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如何让音乐成为民族的一种核心文化成分，如何提升国人的音乐意识而到达深刻的历史文化维度”，杨燕迪在日前接受文汇讲堂采访中提到，“这同样也是整个音乐学界的共识”。优秀的作品除了本人天赋外，社会土壤也尤为重要，音乐品种的丰富性、听众素养、市场商业性等都影响着整体氛围。

作为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杨燕迪对音乐体制建设和人才培养深感任重道远。曾留学英国的杨燕迪谈到，放眼西方音乐教育机制，其一为在大学中设置音乐系，倾向学术研究，如哈佛、哥大等校便直接将其纳入人文学科之下；其二为音乐学院，注重培养作曲、表演等实践人才。但对比下，可以发现中国国内一些综合大学虽逐步开设音乐学科，然而依然是“重视表演和实践”的模式，导致的结果是音乐理论研究的人才仍集中于音乐学院。因此，杨燕迪认为中国的音乐学院与西方不太一样，不仅强调作曲、表演，在音乐理论研究的水平上也明显高于综合性大学，“我们的学科近十多年来有很大的提升和进步，这与中国本身的音乐学院传统建制还是有内在的联系”。他表示相较于作曲、表演，音乐学系偏重理论研究，社会影响可能较小，但音乐学院办学的水平和内涵离不开理论和学术。“既要从小学音乐，又要是有良好文化基础的读书人……音乐学界外语好的人真是不够，这多少影响了这门学科的进步速度”，杨燕迪向记者感慨音乐学系招生的尴尬，如导师钱老一般更是凤毛麟角。“除从文时间之‘长’的惊人之外，钱师研究领域之‘宽’和涉及范围之‘广’，在音乐界同样无人可比……说到音乐的研究和‘学问’，钱师在此尽显他的‘五四后’本色——博古通今，学贯中西”，2013年3月，著名音乐家钱仁康教授逝世，在悼文中，杨燕迪深情落笔。

“研究西方音乐，与中国的关联是什么”，这是杨燕迪指导学生进行课题研究时最常提起的问题。他认为西方音乐建筑于深厚的宗教文化背景与贵族传统，诸如弥撒、礼拜等仪式，往往在音乐中被转型为高度严肃的艺术形式，巴赫的《马太受难曲》便是其中一例。而在中国，文人传统占据主流，表演艺术往往难登大雅之堂，作曲家传统更是匮乏。五四后，中国新音乐也出现与古典传统的严重断裂。

“社会大众往往认为音乐是‘玩意儿’，但任何音乐都是历史文化的产物，它的鸣响和运动一定承载着时代的脉搏、民族的基因、地域的风俗、历史的遗存和个人的创意”，杨燕迪以个人音乐体验为例，在他看来，通过西方音乐常常能够触碰至西方艺术的内核，“比如18、19世纪里，我一直感兴趣，为什么康德、歌德、莫扎特、贝多芬、黑格尔、瓦格纳等等会在德奥文化中出现”。音乐、诗歌、哲学构成了德国的文化核心，具有诗哲性的音乐可以界定德国的民族性，甚至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被希特勒政府加以利用作为种族优越的标志。

在专业人士努力为传统音乐做“正名”的同时，植根于市民阶层的公共演出，也是全社会需要关注的点。

当下国内音乐会节目单的制作，便一直是杨燕迪关注的问题。他曾在国内听过一场以英国诗人拜伦长诗《曼弗雷德》为背景内容的柴可夫斯基《曼弗雷德交响曲》，“薄薄几页，其中只有简单的表演家和团体介绍，完全不见曲目的说明”，音乐会便在指挥家几分钟的口头介绍下开始了，“我很怀疑观众在接下去的几十分钟里对这部交响大作‘听懂’了多少，理解了几分”。而国外音乐会的制作就是一个精美的普及文本，往往是教授级的大师义务撰写。

“我似乎觉得目前国内音乐的发展速度过快，内涵沉淀不够，有时恐怕宁愿要慢下来”，杨燕迪对记者建议，面对全国范围内高档剧院层出不穷的现状，如果将物质性的硬件建设转用于对于院团的软件人才建设，转用到对音乐会门票的补贴，降低票价，或许对普及公众音乐教育更有用。（完整回访稿《杨燕迪：双栖于音 布道以乐》今日刊发于文汇讲堂微信公众号id:wenhuijiangtang，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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