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值杭州地区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十年建设之际,公共图书馆:社会教育中心暨《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的探索与实践杭州调研报告》专家座谈会日前在杭州图书馆举行。文化部公共文化司巡视员刘小琴,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李国新、委员巫志南,国家图书馆副馆长陈力,浙江省文化厅公共文化处处长任群,杭州市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委主任钟玮,以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南开大学、杭州师范大学等著名高校专家和上海、云南、浙江图书馆同行共20余人出席会议。杭州图书馆馆长褚树青作了主旨发言。
与会专家就科学客观地认识、评价取得成绩和不足,积极推动政府对公共图书馆事业管理机制的改革,进一步发挥公共图书馆在文化传承、知识传播、法律普及、信息咨询等方面的作用,积极推进学习型、创新型城市建设,切实把图书馆打造成为全民社会教育中心等作了总结和探索。专家对杭州图书馆的十年发展给予了高度评价,李国新认为,杭州图书馆是中国城市图书馆发展的标杆之一;陈力表示,杭州图书馆树立了现代图书馆的典型形象。期间,还参观了杭州图书馆生活主题分馆和佛学分馆、少年儿童图书馆、富阳图书馆渔山乡分馆以及桐庐深澳镇环溪村农家书屋,杭州公共图书馆的总分馆服务体系建设及实践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
学历教育在学校,非学历教育在图书馆,以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为抓手大力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将图书馆打造成为全民社会教育中心,这是与会专家形成的共识。近年来,杭州地区公共图书馆在提供社会教育方面做了大量的探索与实践,今后还将不断丰富其内容和方式,作为学校教育的补充,成为全民教育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教育区别于学历教育,它支持人们进行自由、自主、生活化、体验式的终身学习,而现代图书馆将成为最适合的学习场所。就像图书馆人期望的那样:“我不在家,就在去图书馆的路上”。未来,杭图将提供更主动的服务,有更多的尝试和创新,将学习的概念融入人们的生活,使其成为学习中心、文化娱乐中心、休闲运动中心、品质生活体验中心和创意中心,真正发挥作为第三空间的作用。
刘小琴(文化部公共文化司巡视员):这次座谈会的主题定得很好,就是研究图书馆的社会教育。下一步怎样发展,我觉得图书馆的社会教育功能,应该说是永恒的话题。从它的诞生,始终就是伴随着社会教育的功能,但是也可以看得出,随着社会发展进入不同的阶段,社会教育的内涵及方式确实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从杭州图书馆一系列探索来看,它在社会教育这方面,不管是范围还是方式都在不断地拓展,更重要的是理念的转变。将来我们图书馆要从单一的服务成为一种多种体验空间,既可以体验到科技技术,也可以体验到艺术,还可以体验到最基本的、最丰富的不同形式的阅读和学习,所以这个理念的转变是非常重要的。
图书馆履行的是社会教育职能,和各类学校教育不同。学校的教育就是要你学,可能小孩刚入学的时候,没有学习的意思,但也必须要学。图书馆所提供的社会教育,通过广泛的宣传,让大家都能树立一个“我要学习,我要自我教育”的氛围,那么图书馆将为自我教育提供最好的帮助。这就好像自己认识到要在这个社会上有更好的生存和发展,要成为一个更完美的人,人要得到更好的发展,要更加幸福的生活,必须得自我教育,而要实现自我教育,图书馆是离不开的帮手。如果转变成这样的话,我们图书馆的地位和作用就会不一样。人人都能意识到,我的人生就是在自我教育的过程中度过的,这个过程离不开图书馆,不仅到那儿去学习书本上的知识,增强学习能力,还要体验社会生活的更多方面,比如对艺术、科技、人际交往的体验等等,都可以在图书馆找到参与的途径。这是个很重要的理念转变。
