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十子同话核心价值 社联文汇市民共享思想

　　

　　6月21日，在社联群言厅，“东方讲坛·文汇讲堂-哲学与我们的时代”哲学演讲季举行了开放论坛，社联党组书记沈国明担任主持，社联主席秦绍德、上海报业集团党委书记、社长裘新致辞。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李琪作闭幕致辞。十位哲学教授聚焦“核心价值和民族复兴”作了演讲，前排左三起分别为吴晓明、陈学明、高瑞泉、童世骏、俞吾金、孙周兴、陈卫平、谢遐龄、孙向晨;资深哲学教授赵修义(后左三)、资深听众章博华(前左一)分别发言。文汇报社陈振平、黄强、谢海光，上海社联桑玉成、刘世军，东方青年学社季桂保和出版界王为松等领导与约150名来自学界、社会各界的听众分享了嘉宾们的精彩观点。

 

　哲学先导与实践优先

　　

　　■高瑞泉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

　　

　　关键词：哲学先导价值重建哲学准备

　　

　　在“哲学与时代”的视域中讨论“核心价值与民族复兴”问题，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哲学的前导作用与实践的优先性之间的关系。

　　

　　前辈学者早就指出，如同欧洲近代一样，中国近代哲学变革成为政治变革的先导。在一个长达世纪之久的思想解放、百家争鸣的背景下，通过各种思潮的辩论与互动共同推动的，我们现在通常把它们归结为中、西、马三大派别。

　　

　　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近代以来的哲学变革，会有今天的中国崛起。譬如说，如果没有进化论的传播，中国人会摆脱循环论的历史观?没有对于历史文化的反省作准备，中国人会接受马克思主义?而如果没有这些，中国知识分子会从注重心性修养到更注重改变世界，会有今日那种努力进取，雄强争胜的普遍姿态。而在文化危机的条件下又重新确立自身的文化本位。这一点在最近三十多年“中国崛起”的过程中再次体现：改革开放就是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开始的，哲学的先导首先就为实践优先开辟了道路。可以解释为“摸着中国的石头，过现代化的河流。”在那里会到达我们的梦想之地——国人现在把它叫做“民族复兴”。

　　

　　哲学的先导作用，不仅仅影响到政策，它还影响到广泛的社会生活，造成精神解放的社会氛围。在公共思想史的领域，自由思想、创造精神、个性表达，都同时得到原则上的肯定。尤其是在哲学领域，它同时开启了哲学繁荣的新天地，主体性哲学和现代化所共同表现的对诸种形式的合理性的追求，都曲折地表达了现代民族价值的重建，而其最显性的成果就是核心价值的提出，只要正视当代中国的历史，就会意识到包含了自由、法治等重要观念的核心价值的提出，代表了历史的巨大进步。

　　

　　价值重建的过程是哲学革命为先导的现代化运动的重要环节，现代化运功与中华民族的复兴是高度重合的整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由于解放思想，百家争鸣，哲学作了清道夫的工作。

　　

　　但是，我们同时也承认，尽管价值重建的过程也已经变身为主流社会的焦点，当代哲学对此的准备并不充分，最重要的是中国哲学对于梦想之地的秩序原理尚需要进一步探明。伟大的时代有理由期待与实践丰富性相匹配的哲学。

　　

　　传统 现代与天下为怀

　　

　　■孙向晨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关键词：扎根价值标尺以天下观天下

　　

　　一个社会有健全的价值体系，人们视作理所当然;一个社会失缺健康的价值体系时，生活的外罩依旧鲜亮，规范却已失序，人心离散，乱象层出不穷。

　　

　　在我看来，核心价值观的确立必须回应三方面的诉求。

　　

