津津乐道的有这么几件事。

 

一是我到历史文献图书馆的第一天，为了积极表现，特意起了个早去办公室打扫卫生，最后把屋里的垃圾都倒掉了。顾老来了，脸色有些异样，询问这是怎么回事。我以为他会表扬我，谁知挨了一顿批评，“谁让你倒的？”事后，我知道自己坏了规矩。以往的经验是将垃圾先装进麻袋，类似于电脑系统的“回收站”，有什么不见了就去翻翻，等到实在装不下才倒掉，但必须再检查一遍，防止遗失重要的卡片或是档案。受顾老的影响，我在生活中也养成了这个习惯，家里要是扔垃圾的话，都会条件反射性地多看几眼。

 

二是解放初期，我们依据上级指示接管其他单位的图书与资料，由于历史文献图书馆规模小，“论资排辈”只能落到后面，眼睁睁地看着好东西都被别人挑走了，大伙儿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唯有顾老若无其事，似乎还有些庆幸，“我们这里地方小，其他图书馆要是看中了，能给它们一个归宿，我也就放心了。”终于轮到我们了，眼前的景象可以用一片狼藉来形容，起初大方的顾老这会儿倒变得斤斤计较起来，“千万要细心，片纸只字皆史料。”

 

另一个与垃圾有关的故事应该是流传最广的，同时也最具代表性。1955年，上海造纸工业原料联购处从浙江收购了约200担废纸，得知其中可能包含线装书，顾老当机立断带着工作人员去垃圾堆蹲点。现场环境相当恶劣，大家灰头土脸地连续干了11天，挽救了一批珍贵的历史文献。后来，“虎口脱险”的战利品用黄鱼车、板车运了回来。再看看顾老，两个鼻孔黑黑的，就跟烟囱口似的。

 

提到顾老，就不得不提上海图书馆收藏的家谱。当时没人理会这些又脏又破的旧物，我们也是敬而远之。顾老却能慧眼识珠，本来是废纸一堆的家谱，在历史文化研究领域却获得了新的生命。现在想想，这个老先生真的不一般，因为解放初期的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他能坚持下来需要多大的勇气。今天我们都在谈如何追寻中国传统的文化与精神，家谱的研究价值是其他史料无法比拟的。在上图的家谱文献正式对外开放前，著名新闻工作者邓拓是第一个读者，顾老帮着一起查找资料，直到对方心满意足地离开。

 

无论金钱还是权力，顾老自始至终都看得很淡，对待一辈子热爱的事业则恰恰相反。早在历史文献图书馆时期，他心底就有了个愿望——以圣彼得堡的俄罗斯国家图书馆为模板，把自家的图书馆办好，在传承历史、传播文化的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1956年，上级部门要求历史文献图书馆为科研单位、机关、高级知识分子服务，确立了定位后，顾老的兴奋之情不可言喻。

 

对于“文革”往事，顾老闭口不谈，即使遭遇过丧妻之痛，也依然坚强地直面命运。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他的身体渐渐出现了问题，后来胃部动手术，平时最爱的花生米、松子糖统统不能碰。我去医院看望顾老，做了一些饺子，他一个劲地夸好，还乐呵呵地分给了其他病友。开完刀，老先生精神状态不错，但整个人消瘦了不少。

 

顾老去世时，我被单位返聘，在总值班室接电话。或许是冥冥之中注定好的，抽屉里多了99个折好的锡箔，这是我学着给家里老祖宗做的，却莫名其妙留下了一部分。我装进信封捎给诵芬，希望在他父亲的遗体火化时一起烧掉，结果他原封不动地从北京带到了苏州，在顾老墓前交还给了我。青烟袅袅，我缓缓磕了个头，泪水模糊了双眼，“顾老，安息吧！”

 

他觉得，要当主编就要担起责任来

 

任光亮（74岁，曾协助顾老编纂《中国古籍善本书目》）：

 

从1963年到上海图书馆开始，我一直干到2000年退休，也有近40年。起先是在其他部门，1974年图书馆送我们几个人去北大进修，1975年回来后才进古籍组，完全算是一个新兵。后来，赶上了编纂《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好机会，我一直协助顾老，收获了很多。我主要讲讲编《书目》的过程。

 