任群(浙江省文化厅公共文化处处长):公共图书馆应该坚持专业化、大众化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杭州图书馆在这方面的做法值得推广。浙江温州的乐清市图书馆正在建,2万多平米,原先是2000多平米,面积虽然增加了10倍,但是碰到了工作效率与管理的问题。杭图在所有增长的过程中唯有从业人员的增长是最小的,说明杭州图书馆的人员管理绩效比非常高,这里面有管理效率、水平和技能的提升问题。馆舍建好后要靠技术和管理来弥补,而不能靠人海战术来填平这个之间的差距。所以我觉得,杭州图书馆在这个方面有很多做法值得总结,在人力资源利用方面怎么通过现代化管理来解决这个增量发展后出现的效率问题。
关于社会教育,公共图书馆的社会教育是对专业化教育阶段的一种补充,当人们进入社会后,图书馆的教育可能就成为主力,专业化教育反而成为补充。公共图书馆的社会教育是最宽松、最多元的,绝对不是追求形式的教育,而是追求读者量、参与量、读者内容、行为方式、思维方式乃至世界观的完善与提升,这应该是图书馆作为社会教育中心或平台追求的终极目标。另外,在数字化阅读及采集、管理、使用乃至绩效评估方面,研究探索应该尽早起步,纳入视野,投入实践中去。
钟玮(杭州市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委主任):今年市政府要求人大帮助推动一些事项,出了八个课题,其中一个就是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首先,感到这几年杭州图书馆在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方面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效,从中心馆、总馆、分馆到农家书屋的四级服务体系已基本建成。在桐庐图书馆调研时看到很多图书来自杭州图书馆,这说明已经在跨区域流通,而且越到区县、乡镇,图书的利用率就越高,书的效益、价值就体现出来了。原本的图书是在单一范围内使用,现在扩大到杭州整个区域,这一点印象非常深。其次,杭州地区公共图书馆不管硬件还是软件都已基本建成,在余杭区图书馆调研时发现他们的硬软件十分完善,政府的投入也非常多,很重视。第三,图书馆在市民阅读、交流的方式上不断创新,特别是数字图书馆、电子阅览室的建设,交流方式上大的流通,这方面也是成效明显。第四,图书馆做到了动静结合,图书阅读是静的,但读者活动是动的,既有专家参与,也有市民参与,把各项公共文化活动搞得有声有色。这些做法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推广。真正的问题在基层、在末端,也就是乡镇和农村,但基层也有很多优势,他们结合学校,把图书馆、图书室建设得很有特色,这也是一种创新。像临安市就利用农家乐受大众青睐的现状,把农家书屋设在农家乐,效果较好。相信通过我们的调研报告,会为政府的工作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要把图书馆打造成社会教育中心,怎样成为教育中心,我们要做好整合的文章,要多头管理和投入。公共图书馆有这个能力、条件和平台。如果能把图书馆的力量用起来,以图书馆为骨干,还有文化馆、文化站,打造成真正的教育中心,图书馆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这就要打破多头管理的体制,资源整合,这样,我们的教育中心是可以建成的。
陈力(国家图书馆副馆长):此次座谈会一方面是为了总结杭州市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的经验,使其他图书馆有所启迪,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第二,是对未来的发展进行探讨。国家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发展首先得力于近年来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有一个大的良好的环境;其次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程度的提高,各级政府对公共服务有了新的认识。无论从文化部、各省市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逐渐回归到了应有的位置,尤其是杭州在这方面非常突出。再次是各级图书馆人的共同努力,杭州图书馆办得很好,给图书馆界和整个社会带来很好的影响,塑造了良好形象。有记者曾经问褚馆长如何看待乞丐进入图书馆,原来也有记者采访我同样的问题,在图书馆员的心目中就只有一个身份,就是读者。图书馆是一个面向所有人开放的公共空间,褚馆长这句话的影响在于树立了现代公共图书馆非常正面的形象,这是最重要的意义所在。估计再过十年、二十年,我们再写图书馆发展史时,一定会把这一点载入史册。