　　第一点是扎根文化传统。核心价值观真正能够在社会中生根发芽，能够引领社会，非常关键一点，在于这样一种文化价值观能够扎根传统。迄今我们的国民教育体系中还没有建立一种对于我们文化传统的完备理解。明年是《新青年》诞生一百周年，但我们至今依然不能心平气和地来面对我们的文化传统。“扎根”不单单是表面上的守护，关键是要打通它与现代社会之间的经脉，使之成为我们今天前进的动力所在。“扎根”意味着我们有能力把我们五千年所积累下来的文化智慧和生命智慧贡献于现代世界。完成这个任务依然任重道远。

　　

　　第二点是沐浴现代文明。上海是改革开放的前沿，接触现代文明最早，即便是上海这样一个高度现代化的城市，是不是真正具备现代文明了呢?现代文明不只是整洁的城市外观，井井有条的秩序。现代文明有一杆价值标尺，这个标尺就是尊重每个人的权利，守护每个人的自由，坚守每个人的尊严。离开了这个标尺，在迈向现代社会的道路上就会出现偏差，历史上的日本、德国、俄国就是现成的教训。

　　

　　第三点是要守护天下理想。天下为怀的理想既是这个全球化时代的要求，也是中国文化传统的特征所在。“中国”与“天下”历史上是两个互为补充的概念。坚守中国，同时胸怀天下，天下为怀也指向守护中国的精神价值。老子说“以天下观天下”，而不是以国观天下，不是以家观天下，不是以身观天下;这跟马克思剖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的私人占有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尖锐矛盾，在精神实质上是一致。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因此，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于人类的未来提出我们的价值目标和主张。

　　

　　总之，核心价值观必须回应时代的价值关切：面向过去，扎根文化传统;面对现在，接受现代文明的洗礼;展望未来，守护天下理想。

　　

　　用思想揭示当今“现实”

　　

　　■吴晓明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关键词：现实必然性新文明类型

　　

　　我上次演讲的主旨是说：哲学是思想的事情，而思想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当务之急。对于今天的知识界和社会科学界来说，这个思想任务的目标和要义究竟是什么?

　　

　　我的回答是：揭示现实，揭示社会的现实，揭示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

　　

　　我认为这是思想最紧迫的任务，也是思想是否真正开展的确切标志。

　　

　　揭示和切中社会现实是一个很高的要求，是需要思想，需要哲学理论的。现实决不像我们通常想象的那么简单和轻易。按照黑格尔的说法，现实首先是实存和本质的统一;第二，现实性在其展开过程中表现为必然性。如果我们还没有触到本质的东西，还没有理解在展开过程中的必然性，那么，现实就根本不可能被碰到。比如有一种说法，说国民党的失败是军事失败。但从本质来追究，它首先是政治方面的失败，尤其是社会方面的失败。又如，在上世纪50年代初，毛泽东和梁漱溟有一场著名的争论。其实质在于：中国革命胜利之后，是继续维持一个小农生产的国家，还是要开始大规模的工业化?如果要工业化，是否能够避免通过剥夺农民来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

　　

　　因此，所谓现实并不是仅仅通过我们的知觉便可以直接给予我们的东西。因此我们在这里特别强调思想的任务就在于揭示并切中社会现实。

　　

　　要理解和把握中华民族的复兴事业，同样需要深入到中国的社会现实中去。

　　

　　第一，自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这是一项根本的任务，这个根本任务直到今天还在被执行。这一任务及其根本上的重要性是有其现实根据的。

　　

　　第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特别是最近中国的快速发展，不仅有其自身的重要特色，而且迅速抵达了现代性本身的限度。一是自然的限度。二是社会生活的限度。在一个没有救赎宗教的国家，仅只趋从市场的唯利是图——所谓“犹太本质”，终将导致社会生活的崩溃。

　　

　　因此第三，中国道路的实际展开与未来走向，在其特定的阶段上必定改弦更张，而在这种改弦更张中将产生出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

　　

　　对于中国的知识界和社会科学界来讲，只有当社会的现实能够被揭示着前来同我们照面，思想的航船才能重新扬帆启航，当代中国的学术才能开始获得它的自我主张。

　　

