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雷

近几个月来，伊拉克民众要求政府推进全面改革、严惩腐败的抗议活动日益增多。今年2月伊拉克总理阿巴迪提出要组建“专家型”政府，打破基于民族、宗教派系分权的“配额制”政治体系。3月底他向议会提交了新的内阁名单，但因党派分歧，方案迟迟无法获得通过。民众对政改逐渐失去耐心，静坐示威逐渐升级为冲击“绿区”国家机构的抗议活动。

伊拉克饱受政治动荡困扰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自2014年9月阿巴迪取代马利基成为伊拉克总理以来，新政府交出的成绩单一直不错。库尔德分离主义、逊尼派叛乱活动得到了一定控制；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战争也取得了积极进展。这一切向外界传递的信号似乎是阿巴迪政府走在正确的轨道上，伊拉克的政治前景值得期待。但巴格达应对当前乱局的无力表现再次令外界感到惊讶和失望，伊拉克政治危机为何愈演愈烈?以下因素值得思考。

首先，忽略民生问题，引发民众持续不满。面对“伊斯兰国”的严峻威胁，阿巴迪政府的当务之急无疑是确保生存。近两年来，国家资源聚焦于强化军事力量，打击“伊斯兰国”。至于改善民生、发展经济等问题一直处于次要地位、投入明显不足。但是，随着“伊斯兰国”被击退，安全担忧逐步缓解，民众对阿巴迪政府的期待已不满足于安全保障，而是要获得更多的公共服务。事实上，此次政治危机早在2015年就已显露苗头，当时电力短缺、经济重建缓慢等问题引发了民众对政府不作为的持续抗议。由于问题始终得不到有效缓解，矛盾不断积聚,直至危机爆发并加剧。

其次，油价大幅下跌，削弱政府施政能力。伊拉克90%的财政收入来自石油。过去一年，油价持续低迷已导致该国财政收入锐减。2015年政府预算赤字突破200亿美元，今年很可能再创新高。显然，维持政府运转、打击“伊斯兰国”、解决民生问题都需要加大投入，油价长期低迷对财政状况捉襟见肘的伊拉克政府无异于釜底抽薪。由于自身没有足够的能力应对这场赤字危机，伊拉克政府计划向国内外发行债券、筹集资金，同时也向IMF申请援助贷款。但各种安全风险又导致投资者不愿铤而走险。IMF虽然同意借款，但苛刻的条件如鲠在喉，上述局面导致伊拉克政府应对乱局的能力严重不足。

第三，政改陷入停滞，现政府骑虎难下。伊拉克经济改革滞后，政治改革也逐渐陷入停滞。2015年阿巴迪政府一度提出了“裁撤冗员，惩治腐败，破除权力配额制”三大目标的政改方案。虽然在执行初期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随着政改不断触及各派根基，遇到的阻力越来越大。事实上，此次内阁名单几经修改、妥协在议会依然无法通过，表明阿巴迪政府的处境日益孤立。其本人所属的什叶派集团反对他对逊尼派、库尔德人让步过多，后两者则指责他利用内阁改组谋求集权。在政改问题上，阿巴迪政府实际上已经骑虎难下。强行推进，反改革势力很可能组成联盟，将其赶下台；选择放弃，支持改革的民众很可能彻底抛弃他。

第四，各派权斗加剧，短期难达成妥协。目前，马利基领导的什叶派议会主导集团“法制国家联盟”(包括部分达瓦党成员、巴德尔组织、民族改革运动等力量)主张内阁部分重组，但要强化本派现有优势，伺机替换阿巴迪；阿拉维领导的“伊拉克名单”(由温和的什叶派、逊尼派组成的世俗联盟)　主张成立国家救亡政府；逊尼派、库尔德集团(包括什叶派反马利基的达瓦党成员、伊拉克伊斯兰最高委员会)也主张内阁部分重组，但强调要保留自己的原有席位和权力；萨德尔派则高举民族主义大旗，谋求反马利基的内阁全面重组。由于伊拉克内部各派短期内无法就权力分配达成新的妥协和平衡，危机难以有效缓解。

第五，体制外势力介入，加剧问题复杂性。由于现有体制无力解决危机，带领国家走出困局，这为体制外各种势力以及外部势力干预伊拉克内政提供了机会。近两年趋于边缘化的什叶派激进力量萨德尔运动异军突起，通过高举民族主义大旗，支持民众抗议，这位昔日的“反美英雄”正在强势回归政治舞台，什叶派激进势力填补权力真空的趋势在加剧；其次，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趁机发动大量恐袭，旨在激化教派纷争、恶化安全局势、伺机东山再起；此次政治危机也令美国、伊朗等国大为紧张。拜登、克里等美国高官近期频繁访问巴格达，谋求稳住阿巴迪政府，促使各派聚焦反恐合作；与此同时，伊朗也在积极斡旋并施压，旨在化解什叶派内部各力量濒临失控的争斗。显然，外部势力在伊拉克追求目标利益的差异、优先次序的不同也加剧了相关问题的复杂性。

总而言之，伊拉克现政府短期摆脱这场政治危机的前景不容乐观。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推翻了萨达姆政权后，小布什政府一度信誓旦旦地表示，要将伊拉克打造成中东民主国家的样板。但是13年过后，“美式民主”在伊拉克依然水土不服。伊拉克依然缺少民族国家的认同、成熟的公民社会、紧密联系的国内统一市场、健全的法律制度和司法体系，依然无法摆脱外部的干涉与渗透,这一切决定了伊拉克未来的重建之路必将漫长而艰难。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