履行社会教育职能的服务机构不仅是图书馆,还有博物馆、文化馆、科技馆等。图书馆的服务边界、重点在什么地方?如果我们履行社会教育职能,做一些力所不能及的或者说没有找准自己位置的话,可能会影响服务效益,也会影响到其他方面的工作,我觉得这个需要研究。公共图书馆在履行社会教育职能时,还应该有一个明确的把握,就是注重传统与现代的结合、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这一点非常重要。总之,希望能把杭州图书馆的经验和做法加以分析、总结,成为制度或标准层面的东西,对推动整个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起到很好的作用。另外,关于公众阅读的问题,特别在数字化时代怎么开展大众阅读,现有的研究基本是针对知识阶层,它与大众阅读是不一样的,尤其是面向农村和一般社会居民阅读行为的研究与分析还比较缺乏,所以我们做了很多数字化推广项目,但它的效益远远低于我们的宣传效益,实际上这一块做些深入的研究,对下一步推动公共图书馆面向公众的数字服务可能更有针对性。
周德明(上海图书馆副馆长):这些年杭州图书馆在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方面,对全国、业界的影响示范作用明显,大家也是非常认可的。《关于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的探索与实践杭州调研报告》,建议应该补充有关数字图书馆建设、数字阅读,尤其是移动阅读在城市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当中的地位和作用方面的内容。上海市公共图书馆的总分馆制建设起步较早,但也存在一些共性问题,一个是我们的借还政策、服务规范、资源建设,尤其是文献资源建设、数据库建设方面有明显的趋同性。要注意需要趋同也要存异,使各个馆有更多的个性化。第二个是关于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问题。我们现在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大都是自上而下的,当规范形成一定效应后,需要采用自下而上的方式来充实丰富公共服务体系,吸引更多读者。具体到每个社区(乡镇)和每个区、县(市)都应该结合自己的特点来建设图书馆,开展阅读推广等相关服务活动,这样一个市的层面的服务体系,它的内容就会越来越吸引人,而不是趋同性太多。我们要发挥基层的积极性,来丰富整个公共服务体系。第三,要发挥区、县(市)图书馆的积极性,市馆应该把自己的一些功能或特点让渡给它们,形成相互支撑、相互补充,比如:文献的外借、国际交流等。第四,总馆与分馆职能的分工、协调问题。总馆要做些什么,分馆要做些什么,要定位清楚,明确功能和责任。
王水桥(云南省图书馆馆长):云南这几年也在进行公共文化服务示范区建设,在大的背景下如何建设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杭州图书馆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这个大背景下来构建图书馆服务体系,取得了好的经验,包括政府主导、社会参与、覆盖城乡,对我们启发很大。
社会教育内容非常丰富,服务方面还有很多空间,特别是资源的整合。浙江人文底蕴比较深厚,各个地方也有地域特色,可以通过当地图书馆来整合资源,例如:普法教育、人文资料的展览、赋予地域特色的乡史村史、特色产品的展示,通过公共图书馆,包括乡镇图书馆、村图书室作为平台加以展示,丰富社会教育的内容。服务体系上,2011年文化部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数字化建设的实施意见,谈到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基础是数字化建设,杭州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数字化也是一个重要内容之一,如何更好地开展手机阅读,满足不同层次、不同年龄段的读者需求,值得思考。