　　学会讲理

　　

　　■童世骏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

　　

　　关键词：理性平和商谈伦理情商群商

　　

　　人们之所以要讲理，是因为要为各自的思想和行动提供理由，使之变得合理。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合理”一词出现了16次。它是十八大提出的“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的要求的具体体现。

　　

　　在我看来，哲学的一大任务，就是培育“理性平和”即“讲理”的态度和能力。

　　

　　对于培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说，讲理的态度和能力既是其重要条件，也是其重要内涵。

　　

　　在国家目标方面，讲理既是国家目标的实现手段，也是国家目标的内在要素。比方说，我们要通过提高讲理的能力来发展科学和教育，进而通过发展科学和教育来建设富强和文明的国家。而对文明、民主与和谐的理解中，国民的“通情达理”和“知书达理”的意思，一定蕴含其中了。

　　

　　在社会价值方面，“讲理”一方面与古代中国的“以理服人”的“王道”传统一脉相承，另一方面与当今世界的“商谈伦理”有内在联系。最卓有成效的科学研究过程或知识创造过程，是学术共同体的理性商谈或讲理论辩的过程，而在这种过程中，学术共同体成员摆脱利益和权力的束缚;讨论参与者对各方发言权予以同等尊重;所有各方服从而且只服从最有说服力的理由或论据的力量，等等。这些要求作为哲学家们所说的“范导性理想”而得到承认，而这种承认对于科学研究事业则具有“构成性规范”的地位。科学研究的这些规范和实践，对于在整个社会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价值，具有极其重要的示范作用。

　　

　　在个人品质方面，“讲理”一方面是“爱国主义”所要求尊重和认同的民族文化的核心，另一方面也常常与敬业、诚信和友爱等价值有内在联系。在知识经济的时代，“讲理”的能力和意愿越来越与个人的职业行为有关，与“敬业”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至于“诚信”与“友爱”，它们本身就是“讲理”态度的重要内涵。讲理不仅仅是一种智力素质，而同时是一种社会素质;要学会讲理，不仅要努力提高自己的智商，还要提高自己的情商和群商。

　　

　　所以，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哲学工作者的任务就是推动社会学会讲理，不仅学会运用讲理的方法、学会享受讲理的过程，而且意味着要尽力创造条件去鼓励讲理，尽可能避免或改变讲理者吃亏而不讲理者占便宜的局面。

　　

　　人总能重新开始

　　

　　■孙周兴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

　　

　　关键词：直接发动未来性个体自由

　　

　　我对自由的理解可以从我的微信签名说起：人与猪的本质差别在于，人总是能够重新开始。这正是我对人的本质的定义。

　　

　　人总是能够重新开始，是说人具有当下直接发动的能力，这是20世纪现象学哲学的根本诉求。本质世界固然是形式的、抽象的，但它的基础却在我们当下的直观中，是可以直接把握和直接呈现的。好比“自由”虽是一个普遍概念，但当我们理解它并不需要“中介”。恢复这种直接性，是20世纪哲学的愿望之一。

　　

　　人总是能够重新开始，是说人首先是自由的个体。这是20世纪存在主义的基本诉求。个体此在是可能性的存在，是向将来开放的存在，所以个体才是自由的。可能性高于现实性。因此，存在主义者说“存在先于本质”。

　　

　　西方哲学史中，本质主义一直是主流;但在过去不久的20世纪里，存在主义渐渐占了上风，它以革命的方式确立和维护了个体自由。尽管这种强调个体自由的哲学甚至演变成反抗制度的革命行动，但我们不能因为一种哲学产生消极的政治后果就否定这种哲学的意义。作为哲学思潮，“存在主义”仿佛早已经被当成过时的东西抛弃了。但如果从较大尺度的思想文化史视野来看，我们看到，所谓“存在主义”仍然是西方主流形而上学批判的最强音，其思想成果已经深入人心。它直指人心，因此它有未来性。

