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具有历史属性，而非永恒不变

　　文汇报：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您研究的对象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哲学家、社会学家以及他们的思想和往来。思想史的写作和其他历史的写作有什么最大的不同?

　　马丁·杰：思想史当然也有很多种，这一领域现在正经历着非常活跃的复兴。大体说来，思想史有三项主要的任务。一是要认识到，思想是具有历史属性的，而非永恒不变的，我们总是应该在其得以出现、被接受和传播的环境条件里去理解这些思想。因为，思想很可能被创造性地误读或与其他思想混合起来，其来龙去脉因此也不可能还原成首创者的本来意图。所以，思想史的首要前提就是，思想始终是在以未期的方式，收集着新的、有时甚至是相对的意涵和功能，随着时间不断发展。

　　第二，思想史学家们有责任成为那些不再能代表其领域前沿的过时思想的贮存库。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例，在我刚开始研究其历史的1960年代，美国的哲学系里几乎没有什么人对黑格尔左派代表的思想传统感兴趣。在那时候，分析哲学是主流。今天，情况已经有了一些变化，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思想史让人们在时代变化后有了重新发现这些思想的可能。或者说，思想史能够保存哲学上的“濒危物种”，希望有朝一日它们还能在“野外”生存下来。以心理分析为例，在当代的心理学系，已经没有人研究弗洛伊德了，但他仍然是思想史学家们无尽想象的来源。思想史学家们让他的革命性洞见被牢记，也毫不掩饰地暴露其视野的历史性缺陷。

　　思想史的第三项任务，可能应该说是理性地重建我们现在的位置，为当代思想回溯其形成的谱系。这里的目标并不只是重新唤起我们对未定的过去、对随之而来的开放性的感受，这对于任何历史叙述来说都是重要目标，而是给予当前一种叙述的连贯性——当前是一个包含一系列问题和答案的有意义过程的顶点。即便现在看来，过去的某个答案是“错误”的，但其作为连贯历史过程的一步，也是值得深思的，有助于我们理解现在的问题。

　　文汇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英国和美国发生的新左派运动，是否也可以一定程度上归作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

　　马丁·杰：美国的新左派有许多不同来源，有些是和国际新左派运动共享的，有些是我们历史上独有的——这部分绝大多数都是非理论的，因此我不想夸大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性。当然，马尔库塞，当时仍在美国，也是资产阶级社会——包括其对性满足的压抑——直言不讳的批评者。他对“单向度”思想和文化的分析，获得了许多学生的认同。这让他们，也让那些并没有真正遭受明显的物质剥夺或社会不公正的人相信，他们也和少数族裔、被剥削工人一样，受到了压迫。其他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则不那么知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著作必须等到1970年代才被翻译成英语。不过，许多美国左派知识分子——保罗·古德曼，詹姆士·鲍德温，C.赖特·米尔斯，诺曼·布朗，诺姆·乔姆斯基，霍华德·津恩等等，都对美国在世界的作用，以及那些阻碍我们生活在一个民主和公正的理想世界的持续问题，做出批判。反文化英雄如诗人艾伦·金斯堡和民谣音乐家琼·贝兹和鲍勃·迪伦也在动员人们反对传统中产阶级文化和冷战政治态度上有非常大的影响。

　　但是，无论理论家或文化偶像的重要性如何，新左派都是在反对越南战争、反对征募年轻人去打仗，以及抗议公民权利议题等进程中形成的，这是其最重要的来源。代际间的对立不仅因为对待性、毒品和摇滚的不同态度而加重，也因为年轻人愤怒于被无情的长辈送去战场而加重。

　　如果法兰克福学派真有什么影响的话，那就是让知识分子和学生表达出，看似让被娱者自由选择的流行文化实际上是被上层操控的“文化工业”，以获利并压制真正的异见。法兰克福学派提供了一套语汇，对商品文化提供的肤浅易逝的快乐、及其对痛苦的麻痹提出挑战。

　　同一时段在英国，理论的重点是不同的。阿尔都塞的科学马克思主义或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有更多追随者，而流亡时期的法兰克福学派在英国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历史，它不那么知名，即便一些人将本雅明解读为激进文化政治的资源，如特里·伊格尔顿。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杂志是历史学家佩里·安德森主编的《新左派评论》，其编者、作者都对大陆哲学更感兴趣，政治上更倾向于托洛茨基主义，而这些在美国都是非主流的。在英国也有强有力的本土传统，来自F.R.利维斯以及围绕着《细读》杂志的文学评论圈子，颂扬本地的工人阶级传统，试图将之与反对资本主义的文学传统联系起来，如雷蒙·威廉斯在其开拓性的研究《文化与社会》中所探索的一样。在英国，批判理论最重要的支持者是哲学家吉莲·罗斯，可惜英年早逝。

　　此外，在英国，也有一个强大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传统——E.P.汤普森，克里斯托弗·希尔，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等等。这是美国所没有的。这种传统更强调工人斗争，以坚称，工人们，如马克思所说，是历史的主体。

　　文汇报：1990年代后，中国商品经济大潮席卷而来，大众文化开始兴起，之后的全球化更加剧了文化的大众生产。许多人在这时引用“旅行”来的批判理论作为他们的话语资源——当然也还有许多其他话语在与之竞争，批判这种一切商品化的倾向。这种“杂交”，或创造性的误读，是您所乐意看到的是吗?

　　马丁·杰：我希望中国的接受是一种创造性的误读，而不仅仅是被动地接受。这些思想已经做了很多旅行——从德国到美国再回到德国——现在来到了世界其他地方。它们总是被本地的知识传统、被研究者各自的不同经历所修正。一系列新的意涵被创造，新的问题被回答，之前未被发掘的软肋被暴露并处理。萨义德所说的“旅行的理论”是永远不能回家的，或至少如果没有经历急剧变革是不能回家的。所以，我希望也期待的是，中国的接受将是这一传统极具创造力的发展的一个新篇章，能够让欧洲和美国同道认识到这一传统的潜质。

　　我在访问华东师大时已经看到了一些这样的接受，如我的邀请者童世骏教授，与我分享了一篇他最近的文章，探讨哈贝马斯的沟通理性概念和传统中国的理性思想，特别是与梁漱溟思想之间的异同。这篇文章将会收录在《让哈贝马斯去地域化》的文集中。无疑，批判理论在美国的接受本身就是一种去地域化，现在，它正全心期待着在当今世界的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