雷祥雄(浙江省图书馆党委书记):第一,从图书馆社会教育这个角度出发,要将“精英化”跟“平民化”结合起来。现在,全国的图书馆平民化服务做的很多,但围绕重点读者做好服务,比如科研学者、大企业的战略研发等,图书馆作为智库职能的精英化服务不多。我觉得除了平民化的服务要做好,政府的智库、信息功能,公共图书馆都需要进一步强化。第二,从服务方式来说,要把“灌输”和“互动”结合起来。现在这么多的媒体,都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图书馆在这点上有很重要的责任。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单纯的灌输是软弱无力的,我赞成杭图“要让公众成为图书馆的主人”这个理念,把这种服务内容和措施跟进去。第三,从渠道手段来说,“数字”跟“纸质”也要相结合。信息爆炸时代,我们面临信息化建设甚至转型,数字网络要建设起来。第四,从载体上来说,“传统”和“创新”要结合。创新非常重要,在10月15日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网络作家周小平和花千芳受到习总书记的鼓励,特别是周小平提出“走新时代的文明自信”,读周小平的书,听听80后的观点,对我们很有教育意义。对图书馆来说,讲座方面能不能邀请这方面的人才,所以我认为载体的创新很重要。
李国新(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杭州图书馆是我们城市公共图书馆建设的标杆之一,这些年来在各个方面引领中国城市图书馆的发展,其影响有目共睹。中国的公共文化服务,包括公共图书馆服务,伴随着改革开放,应该说在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上有了长足进展,在这个过程当中还创造了许多中国经验、中国模式、中国贡献。我觉得到了今天,需要系统的梳理、总结一下,像杭州图书馆这样的一些典型,他们的一些做法、经验和贡献。这实际上应该是中国这些年来公共服务对全世界的贡献。许多事情,我们自己看好像觉得才做到这个层次,其实放到国际视野上看,许多经验、做法确实是走在前面的。每年的国际图联,我们应该更多的去介绍一个中国自己的经验、创造和贡献。
把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升级为社会教育中心,这样一个背景下,杭州图书馆的体系也好、教育中心也好,应该在哪个方面有所突破、有个什么创新点。我们过去的顶层设计是由上到下,现在更多的应关注体系末端、关注最基层。因此,在杭州图书馆搞的中心馆—总分馆体系的末端,也就是社区、村,怎样跟浙江省现在大力推进的农村文化礼堂相结合,在这当中创造出一个新的模式,让它变成一个综合性文化中心。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说法,叫做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按照社会教育基本功能就是综合性。在这个改造过程中,我们现在村级有文化室、党员远程干部教育等,三中全会非常明确要整合,现在文化部的三项试点当中也有这一项,浙江又是试点省。所以我想,在这个方面能做一些指导、研究和设计,把村、社区改造成社会教育中心、空间或活动基地,这一定是现在中国这个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末端建设需要的、是落实三中全会所谓建设基层综合性文化中心需要的、也是浙江省农村文化礼堂建设所需要的。这会成为一个亮点。
巫志南(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专家委员会委员):公民教育体系,涵盖学龄前教育、学龄教育、大学教育包括研究生、博士生,还有社会教育,如果没有社会教育,那么公民教育体系是不健全的。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终生教育是有所区别的,这个里面,年龄段包括人群,它实际上是不能够覆盖的。有些大学做的继续教育,实际上是毕业的一些大学生继续深造,不是社会教育。所以社会教育基本上是被缺失,它就是一个盲点,显得非常迫切。第二点,就是要认识社会教育的特点。社会教育是综合性的,内容、方式、品种多样,主题是多元的,门槛是没有的,这种才是社会教育。如果社会教育有门槛,或是内容做得很死板,摊子铺得很小,主题限得很严,那就难以达到效果了。第三,就是要满足不同社会主体的需求。图书馆是政府的公共文化机构,要宣传一些主流的价值观,尤其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法律的社会教育任务很重,但也是图书馆发展的机会,可以做很多事。社会各界有诉求,因为社会要健康发展、稳定运行,要把知识告诉老百姓,那么图书馆得到社会的支持会更多。