　　

　　卢梭说过，“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今天的人类面临的正是这样的情况。今天的人类大概已经到了马克思所谓的“普遍交往”的状态，已经成了“世界历史性的”人。就此而言，未来哲学的开展依然要继承和发扬在“存在主义”名下对个体自由的理论，这是未来哲学的使命。

　　

　　尼采说的“上帝死了”，意味着人缺失了神性的尺度，使得有限而悲苦的人生问题变得愈加紧迫。他最后回到个体在瞬间启动的创造性，总结起来就是：人总是能够重新开始。

　　

　　回到今天论坛的主题，其实我想表明三点：一、人具有当下直接发动的能力。二、人是自由的，个体自由是哲学的核心关切。三、自由是创造之本，自由意味着不断重启的创造。只有当个体自由这一核心价值得到真正维护时，民族文化的创新和民族共同体的复兴才是可期待的。

　　

　　儒学的落小落细落实

　　

　　■陈卫平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

　　

　　关键词：制度落实多元包容白虎观会议

　　

　　中国传统社会在汉代以后的2000多年里，儒学作为核心价值始终没有变，它指导和规范着国家、社会和个人，渗透到日伦生活中。它的落小落细落实对今天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启示意义。

　　

　　首先，在确立核心价值观的有效性上，义理阐释与制度落实相结合。公元前81年，也就是汉武帝“独尊儒术”的59年以后，在著名的盐铁会议上，官位仅次于丞相的御史大夫桑弘羊和贤良、文学等儒生展开激辩，前者批驳后者的儒家讲“仁义”的价值观，并明显地占据了上风。儒学在汉代之后成为核心价值的重要途径，是通过制度设计而使其具体落实。汉代阐发儒家三纲五常义理的重要著作，除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外，就是根据公元78年召开的白虎观会议而编撰成书的《白虎通》。陈寅恪称“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从盐铁会议到白虎观会议，经过了近百年的时间，把义理阐释和制度落实相结合，儒学的三纲五常才有效地被确立为核心价值。其次，在表达核心价值的话语体系的构建上，坚守基本价值与多元包容、对接历史、艺术形象相结合。乾隆年间编纂的《四库全书》是儒家表达其核心价值的话语体系。

　　

　　四库之“经”，即儒家的经典著作，集中阐发了儒家的核心价值观。它贯穿着儒家认为需要长期坚持的基本思想、基本路线、基本原则，表达的是对基本价值的坚守和自信。四库之“子”，反映了 “经”对多元的包容和吸纳。“经”与“子”的统一，表现为前者对后者的有所肯定、借鉴和审慎汲取，从而达到一元与多元、主旋律与多样性的统一。四库之“史”，显示了核心价值与历史的对接。是“理”(道)与“事”(器)的关系，理从事出，事以证理，表明作为核心价值之“经”具有被历史事实所证明的合法性。四库之“集”，赋以艺术形象从而打动人、感化人。“经”与“集”的关系，是“理”与“情”的关系，理合于情，以情入理。于是作为核心价值之“经”就容易入耳、入脑。

　　

　　显然，以“四库”形式建构核心价值的话语体系，对于我们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话语体系具有借鉴意义。

　　

　　为政以德 众星拱之

　　

　　■冯俊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

　　

　　关键词:德治示范协同奋进

　　

　　今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的师生座谈会上讲到，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

　　

　　我认为,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归根到底就是一个“德”字，核心价值观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实践问题。道德活动就是一种实践活动，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执政者一直有德的要求。对于个人来说，要把修身立德放在第一位，对于统治集团来讲，就如孔子所言“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即以道德教化来治理政事，就会像北极星那样，自己居于一定的方位，而群星都会环绕在它的周围。统治者如果实行德治，群臣百姓就会自动围绕着你转。这是强调道德对政治生活的决定作用，主张以道德教化为治国的原则。在我们选拔干部时基本原则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在现实生活中，一个干部为人好、德行好但能力差一些，老百姓能接受和容忍;一个干部为人差、德行差，即使能力再强老百姓也不认可。这就要求领导干部应该做带头践行核心价值观的模范。古今中外，道德教化的最重要的方式之一就是发挥道德模范的示范引领作用，例如法国哲学家柏格森在论述开放的道德的特征时就认为，开放的道德要通过道德英雄人物的感召力和榜样的力量激发人们去追随，榜样的示范带领别人前进，从而推动道德的传播。