1975年，周总理那时病得很重，提出要尽快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出来，这后来成了他的一个遗愿。1977年，顾老去北京开座谈会，讨论书目的著录条例、分类、范围等问题。顾老回来传达了指示精神后，上海图书馆非常重视，马上总动员，将本馆善本书目复查一遍。当时，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先进行试点，后来扩大到南京图书馆和浙江图书馆，四个馆先做起本馆善本的编目工作。顾老和北图的冀淑英等一块研究工作如何展开，研究了好多次，最终确定了收录范围、著录条例、分类法三个文件初稿，明确了古籍善本的“三性”、“九条”，就是从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艺术代表性来考察，还提出九项具体条件。1978年3月，在南京举行了一个120多人参加的会议，包括各省市图书馆、大专院校、文博系统等单位，开始研究编纂的步骤。

 

不同于以往，这次善本编目工作相当于是政府行为，不是一家之力能为的，需要全国各单位积极参加。整个工作分好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普查。各地藏书单位进行古籍书的整理编目，对原有卡片进行检查、纠错。顾老从北京开会回来后，上图就着手进行这个工作了。1979年，相关人员又到华北、华东、西南等片区了解进展，察看卡片。年底在南昌开会，定顾老为《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主编，冀淑英和南京图书馆的潘天祯为副主编。

 

第二阶段就是汇编。1980年，各单位派出40人左右进京，进行汇编。我和顾老一起，在国务院招待所待了有8个月。为什么要汇编呢？因为各地方交上来的卡片参差不齐，规格、体例等，都可能不统一；而且，有些书是不是要收进去，有些是不是要复本，是不是记录准确，都要进行汇总、审查、确认。

 

北京图书馆馆长刘继平当时是编委会主任。8个月后，差不多是1980年底时，刘先生他们研究决定成立经、史、子、集、丛五个编室，编室下面再分组，由主编、副主编进行复审。经、史部到上海来，由顾老负责；集部、丛部在北京，由冀淑英负责；子部由潘天祯在南京复审。

 

一系列工作完成后，卡片编成了书本式的“征求意见稿”，这五个大字也是顾老亲笔所写。交付油印后，发给专家、学者、图书馆等，听取、收集意见。“征求意见稿”作用很大，它后面附有索引表，各书编号后面标有藏书单位代号，反映哪些单位有这本书——有的编号后面只有一个号码，这本书只有这一家单位有；有的编号后面有三个号码，就是三家单位有这本书。有了索引可以直接对应到书，这样一来，很多以前以为是孤本的，后来发现不是；有些以为是“残书”，后来发现只是不同馆收有不同部分，合起来就完整了。

 

当时在“征求意见稿”中，善本书下面都有标注行格，即每书几行几字，这对鉴别图书很有好处。看不到书的时候，知道几行几字，有助于比对。定稿时，这一项被拿掉了，就怕有的单位数不准，有误差。2002、2003年左右，天津图书馆将“征求意见稿”编成索引出版，就是《稿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书名索引》。这里面虽然只列了书名，但要查什么书、去哪里找，还是比较方便的。

 

最后就是定稿出版了。从1989年到1998年，经、史、子、集、丛部陆陆续续出齐。但如果从1977、1978年就开始算的话，整个过程花了20年。在这里面，我主要从事经、史部的编纂，从开始汇编、复审、油印稿到定稿，包括油印稿的刻印、分发、收回。作为主编，顾老更是自始至终、尽心尽力，生病时还关心编纂工作。1995年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一个总结表彰大会，顾老获“杰出贡献奖”，我获了个“突出贡献奖”。其实，顾老也不是什么主编都愿意当的，非常谨慎，他觉得要当（主编）就要担起责任来。他在给我的一封信中就表示过，因为各种原因，想请辞《李鸿章全集》的主编，改称“顾问”。

 

“文革”时，上海成立了一个文物图书清理小组，顾老过去那边工作。基本上，全上海当时“抄家”的字画图书都过去了，很多工作人员不懂，随随便便的，顾老抢救下来很多珍贵的东西。他常说，对书的鉴定是全方位的，不仅要看书，还要注意书的纸张。我们修补古书一般是以旧修旧，如果本子比较旧，也得用旧纸，用很新的纸，就不般配。顾老自己收藏了很多书籍的衬纸，还赠予我，比如康熙竹纸。

 

顾老在北京人民医院住院时，我们两口子一同去照顾，一星期换一次人。那次记得特别清楚，换好别的同志，我们票买了正准备回上海时，顾老情况就不太好了，后来就过世了。顾老就是一个“好好先生”，待我们都像自己人，亲和得不得了。他老人家很愿意给别人写字，当年我儿子上学念书时，他还给写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爱人平时也爱练练字，顾老还写帖子给她临摹。

 

