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将经济领域重新深植于包含道德、社会和文化价值的更大背景之中

　　文汇报：我们对现在的以新自由主义的话语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的批评，是否更多地停留在文化层面，而无法真正上升到经济、政治层面上?

　　马丁·杰：有一个经验教训就是，要避免认为这些层面都是相互隔绝、各自发展的想法。当然，在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做一个区分，某种内部逻辑确实驱使着价值领域向其独特的方向发展。但是，总有一种反向的压力想要将它们重新整合起来，让文化、政治、宗教、社会关系和经济以复杂的方式交织起来。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将经济领域重新深植于包含道德、社会和文化价值的更大背景之中。尽管经济本身的内在逻辑是朝向永不停歇的增长、不受牵制的利益最大化以及生活所有方面的商品化，但是，经济从来不是完全隔绝于其运行的更大背景的，这一背景下，人类的其他需求都被考虑在内。看看我们现在面临的环境问题就知道，无论经济如何看似拥有自己必须遵循的“逻辑”，我们都必须将之整合回一个更大的背景之中。

　　文汇报：您在演讲最末所呼吁的“在全球范围内建构一个发散型的、由沟通理性贯穿其中的新一代公共空间，以应对世界经济体系的挑战”的努力尝试。我们应该从哪里开始呢?

　　马丁·杰：首先，我们必须承认，并没有一个单一的公共空间，即便在国家层面。现实中，尽管有着各种包容性的努力，但是只存在本地或部门的公共空间，在那里，拥有共同兴趣和共同问题的人们聚集在一起，面对面地或通过各种沟通工具来交流。最好的情况就是其成员能够被清晰的论辩所说服，而不是服从于一个不平等的权威或参与者的权力。

　　当然，今天，互联网已经创造了许多虚拟公共空间，轻松跨越年龄、性别、地域、甚至语言的边界，然而，其仍然缺乏一个寻求共识的协议，而这就是理想型公共空间的追求。许多公共空间都是争强好胜或发泄愤怒的战场，而非理性辩论的舞台，但至少它能够让人们倾听彼此论点，存在被说服的可能。既然我们不知道哪一种公共空间在这方面会更成功，最好还是让千万个公共空间都繁荣发展，而不是试图规训或限制它们。当然可能还是会有一些限制，例如对无根据的诽谤或出格的仇恨言论。

　　文汇报：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可能成为批判新自由主义的一种话语资源吗?

　　马丁·杰：马克思主义仍然不失为一种吸引人们注意商品化的影响、劳动力剥削、资本主义持续无能解决其自身问题的有效方式。现在，在社会-经济系统层面没有一个激进的解决方案，于是我们就面临一个相对微小的任务：解释资本主义是如何能被改造以至于更加“面善”。总的来说，今天，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下的资本主义似乎太强大了，已经让我们偏离了目标。今天的世界深度交织在一起，谁都不可能与世界经济断绝往来。而马克思是敦促我们去系统性地思考世界经济问题的人。

　　文汇报：您曾经说“知识分子”起初并不是个褒义词，而有自高自大的意味。霍夫施塔特就写了一本书，论述美国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反智主义的传统。在您看来，这种传统是如何产生的?

　　马丁·杰：在受过教育的人群间，会有复杂而强烈的互动，他们会有闲暇和倾向去写作，还能接触到媒体。在现代，我们称其为知识分子，让他们发展自己的秘传思想和专门术语，而这些有时候就让普通读者望而却步。于是就有公共知识分子和学术的中介，把艰深繁难的思想以相对可亲的方式呈现出来。这其中就有思想史学家，他们会把思想放在其历史背景之中，让普通读者也能理解，在复杂持续的辩论中什么是核心内容。但这样的努力并不总是成功的。我们慷慨地让自然科学家们用术语来开展研究，不指望这些能被普通读者看懂，但对人文社会科学家，我们则没这样的耐心，总觉得他们的观点应该更容易被理解。结果，就一直存在对那些精英主义的、居高临下的反启蒙主义者的憎恨情绪。

　　尽管这些指控有时候是成立的，还是有些思想家是真的高深莫测、难以接近，这是因为他们思想的本质需要他们这么写。但有时候，是有理由对知识分子报以怀疑的。越战时，乔姆斯基写了一篇有名的文章《知识分子的责任》，认为知识分子有责任去代表公众利益。但许多批评家认为，这是一种傲慢的假设，特别是其所谓中立地代表全体利益，其实暗中表达的是自己狭窄的利益。我始终认同葛兰西的观点，他说，每个人都潜在地是一个知识分子，只是在我们的社会里，只有部分人承担了知识分子的功能。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能力进行反思性思考，每个人都有为其信仰辩护的权利，都有让别人倾听他的尊严。正如哈贝马斯曾经说的，在启蒙的过程中，我们都是参与者;在教室之外，就没有人再是教授或学生，没有人再是成人或孩子。(文汇报记者 李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