　　

　　我们今天宣传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领导干部的正面、反面的示范效应都很大，领导的德行好会起到正面的示范作用，很多人会向他们学习，领导的德行不好会影响党的形象和政府的公信力，领导干部品德不良的危害远远大于普通人的失德，容易引发社会风气的败坏和人心的涣散。

　　

　　我们不能要求领导干部个个都成为道德模范，那也是不现实的，但是我们也不能让领导干部成为道德水平最差的群体。领导干部要以道德力量去赢得人心，凝聚力量;领导干部要以道德力量取信于民，巩固党的执政地位;领导干部要以道德力量示范于民，引领社会风尚;领导干部要以道德力量团结大众，凝聚协同奋进的共识。

　　

　　立足本位 综合创新

　　

　　■谢遐龄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哲学系

　　

　　关键词：传统创造性革新并行不悖

　　

　　读书人自古都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即使穷困一隅，思想所及仍是天下大事。北宋只是当时中国的一个区域性国家，然而大儒张载开口就讲民胞物与、圣人与天下万物同体——他的思想超越人间，遍及宇宙万物;继承、发展《中庸》“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伟大思想。

　　

　　中华民族向往强大。孔子倡导的强者观是恪守信念坚持自己的价值观。

　　

　　核心价值体系是民族复兴基础和前提;也是民族复兴组成部分。

　　

　　核心价值体系植根于文化传统。但还要看到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必须正面现实，全面考虑。

　　

　　近几个世纪是中、西、俄三种文明体系在中国相互作用的时代。过去讲中西文明遭遇，这个模型不完整。应加上苏联影响。实际上现在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中争论、冲突多半围绕苏联影响开展。所以应确立三文明体系模型。

　　

　　三种异质文明在一个空间中遭遇，争论、冲突不可避免。这是现实，不可回避。我建议：一是放弃排除、消灭某种要素的念头。这么多年较劲，谁也灭不了谁，这就说明消灭不了，当思共存之道。二是各文明之要素，有的可相容，也有差异、甚至全异;从而会有争执甚至冲突。这是很自然的，要看作正常。要努力做到使差异和争执等成为推动力，尽量避免成为破坏力。

　　

　　有一个成说：传统创造性革新。其明确昭示传统是丢不掉、割不断的;但不完全——忽视了另外两种文明体系要素的现实存在。

　　

　　所以我提议：立足本位、综合创新。中国正在走的、将要走的，必定是三种文明要素相合磨合、寻求共存之道的过程。相合的，欣然相就、怡然自得;相异的，在争论与冲突中逐渐协调。

　　

　　核心价值体系要坚定地立足本位、充分考虑综合性。

　　

　　立足本位，意味着要有坚定的信仰;意味着要有赤诚的忠诚。核心价值体系不能缺少信仰与忠诚。

　　

　　中华民族的信仰深深植根于文化传统之中：天、仁。天就是人民——古语“天听自我民听”;仁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诚如《中庸》所言：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

　　

　　历史没有旁观者

　　

　　■俞吾金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关键词：猫头鹰高卢雄鸡客观价值关系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一书中曾把哲学比喻为“黄昏到来时才起飞的密纳发的猫头鹰”，这个比喻蕴含的理论预设是哲学总是在事后发挥作用。一些当代哲学家，也把哲学定义为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成果的概括和总结，而概括和总结永远只能发生在事后，不可能发生在事前。哲学被如此定义时，它对现在和未来的预测与提示的功能也就被遮蔽起来了。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一切内在条件一旦成熟，德国的复活日就会由高卢雄鸡的高鸣来宣布。”“高卢雄鸡”的比喻表明，哲学还具有事先进行预测和提示的功能。这两个不同的比喻，展示了马克思和黑格尔对哲学功能的不同理解。