片纸只字皆史料，甘为他人做嫁衣

 

陈秉仁（72岁，上海图书馆原古籍部主任）：

 

1964年1月到上图工作时，我最早是进了上图的徐家汇藏书楼。藏书楼原来是天主教堂，鸦片战争以后逐渐形成藏书楼，收藏近代资料，后来以西文书为主。从那时候开始，我跟顾老就有接触了，他编《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时经常去藏书楼。以前没有电脑复印机，都是人力抄卡片，光《汇录》的卡片就有25大木箱、500多公斤。

 

我们这批人，很多是从其他行当转过来的，不是学院派学生。进上图时，顾先生就是我们馆长，年龄差很大，我当时才20岁多点。在藏书楼工作了10年，1974年图书馆送我去北京大学念古籍整理专业，回来后就到淮海路那边，和顾老在一个办公室。他虽然是一馆之长，但从来不在馆长办公室办公，基本是和我们在一起看东西。

 

收集、整理、揭示文献，是顾老一生的主要工作。和很多学者不一样的是，顾老没有把全部精力放在个人研究上，而是把资料拿出来提供给学者，“服务”的精神很重。顾先生是研究文字学的，在燕京大学时师从郭绍虞先生，后来从事图书馆事业，算是在后方提供“炮弹”，学者们都很佩服他。当然，在收集、整理、揭示文献的过程中，搞了很多目录，这又成为顾老自己的一门学问，以至于成为版本学家、目录学家。我们后来称他为图书馆事业家。

 

有人可能觉得顾老专门搞版本，实际上，凡是他觉得能记录历史痕迹的，他都会收集过来。顾老总是跟我们讲“片纸只字皆史料”，他观察很细致，能从细微中看到博大的东西。

 

上世纪30年代，顾老从燕京大学图书馆来到合众图书馆。合众图书馆是一个私人图书馆，藏书主要靠捐赠，包括创办人张元济、叶景葵等先生以及一些社会名流。这些人都不是什么特别有钱的大资本家，经费很有限，工作人员也很少，最多时没有超过9个人。顾先生当时是总干事，在那样的情况下，他很注重文献收集方法。很不起眼的东西，比如家谱、朱卷、登科录、乡试录、缙绅录，甚至于电影说明书、讣告等，他都作为重点收。顾老特地跟我讲过，讣告是人物传记中一个很重要的材料，“如果谁能把全国各地报纸上的讣告收集起来，有个几十年，这本书就很了不起。”

 

尺牍那时也不受重视，没什么人要收藏。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人进了租界，汪康年的后代准备把很多书信处理掉。叶景葵先生收来合众图书馆，顾老全都保存下来，共计有700多人写给汪的信。顾老请人将这些装订成册，本来1960年代准备出版的，直到“文革”之后才出来。一般人认为书信没什么意义，老先生就看出了不一样。汪康年当年搞《时务报》时，很多人写信呼吁抗日救国、兴办实业，顾老觉得这些书信对研究戊戌变法、甲午战争非常重要。汤志钧先生写《戊戌变法人物传稿》时，最有说服力的史料就是汪康年的书信，纠正了历史上的很多说法。

 

清光绪年间，大概是1905年出了《李文忠公全书》。在此后的约100年时间里，大家都认为这应该是李鸿章最全的全集了。实际上，这本书只有30%，并没有出齐，只出了当时认为重要的李鸿章的一些政论。全稿由李鸿章的儿子李经迈收藏下来，1940年李经迈去世后给了儿子李国超。李国超解放前后去了美国，把全稿给了震旦大学。1951年全国院系调整，震旦变成二医大，很多文科资料都要送出去。顾先生说他接到上海文化局打来的电话（合众图书馆当时归文化局管），让他到重庆路（二医大地址）看看有什么东西是他需要的。正规的一些书，复旦大学都收去了，余下的有好几箱，书也不是，没人要。顾先生说，“我只要这个。”这里面就是现在看到的《李鸿章全集》，多了60%到70%。

 

老实说，拿着这些资料，顾老自己就能研究出好多东西，但他始终把“服务”放前。李鸿章写给潘鼎新很多信，顾先生就推荐给年子敏先生去研究，年子敏据此重新编注出了《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图书馆事业是一种幕后工作，顾老就是这样“甘为他人做嫁衣”。

 

不少人以为，老先生搞古籍研究，一定很保守。其实，顾老在技术手段上就很有创新精神，从几个例子都可以看出来。

 

