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福学派并不是死守衰落的正统，而是随着时代而发展

　　文汇报：西方马克思主义可以分为哪些主要流派?现在，它是否仍是一个活跃的理论潮流?

　　马丁·杰：如果说是作为一场条理清晰、不断发展的知识运动和政治运动，西方马克思主义现在基本上已经是一个历史现象了。它不再拥有1970和1980年代时候那样的创新动力，不再能产生新的想法，并启发人们去行动。像葛兰西、卢卡奇、萨特这样的人物，在学生和其他年轻人中已经不像当年那么重要了。

　　尽管如此，法兰克福学派在所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还是作为一股积极活跃的力量留存下来，这是因为它始终与时俱进。法兰克福学派至今已形成三代，每一代都有各自的关切和方法。在第一代之后，也即最著名的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洛文塔尔等退出舞台之后，哈贝马斯和韦尔默等同道一起，发展了他自己的批判理论。在最新一代的批判理论家中，还有很多有才华、有创造力的思想家，如德国的阿克塞尔·霍耐特，马丁·泽尔和克里斯托弗·门克，以及美国的塞拉·本哈比，南希·弗雷泽，托马斯·麦卡锡，苏珊·巴克-摩斯，罗伯特·于洛-肯拓等。所以，批判理论并不是死守衰落的正统，而是随着时代而发展。此外，许多早年的文本，尤其是阿多诺和本雅明的文本，至今仍激发出新的回应。

　　批判理论的另一大优势在于，它不仅仅是狭义上的一个马克思主义内部的流派。从一开始，它就对外部的潮流所开放，无论是精神分析、道德哲学、语言学理论还是系统理论等等。它并不抵制所谓“资产阶级”思维模式的渗透，也从来没有假设说，单凭一种主义就能获得所有问题的答案。因此，它能够以一种创造性的，而不完全是防御性的方式，来应对此后一系列知识潮流如后结构主义的挑战。

　　文汇报：具体有哪些挑战?

　　马丁·杰：最大的挑战是1970年代后资本主义发生的变化，后福特主义的积累、全球化(包括地方无法应对环境问题)、信息革命以及福利国家走向瓦解是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此外，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导致了人们重新强调民主化和文化多元主义的议题，在世界显得越来越依赖于一种过时的威权体制时，这种强调变得尤为迫切。我们能否避免那种单一模式的民主政府，即那种假设世界最好是单一的而不是多样的民主政府?我们能否避免重蹈覆辙，而是超越毁灭性的启蒙辩证法，走向哈贝马斯所说的“进化学习”的过程，让容易犯错的人类努力现实地应对这些挑战?虽然人们对各种不公正现象的愤怒在许多情况下确是一个有力的武器，但我们仍然不太看好总体主义的乌托邦式解决方案。

　　法兰克福学派的一项遗产就是，对于那些已经实现的，承认有必要保留，而不是总是跳进一个不确定的未来。世界许多地方都有支持法治、支持积极参与政治的全民平等的公民权和人权的传统，也就是说，这些价值不能被降格为仅仅是“欧洲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

　　另一种主要的学习过程更具开放性，是对西方之外的思想和实践的开放。例如，美国哲学家托马斯·麦卡锡，哈贝马斯著述最重要的阐释者和译者，最近出版了一部新书《种族，帝国和人类发展的理念》，用有别于早前批判理论家的方式探讨帝国主义和种族不平等问题。也有许多非西方世界的学者，已经对法兰克福学派的传统提出了生动的批判性的评价，指出其盲点，也延伸其见解。

　　文汇报：您的《辩证的想象》描绘的是法兰克福学派最有创造力的时期。1950年代以后，则是其在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时期。现在，法兰克福学派还有影响力吗?

　　马丁·杰：我写这本书是40多年前了，那时候马尔库塞是美国最重要的左派理论家，但这些年后，他的影响力急剧衰落。现在他的很多著作看起来都有些肤浅、过时了，不再能激起学生们的批判性思考。另一方面，本雅明和阿多诺始终具有巨大的影响力。特别是阿多诺，在过去的15-20年中，不仅在哲学、社会学，也在音乐学、文学批评和文化理论等领域被人们所重视。哈贝马斯在许多方面都被视为阿多诺以及批判理论传统的替代者，他在政治理论、法理学甚至历史学中都有很大的影响力，他的“公共领域”概念刺激着人们进一步研究。霍克海默，尽管他在某种程度上被遮盖了光芒、被遗忘，但我的一位学生约翰·阿布罗麦特最近新出版了一部霍克海默早年生涯的长篇传记，相信一定会激起人们新的兴趣。社会研究所历史上的其他人物，像弗朗茨·诺依曼，他的政治和法律理论现在也有一定影响，但现在阿多诺无疑是法兰克福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一个有趣的故事可以说明近年来的阿多诺热：他匿名出版的最后著作《美学理论》，首次译成英语是1984年，但这个译本不是很好。罗伯特·于洛-肯拓写了一篇长文来批评，甚至导致后来德国出版方撤回了版权。15年后，他自己出版了一个新译本，在英语知识界获得巨大影响力。随后，阿多诺的其他著作如《启蒙辩证法》和《新音乐的哲学》也很快被重译。这么难的学术文本这么快就被重译是非常少见的，这也证明了阿多诺的国际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