公众对社会教育也有需求,作为个体,求知是一部分,实际上有一部分人来图书馆是生活方式,不一定是来求知,但到图书馆感觉非常舒服,环境好,使他心情愉快,喜欢往这里跑,某种程度上,它是一种生活方式,实际上公共图书馆就是一种自由的、多元的、宽松的社会空间,叫它第三文化空间也可以。第四,既然社会教育是多元的,它不一定都是图书馆做的,图书馆实际上可以打造一个平台,把这个平台开放出来,提供给各种社会主体,因为要再找像图书馆这样的场所、平台不容易。图书馆这个平台比较开放,里面有很多和主流价值相融合的东西,可以在平台上进行展示传播。这样一来,这个社会教育就有价值,既给社会教育这个主题提供了空间,又开展了社会教育。第五,社会教育的方式要不断创新。它不同于学校教育,是自主、自觉、生活化、体验式的。所以,阅读也好,体验也好,有的就是交往、交流,图书馆就是营造一个公平、开放、自由、宽松,或者叫包容的氛围,这种环境实际上是创新我国教育方式的一个基础,所以我认为社会教育作为图书馆的重要功能非常之迫切,而且有助于图书馆自身的发展,可以打开图书馆发展的空间,扩大社会影响,提高服务的效率。特别是目前这个阶段,党委政府的这个要求实际上是非常迫切的,普法的任务,法治中国谈何容易。所以我认为,图书馆可以进一步明确和落实这方面的工作。党委政府有要求,社会有诉求,图书馆就应该有追求,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公共空间、公共机构。第六,杭图在社会化教育方面有基础,有探索也有积累,我认为在全国已经走在前列,某种意义上可以来做深化试点,对社会教育的需求进行比较系统的调研。社会教育不要搞成一个偶然的行为,要变成系列化、系统性、长效性的工程,加强设计。然后和社会各界建立关系,把它加强明确。我认为既要自己推出系列化的产品和服务,更要营造一个平台,打造一个平台,可以把杭州图书馆建成一个社会教育中心、社会教育核心载体,或者社会教育能够运转的一个枢纽。
杨永恒(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我觉得社会教育的提法非常好,实际上跳出了图书馆文化范围,这个应该算是理念上的创新。原来我们更多的是读书看报听广播看电视,做这些目的是什么,根本上还是提高人民的文化素养,保持身心健康,所以我觉得社会教育的提法是在文化领域、在图书馆里实现了文化发展的手段,这是一个代表价值的创新。第二点是社会教育的重要性,现在的教育有各种机构,学校有它的职能,讲的是知识、科学,但是社会教育讲的更多的是价值观、道德体系,包括素养培养。从社会教育的角度来说,突出图书馆一个新的职能,这非常有价值。第三,我们讲社会教育,还要思考文化到底在国家治理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在我们的研究范畴里,文化应该是种非正式制度,规范社会的有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而文化是非正式制度的主体。如果只有正式制度,没有非正式制度,这个社会是紊乱的,在这里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到底怎样促进国家治理。最近习总书记的讲话,也反复在讲文化的问题,但到底怎样在社会教育中落实,这里面我们要探讨几个关键问题,一是社会教育的难点与特点。老百姓对社会教育的需求到底是怎样的,或者针对目前的社会管理也好、社会发展阶段也好,这种社会教育的需要,能否建立社会教育需要的反馈机制。二是社会教育的重心在基层,因为真正与老百姓最近的文化设施才是最有用的,也是最起作用的,它是潜移默化的。比如小区内的一些设施、小孩常用的设施,才是对他们的成长最关键。三是要建立中国型的文化中心,那么基层的公共图书馆怎样与其他的一些服务职能及功能整合起来,我觉得这个也是值得探讨的。
李广建(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主任):图书馆有两个空间,一个实体空间、一个虚拟空间,如何把这两个空间利用好,我觉得杭州图书馆在实体空间利用中做了非常好的尝试。过去图书馆也好、情报所也好,做得最多的是基于文本资源的建设,对于文本阅读也积累了很多经验,可是对数字虚拟环境下的阅读、服务的研究还不够,尽管数字图书馆已经有很多年,但更多的是技术层面上实现数据库如集成、跨库、数字参考咨询等,基本上是一些传统的加强。以后面临的数字化服务内容大概是什么样的,是不是简单地将书刊数字化建成数据库、能很好的检索就完了?实际上,我们在做的“大阅读”活动,也就是在物理空间上不仅仅做的是小阅读的事情,还能结合很多内容,如:讲座、兴趣班、展览这一类,需要进一步研究。反过来,数字化服务是不是简单地上互联网,随着技术手段的发展,内容和社会是紧密联系在一起。我今年去法国参观了蓬皮杜展览中心,除了展出书以外,比如要体验一个什么东西、马上有多媒体可以互动。数字化服务形式上不简单是一个数据库,实际我们的阵地服务也有个过程,原先只是简单的借还,现在发展的形式更多样,这些也是数字化服务需要考虑的问题。第三,是专业主题分馆的建设,主题馆怎么加上数字化东西。杭州图书馆本身做得很好了,很多阵地服务,当然也有数字服务的经验,可能更有余力或基础去做数字化东西,不仅仅是总结,可以是数字化服务的内容、体系、形式的尝试、探索,给同行特别是给我们教学单位提供经验和素材,可能实践和理论上都会有所发展。