图书编目有个特点，顺序很重要——检索主要靠顺序，记忆也是按顺序来最简单便捷。以前的编目都是书本式，要调整的话就讨厌了，又要重新抄一遍。从合众图书馆开始，顾先生就很注重用卡片。卡片以前也有，顾先生算是比较早提出用卡片的，用得也比较多。我就此问过顾先生，他说卡片最快，用起来“像扑克牌一样”，纠错也很方便——卡片一提，朝后一插就行了。今天按类分，卡片就按类目排；过两天觉得还是按书名排吧，就按书名再排一次；再过段时间，想想不对，又可以换另外一种排列方式。

 

不仅如此，顾先生还主张用油印卡片。原先都是手写，油印就可以印好多份，分别按类别、作者、书名来排列，一次能解决很多问题。在编《中国丛书综录》时，最后直接把卡片发给出版社，在这以前基本都是把卡片内容抄成书，再交给出版社。胡道静当时是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的编辑，跟顾老是世交，胡先生就提议不要抄了，抄来抄去麻烦，还容易错；抄成书后想改也麻烦，要为两三个条目颠三倒四改几次。把卡片直接发给出版社，万一有错，抽出来换个位置就解决了。可以说，用卡片排目录，《中国丛书综录》算是比较早的，这与顾、胡两位先生的默契很有关系。

 

当时的检索多是按照汉字笔画排，数起来要命。顾老很推崇中国的四角号码——把汉字转换成数字，便于记忆，检索起来也快。《中国丛书综录》就用了四角号码，出来后有反对的声音，顾先生有点为难，胡道静就提出，别说《综录》了，上海公安局的户口卡也是按照四角号码方法排的。实际上，几十年下来，人们发现还是这种方法快捷。这在当时算是比较领先的。

 

在对藏书的库房管理上，顾老也有“好点子”。合众图书馆库房很紧张，如果按照分类上架的话，每个类后面要空很多出来——今天排到一个位置，过几天要插书进去。书库实在没办法解决，但其他图书馆都是这样的死方法。为了节约空间，顾老提出要固定上架，不管什么书，给它一个固定号码，“1号”、“2号”……书库永恒不动，保证饱和及充分利用，变化在卡片上。卡片印好几套，“1号”有好几张，不管是按照类别、作者，还是书名，最终都对应到“1号”。这种库管方法在上图比较流行，一直延续了下来。

 

我在北大进修时就深深感觉到，学院派搞古籍整理研究，理论讲的多，实践太少。现在，很多硕士、博士来了后，具体工作不会做。当然，我们得承认，离过去的年代越远，文化差异就越大。顾老他们一代比我们离过去近，他们习以为常的一些东西，在我们看来就蛮稀奇。现在馆里招聘员工，要求用繁体字写简历，或者抄一封信，大多数人都不行。搞历史文献研究，离时代越远，需要的知识就越多——年轻人要从学繁体字开始，我就不需要，因为我们那时用的就是繁体字；我没念过四书五经，拾起来很费劲，在顾老、潘老那时算是必读。可以说，现在学生的负担越来越重。但其实呢，很多东西在学校讲很久，在实践中就非常简单,1990年代，顾先生到北京图书馆和任继愈馆长交流时，就探讨过如何培养学生。顾先生也跟吴织说过：“我带研究生，最多一个月讲一次课，他们能从我这学到什么？你啊，碰到问题，我就给你讲，不是每天讲，而是每时每刻都在讲，你又能学到多少。”几位老先生都是这样，在实践中传授给我们很多宝贵的东西。

 

有些人搞古籍研究，发现是宋刻本、元刻本，就拼命收，其他都不要。顾先生常常是，“你们不要的都给我，我要。”现今看来，那时“不值钱”的东西经过长年累月的积累，都成了非常重要的资料。老一辈图书馆的人，都很看重“服务”——资料收罗进来，整理、揭示出去，供学者去发掘有价值的东西。当年，汪熙教授发现“盛宣怀档案”里面，有个算命的给郑观应记过生辰八字，很详细，但和外面流传的“事实”不符，有人就质疑算命先生“不靠谱”，其实算命先生才靠谱。这很好理解啊，算命时提供的肯定是真实的生辰年月，考试、做官这些，上报年龄都有可能虚假。古籍整理工作，帮助学者纠正了很多历史说法。顾老和几位老先生都是这样，“甘为他人做嫁衣”。

 

