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工作的法医周冠仁。 (资料图片)

　　法医学图书受人青睐，引起了法医们的热议。多位上海法医认为，由影视剧衍生的图书，迎合了公众的猎奇心理。当前，法医已被过度神秘化，尤其近年，一些非正常死亡事件中，由于公众的信息不对称，法医结论总是引起争议。法医探求的是死亡时间、死因等基本结论，在公众眼里，他们究竟为何会被神秘化?

　　法医站上舆论的风口浪尖

　　6月，虹口某小区内一家三口烧炭身亡，多个证据证明这是自杀：门窗缝隙均被胶布从内封死、死者身旁有熄灭的炭盆、几十封相同的遗书，内容被证实是真的……然而，警方公布自杀结论后，有网友评论表达不满，大意是说“警察想当然地排除他杀”。像这样的非正常死亡事件中，法医鉴定结论遭到舆论质疑，似乎已成常态。去年5月，《人民公安报》刊发《非正常死亡事件处置的难点》一文提及，近年，非正常死亡事件时有发生，因其突发性强、涉及面广、社会影响大、处理难度大，成为矛盾调解中的难点。

　　62岁的法医周冠仁，他断过一桩奇案：1990年代中期，松江新桥农田出现一具男尸，尸体符合高处坠亡特征，可农田里并没有高楼。当时，浦东机场尚未建成，很多航班经过新桥，降落在虹桥机场。结合现场证据，老周大胆推断，死者是从民航飞机上掉下来的。起初没人相信老周。然而，正是从这句话出发，警方找到一系列证据，在机场一架飞机的起落架内采集到了与死者匹配的指纹。航班来自海南，老周前往海口调查，当地机场的围栏简陋，容易被偷渡者潜入。老周自问：“若是放在今天，我说飞机高坠，肯定会被舆论质疑吧?”

　　尸体解剖比例低陷入困局

　　虹口公安分局资深法医李凯认为，法医持续地遭受质疑，与一个重要事实有关：中国非正常死亡事件的尸体解剖比例极低。造成这一事实的原因是多重的。按照国内规定，只有推断为他杀，才可解剖。在虹口公安分局，法医每年接触200个非正常死亡现场，其中认定他杀的不到10个，比例不足1/20。

　　李凯在学术交流中了解到，国外处理非正常死亡事件，解剖比例高，有的超过一半。除去制度规定和技术因素，国内法医尽量减少解剖，与中国文化风俗有关。死者为大，家属不能接受尸体解剖。甚至出现过这种情况：法医进行尸检，不明就里的家属以为要做解剖，愤而殴打法医。与此同时，法医不对非他杀案件尸体进行解剖，更会降低解剖比例。因为若家属不满法医结论，就得自费到社会鉴定机构寻求解剖，收费颇高。

　　今年，虹口警方处置一起死亡事件：2男2女宿于一室，1名男子有过吸毒行为，凌晨在电脑前猝死。法医建议做解剖，可家属却说：“家里经济困难，没法掏出解剖的1万多元钱，但我不相信他是猝死。”

　　国内外法医体制不尽相同

　　中国法医与国外法医有很大不同，前者全，后者更专。对中国法医而言，“法医不仅是解剖工”。中国法医从属于公安刑侦部门，负责给刑警提供侦查方向，甚至细致地重建现场。一名法医不仅管医学结论，还得统管现场，知天文地理，掌握毒化、生物知识。影视剧里，更将法医夸大成与“神探”划上等号。法医们告诉记者，国外法医与警察部门分离，属于司法部管理，有相当的独立性，“就像一所医院”。他们专业细分程度很高，有的专门负责牙齿、有的专门负责骨头……每名法医分段负责，只出具与本专业相关的医学结论。

　　很难说哪种法医体制更好。周冠仁说，中国法医能提出侦查方向，这是本事。不过，国外同行专业细分，也是很精密的制度。

　　当中国法医对离奇死亡现场给出综合性、带有方向性的结论时，就难免会直面舆论的质疑。周冠仁说：“在飞机高坠案中，我也可以只说‘符合高坠特征’，不说是从飞机高坠，也是完成了法医职责。”

　　文汇报记者 沈竹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