张广钦(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副教授):现在重申图书馆的社会教育职能,真正把公共图书馆引向了一个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因为公共图书馆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它就承担着教育的使命了,只是以前没有凸现出来。现在明确提出来,我觉得就是回到了正轨,实际上图书馆就是一个社会教育机构,但我们现在老说它是个社会文化机构,其实是通过文化这样一种形式和手段来履行社会教育的职能。所以我觉得图书馆现在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都是大众教育、知识教育,应该探讨如何拓展深化这个职能和使命的问题。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技术,依靠技术,抓好技术。公共图书馆的社会教育,一是对学校正规教育的补充、支撑、支持,这个在国外图书馆,尤其对中小学教育支持这块有很好的实践和案例,他们做的非常好。二是融到老百姓的生活中去,对普通老百姓的社会生活、生存能力和素养的一个提升,这方面我们也应该做。要做到上述两点,不外乎资源,人才,就是有素质的馆员,还有就是要会用技术,其实图书馆是一个最会用技术的社会机构,这是我们的最大优势。我们就寓教于读,读书;寓教于乐,通过各种活动让老百姓受到教育,寓教于交流,来图书馆进行沟通交流。通过这些手段来实现社会教育职能。比如在公共图书馆网站上开设类似于学校数字校园的专栏,模仿校园文化建设,把整个社会当成一个大的学校,弄成数字化的校园文化、社会校园文化。这样很多老百姓可能更喜欢一些。所以说现在提公共图书馆的社会教育职能,实际上是进一步的保证了最基层老百姓的求知和受教育的权利。
徐建华(南开大学信息资源管理系教授):公共图书馆承担社会教育职能,是回归到图书馆的工作本意上。民国年间图书馆的社会教育职能很明显,民国后随着学术各派分割,这个功能被削弱了,现在重新回到公共图书馆社会教育上,这是一个重要的观点。中心馆-总分馆服务体系建设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它实际上是把图书馆送到基层,而不光是把图书送到基层。如果公共图书馆要承担起社会教育中心职能,应该把第三文化空间建设再深化一下,因为在我们自己团队的研究过程中,发现第三文化空间的东西有许多很值得思考的,关于环境、布局、读者、休闲、活动交流等方面。我认为还应该跟读者的阅读体验结合在一起,包括读者的认同感、认同体验,包括环境、社会性、生理性和心理性阅读体验等,如果可以有所突破和作为,会对公共图书馆发挥社会教育职能有一些积极推进。
褚树青(杭州图书馆馆长):通过杭州地区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十年来的探索与实践,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尝试和突破。第一,通过引入慕课(MOOC)教育方式,即在线课程开发模式,打造空中大学堂。第二,通过更加娱乐方式,让广大市民和读者参与公共图书馆文化活动,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图书馆传播的主流文化价值、掌握社会知识。第三,新业态下我们公共图书馆在尝试做大的调整,现在国际上正在打造公共图书馆新的空间概念,我们尝试在图书馆开展综合健康生活教育、体育艺术体验、生活技能体验等,使图书馆能够摆脱原来的单一服务,更贴近时代、充满情趣,让更多老百姓喜欢。之前,有本书说《我不在家,就在去博物馆的路上》,我们希望能改为“我不在家,就在去图书馆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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