顾老生活很简单，平时去食堂经常就买二两光面吃。他搬家那时还没搬场公司，都是我们小辈去搬。我进上图时，顾老六十几岁了，放到现在都退休了。我现在这年龄，再去做什么就感觉力不从心，他老人家编《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时比我年纪还大。耕耘不辍，顾老一直没退休，一直干到最后，为我们留下了很厚的“家底”。

 

如何做学问，顾老是我的引路人

 

严佐之（66岁，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古籍研究所所长，师从顾廷龙）：

 

我是67届高中生，1968年底到崇明长征农场，工作了4年后，1972年冬天“上调”到上海图书馆。因为还处于“文革”中，文化单位那时不算“好”单位，清水衙门，不像工矿企业。当时抽调的机会很多，工农事业局什么的，都有得去。可能考虑到平时喜好，农场负责抽调的干部找到我说：“佐之啊，我看你去图书馆就很好，把你调到图书馆去。”后来，整个农场有50个青年去上图，陈先行和我，都是农场里一起出来的。

 

到了上图后，大家先进学习班学毛泽东思想，结束以后再分配。他们看我学习班小结写得不错，字也写得好，就把我要去古籍组。我就感觉自己像“老鼠掉进了白米缸里面”。

 

1973年初进古籍组时，顾老在沈阳探亲还没回来。不过，组长吴织都跟我们小辈介绍过顾老，那时介绍不会像现在这样，“文革”期间都不称“顾老”，而称“老顾”。包括潘景郑、瞿凤起先生，所有人喊起来都是“老潘”、“老瞿”，他们就叫我们“小严”、“小陈”。顾老回来后，我们都跟着大家一起叫“老顾”。印象中，他就是一位敦厚、纯真的老人家，非常和蔼可亲。有一天，吴织带我们新进去的4个青年去顾老西康路的住处，进门后就说：“老顾啊，今天我带4个青年来，你又多4个学生了。”那天，顾老送我们每人一本他编的张元济《涉园序跋集录》。

 

我虽然在初高中时就喜好文史，但对版本目录这些，一点都不懂。拿到书回去，迫不及待地看，当然，看也没看懂什么。之后，几个年轻人又去顾老家里，顾老推荐我们读《资治通鉴》。他把家里收藏的（年代）比较近的刻本拿出来：“你们能看得懂的，看到哪里就点一下，一句就一句，读不通也无所谓，点错了也没有关系。”点完一本要给顾老看，再换一本。后来进了大学读研究生，我才明白，顾老那种方法是中国传统学国学的最基础的读书方法。他让我们做一些事情，不会说出多少大道理。后来读中国通史、中国哲学史，顾老提醒说要做做笔记，叫我随便记什么，爱记什么记什么，有什么感想就记什么。

 

如果说从1973年开始，我懂一点如何做学问的话，毫无疑问，顾老是我的引路人。至今，已经四十几年过去了。

 

在古籍所时，我享受到的“待遇”还是蛮好的。吴织分配我跟瞿凤起先生学编目，平时除了看书、管书外，大部分时间都在学习。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上图很多珍贵的善本都运到安徽山村的山洞里藏了起来，后来这批书要回来，就有一个开箱、验书、上架的过程，同时还要核对编目。具体工作主要是瞿凤起、潘景郑、吴织、沈津在做，其间，我受到了顾老、潘老很好的训练。顾先生让我不懂就问，老先生谁在就问谁，他还说“工具书很重要”，这点对我启发很大。研究生毕业留校后，老师周子美先生的课叫我接上去。除了做版本学、做概论外，我思考了很久，目录学还能做些什么呢？框架上没有什么可突破的了，这时就想到顾老说的“工具书很重要”。我的《近三百年古籍目录举要》就是由此启发，对常用的藏书目录做一些研究，介绍给学生。可以说，能有这本书，就是从顾老那边来的。顾老说我这本书“有助于初学”，当然，他也跟我表示过，“小严啊，你有这个就够了，以后概论性的东西就不要再写了。”我知道，顾老那是鼓励我要有创新，有更深层次的提高。

 

那时一周上6天班，上班就看书，快乐得很。图书馆里有项工作叫“开架”——一个周期后，取书放书可能乱，或者不整齐，要根据登录号码检查书对不对，放架放好。一来是检查，二来也是让书透透气。我当时就觉得很没趣，干其他能学到东西，这个分明就是“体力活”嘛。我就问顾老“这有什么好学的”，他回我，“这也好学啊，你就记书名嘛。”他对年轻人的教育就这样，没什么深奥的道理，化于日常无形中，让我现在回想起来都感慨颇多。

 