　　

　　维特根斯坦曾断言：“假如某人仅仅超越了他的时代，时代总有一天会追上他。”言下之意，卓越的思想家不但可以超越他自己的时代，甚至可以超越更多的时代。

　　

　　如果说，事后的概括和总结容易使思考者蜕变为旁观者，那么，对哲学的预测和提示功能的重视则总是激励着思考者升格为积极的参与者和行动者。

　　

　　在我看来，哲学与时代至少处于双向塑造的互动关系中：时代塑造着自己的哲学;哲学也编织着自己的时代。事实上，历史没有旁观者，每个人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参与并塑造着自己的时代。

　　

　　作为哲学研究者，当然只能以哲学的方式，即理解和阐释的方式来参与并推进当代中国社会的精神生活的发展。当前，我们在精神生活中面临的根本任务就是守护核心价值，实现民族复兴。

　　

　　核心价值之所以值得守护，因为它代表的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客观价值关系，而这种客观价值关系正是在深入反思当今生活世界本质的基础上被阐发出来的。就实现民族复兴来说，我们要努力把中国人信奉的经验性的实用理性提升为博大精深的实践智慧，以便引导这个伟大民族绕过各种暗礁，战胜各种障碍，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哲学的更切近的意象不是猫头鹰，而是高卢雄鸡。这只高卢雄鸡必将在中国引吭高歌，并把自己美妙的声音撒播到整个宇宙中。

　　

　　精神重构之困局

　　

　　■陈学明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关键词:有机组合示范效应多元化

　　

　　这次哲学讲演给我留下的最深的印象，就是各位学者从哲学上论证了当今中国必须重构精神。确实，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精神上的“崩盘”比金钱上的“崩盘”可怕得多。一个国家和民族，没有先进的科学技术，没有发达的生产力，“一打就败”，但是如果没有强大的精神支撑力，那么“不打也败”。关键在于，在当今之中国，仅仅说明重构精神之重要还是不够的，更主要的是要说明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精神，以及这种精神如何重构。

　　

　　有人可以把重构精神理解为在中国来一场西方式的“启蒙运动”，也有人把重构精神等同于“复兴儒学”，当然，也有人提出重构精神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三条途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如何通过这三条途径的“有机组合”来重构精神，这正是需要我们认真探讨的。

　　

　　另外，我们还应看到，我们今天重构精神和核心价值观实际上正面临着一系列的难题，我们应当正视和破解这些难题。我所说的难题主要有：

　　

　　其一，我们所要重构的精神和核心价值观与现存的生产关系的某些方面不相一致，核心价值观在现实的经济关系中很少得到有力的支持。核心价值观作为一种价值理念总发端于一定的经济关系，缺少了相应的经济关系就容易成了“空中楼阁”，它的生命力就成了问题。

　　

　　其二，核心价值观需要人们身体力行，它应当内化为精神追求，外化为实际行动。践行核心价值观最需要领导干部这个群体树立示范作用。但常有报道告诉人们：一些领导干部完全是言行不一，他们的行动与核心价值观背道而驰。这就严重地影响了领导干部践行核心价值观的示范效应。

　　

　　其三，现在是个多元化的时代，经济发展模式多元化，相应的价值观念、理想信念也多元化。这种多元化很可能作为一种“常态”而存在。在这些众多的价值观念中，要让某种价值观作为“核心”加以培育和践行，这必然要受到其他价值观念的挑战。

　　

　　所有这些难题都是客观存在的，我们的哲学工作者只要真正正视这些难题，是能够为破解它们做出我们的贡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