“文革”后期，各单位根据中央的“721精神”纷纷开办“721大学”，我们这边办了个古籍班，上海搞古籍的年轻人都来学习。顾老提供了很多支持，安排了一些课程。1977年恢复高考后，我蠢蠢欲动，一心想再读书。顾老跟我表示过，“有什么好考的，我们这里条件不比大学差。”当然，一是尊重顾老的意见，二是受“文革”影响，好不容易户口从农场调过来了，母亲也不支持我考。这一念头就暂且搁下。半年以后，之前“721大学”里有个华师大图书馆的人告诉我，华师大古籍组要招研究生，他们对我很有兴趣，希望我去考。我跟顾老一说，他表示“也没有必要”。据说，华师大古籍所的老师后来委托历史系的吴泽去做顾老工作。我再去找顾老时，他跟我说了一句——“你去大学读书也好，可以开眼界。”走前，顾老还写了一条幅相赠，上面有毛主席语录“谦虚谨慎戒骄戒躁”。

 

去了华师大以后，有什么事情，我还是会登门向顾老请教。读研期间，顾老让我写一篇文章，考一考四川蜀刻本的源头，还指出怎么找材料，看哪些书。我写成文后交予他。顾老有次从四川讲学回来，我去找他，他拿出一个信封：“小严，我在四川，他们让我讲课，我就用你这个稿子讲了四川的刻本。也没征得我同意，他们在四川的一个刊物上发表了，现在寄来三十几块钱稿费，这个应该是你的。”我当时非常感动。这是我第一次写学术论文，算是顾老让我做的练习，自认也是顾老的功劳和成果。可他，无论如何都要把稿费给我。这件事情少有人知道，我放在心里珍藏了多年。

 

放暑假时，我也会跑去问他“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大家都知道，顾老最喜欢苏东坡的字，有次他就说：“小严你去做这个吧，做苏东坡书迹辑目。”他自己写好，一条一条，年份排好，标注可以看哪些书。我就按照他给的“单子”去找材料。出于各种原因，加上要操劳很多事务，顾老想做的一些可能后来都没有完成，遗憾是有点遗憾的。

 

老先生平日里待人特别平易。那时候，顾老帮人家写字，我们一帮人就很开心，磨墨的磨墨，铺纸的铺纸。图书馆里谁想要他的字都可以，他甚至给人家写帖去临摹。有谁结婚了，顾老会主动写字送上。对晚辈特别提携，平等地以礼相待。看到年轻人来，顾老都会站起来，送人也会送到门口。有一次去他家，中午留我吃饭，下午有个活动邀我同行。到了现场，门口摆着贵宾签到簿，他签好后说：“小严，你也签一下。”我那时还是小辈，哪里敢签。当年，周总理去世后有一个座谈会，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顾老哭，他跟我们说，“总理讲的要活到老学到老，我也要这样。”不久之后，顾老就打了入党申请报告。

 

离开上图后，有一次我去找顾先生，说到一篇文章里讲雕版印刷的起源。我指出文章里的观点早被人批驳了，便跟顾老说想写一篇文章批驳一下。顾老带着一口吴侬软语说：“这种文章不要去写，花了时间，写出来没人相信、没人看。不要轻易陷入那些无谓的争议中，阐述自己的观点就好了。”研究生毕业时，所里的领导请顾老作为我的答辩老师，他表示要避避嫌，后来还是请了潘景郑先生。其实，我明白顾老当我是他老人家的弟子，觉得这种情况还是不要出来讲为好。

 

很多人评价顾老——“大叩大应、小叩小应、有叩必应”，顾老一直就是大求大应、小求小应、有求必应的。要做成一件事情，你去咨询顾老需要看哪些书，他都会一一告诉你，所以做东坡书迹辑录时，他能列出书单给我。

 

沈剑知当年为感谢顾老作《李映碧南北史合注跋尾》，在给顾老的一通信札中写到：苏诗“观书眼如月，罅隙靡不照”，谓公遍读藏书得其要领，不比一辈但知版本而不能读也。

 

顾老是真读书，算是在传统学识中游了一个遍，一个偶然的机会到了古籍研究这里。用这么一大缸水，化解版本目录这一个方面。沈剑知对顾老的评价，也正是我想表达的。我们经常说，藏书家分五等：考订、校雠、收藏、赏鉴、掠贩，除了掠贩，前面“四大家”，顾老都算得上，尤其是校雠、鉴赏。顾老去世以后，我们给他的定论就是——图书馆事业家、版本目录学家、书法家，等等。2005年，我同当时复旦古籍所的章培恒先生联合举办了一个古典文献学的学术研讨会，探讨顾老在古籍研究人才培养方面的成就。我们一致认为，古籍事业的传承，人是第一位。我们这一辈人，很少没有受到过顾老教诲的，只不过多一点少一点。老人家学识广、眼界高，用这样的底气做版本研究，味道是不一样的。包括潘景郑、瞿凤起，几位老先生都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好榜样。

 

能助成人之盛举，可谓不负其平生

 

陈先行（63岁，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高级研究员，师从顾廷龙）：

 

1973年，我一条腿刚迈出崇明农场，另一条腿就迈进了上海图书馆古籍部。考试形式就是写一份小结，评判标准无非两条，一看字体是否工整，二看文章是否通顺。50人之间的竞争还是挺激烈的，最后只有三人留在了南京路，其中一个是我。

 

赴新单位报到时，我并没有见到大名鼎鼎的馆长顾廷龙，他正好去了沈阳，探望设计飞机的儿子顾诵芬。每年冬天，父子两人基本都能团聚一次，南方天气又冷又潮，北方则有热炕可以取暖。与潘景郑先生不同，顾先生平时还是比较严肃的，所以大家或多或少都怀着敬畏之心。

 

我们的初次交谈回想起来有些机缘巧合。当时的北图副馆长丁志刚来我们馆里参观，我在书库把守大门。丁先生很客气，一看到我，就跟顾先生讲，“你们古籍部现在有这么年轻的工作人员啦？”等客人走后，顾先生用苏州话问我：“乃啊有兴趣？”（“你是否有兴趣？”）我听了很激动，告诉他：“非常有兴趣，因为在藏书家们身边工作。”这可不是什么客套话，那时除了潘景郑先生、瞿凤起先生，还有近代文献组的姜单林，我天天跟在这些老先生后面，听他们随便聊聊就能收获新的历史知识。岂料顾先生面孔一板：“乃伐是潘景郑、乃伐是瞿凤起。”（“你不是潘景郑、你不是瞿凤起。”）言下之意，你是帮公家做事，没办法做藏书家，不像潘、瞿二人，他们的家庭背景不一样，可以支撑自己的爱好和精神需求。

 

上海图书馆能有今天的成就，顾先生付出了太多心血，这甚至可以追溯到四馆合并前的合众图书馆。据我所知，当时福州路旧书店的老板们要是收到了什么宝贝，都会先送到合众图书馆，让这里的藏书家掌掌眼。顾先生通常会跟对方约定，借阅一个晚上，通过细节比对，把好版本的内容过录到自己的图书上。尽管当时也有爱国人士资助，但“合众”印书的经费一直是捉襟见肘，为了省下这笔钱，顾先生决定手书上版，当然，他的字也写得好看。顾先生后来跟我回忆，马路对面有一个舞厅，等到半夜舞厅都关门了，他还在房间里抄书，一个晚上能写完3000字的小楷。

 

从顾先生的口中，我还知道了馆长任命时的一些细节。1962年，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长方行宣布顾廷龙担任上图的馆长，台下几乎没有谁鼓掌。这其实不难理解，合众图书馆人少，规模小，他们的馆长没有优势可言，偏偏最后的结果出乎了绝大多数人的意料。任命状是由柯庆施亲笔签署的，一个处级干部的人事任命“惊动了”上海市委书记，这似乎没有先例可循，以后应该也不会再有了。每每提及此事，顾先生的心里就有一种莫名的小得意。这也不是什么虚荣心，事实上，他不算是一个真正当官的人。过去主持“合众”时，顾先生就在书库的角落里摆一张桌子办公，累了就叫上同事一起打会儿乒乓球；担任上图馆长期间，他有一间专门的馆长室，但是基本不去。每天就拎着公文包来古籍部，除非有会务安排，一般都和我们在一起工作。

 

1985年，已经是耄耋老人的顾先生结束了长达23年的上图馆长生涯。看似退休，实则不然，他依然担任着名誉馆长一职，心系上图的建设和发展。在顾先生去世前一年，他还跟我谈到了关于图书馆人才培养的想法。“做我们这行的人或许不会太多，你身边的年轻人只要有兴趣，哪怕是反对你，也要给他机会。”听着这番肺腑之言，我深深被打动了，禁不住热泪盈眶。

 

若顾先生当初只顾埋头做学问，手边资源可谓得天独厚，但“图书馆之使命，一为典藏，二为传布”，因此他把主要精力用来给读者提供服务，一生兢兢业业，乐此不疲。合众图书馆尚未正式公开阅览，读者已经遍及全国各地，有的登门求索，有的来信咨询。前者如钱锺书、顾颉刚、郑振铎等，后者有陈寅恪、聂崇岐、向达等。蔡尚思在自传中专门提到他在治学道路上受惠于“合众”，胡适研究《水经注》亦得到了“合众”与顾先生的帮助。

 

无论业已成名的专家学者，还是喜欢文史研究的普通读者，顾先生都是诚恳接待，一视同仁。像冯其庸、黄永年曾为写大学论文而来，陆维钊、刘厚生也在此收集过资料，用于专著的编写工作。“顾廷龙先生特别热心，不嫌烦碎，我所指定的史料，顾先生能于十分钟内在杂乱的书城之中取出供我阅读。”

 

刘厚生在《张謇传记》的出版后记中写道，“顾先生待我之热心，使我深为感谢，其胸中的渊博，尤不能不使我表示钦佩也。”

 

顾先生历来重视抢救历史文献，哪怕是承受着不可想象的压力和风险。1949年以前，传播马列主义、宣传共产党的书刊资料数量不多，无论是在革命根据地还是国民党统治区。凭借职业敏感，顾先生千方百计地收集和保护这类文献，迫于当时的形势，将一批书籍秘藏在书架顶端与天花板的结合处。解放后，中共中央派专员到上海征集革命史料，他们在政府机关、档案馆一无头绪，却在合众图书馆找到了大量稀缺资料。顾先生在晚年回忆此事时说道，“我为自己是一名‘合众’的成员而感到骄傲。”

 

在垃圾堆里寻宝是老顾的一大乐趣，如今上图收藏的传世孤本《三峡通志》、明末版画上品《山水争奇》就是从纸屑飞扬的造纸厂里寻觅得来。鉴于那次从废纸堆中发现大量经济、教育、风俗的史料，顾先生随即在报刊上撰文，呼吁各地文化教育机关重视古籍图书的保护，同时在群众中间做好宣传工作，杜绝将珍贵文献随意废弃的现象。为了加深人们的理解，顾先生运用了浅显的例子——比如旧社会死了人发“讣闻”，将小传汇编起来，就能起到类似于明朝《献征录》、清代《碑传集》的作用；而把旧的电影说明书汇集整理，就可以呈现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史。

 

“文革”开始后，顾先生“片纸只字皆史料”的观点被肆意扭曲与嘲弄，因其致力搜购家谱、鱼鳞册，被污蔑为替地主阶级树碑立传，从而被打进了“牛棚”。精神与肉体备受折磨，但顾先生首先考虑的不是个人安危，而是如何保护堆积成山的抄家图书。在文物图书清理小组，他使出浑身解数，抢救了大批珍贵史料。比如陈元龙、屠寄、姚石子、刘半农等人的日记，“稍一疏忽，就会失之交臂。”遗憾痛心之事也在所难免，顾先生曾发现两本经曾国藩亲笔修改的奏稿，但这些“反动的东西”被扔进了乱纸丛中，此后再也没有找到。

 

“文革”是一场浩劫，全国各地公私收藏的图书资料都遭到了损失和破坏，上海的情况相对好一些，这里面就有顾先生的功劳。对于那些抄家图书，他曾组织人力对破损处精心修补。“文革”结束，很多私人收藏家表示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的藏品会被保存得如此完好，而一些爱国人士为顾先生奋力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的行为所感动，纷纷将发还给他们的藏书捐给上图，其中就有仁和朱氏结一庐旧藏、祁阳陈氏郇斋藏书。

 

在我的心目中，顾先生首先是一位图书馆事业家。他曾用六个字概括自己的一生：“收书、编书、印书”，可谓“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顾先生来到上图以后，提出了孤本不“孤”的印书计划，“人生时间有限，与其个人出书，不如为印行先哲遗稿多花点精力，聊尽后死之责。”因此，他专门建立影印工场，使得大批古籍得以化身千百，服务社会。

 

顾先生常以“勤能补拙、俭以养廉”自我约束，而对于国家又是何其慷慨，将珍藏数十年的清顾嗣立《元诗选》未刻稿本，《明四皇甫诗书卷》及清初顾祖禹、朱用纯、余怀等题诗的《马藩候像赞册》等珍贵书籍捐给了上图。

 

缅怀前辈、感念恩泽，顾先生为我国图书馆事业所做的贡献将永垂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