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建设不是“唱歌跳舞送温暖”

　　潘世伟

　　社会管理与社会治理的区别：

　　■主体区别，“管理”单一主体，“治理”多元主体

　　■属性区别，“管理”带有社会性、政治性，“治理”是公共性的

　　■内容区别，“管理”包括许多行政性内容和指标，“治理”以服务型为主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社会建设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处于比较低的位置。这说明上升空间很大，所以要不断加强对社会建设工作的重要性认识，特别要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来指导当前的社区建设工作。同时还要培育出一大批充满能量的社会领域的主体，那就是社会组织。

　　将共治放到治理框架来思考

　　我国的社会建设发展水平是落后于经济发展的，这是一个现实，要改变这个现实，需要我们党更加重视这方面的工作。

　　整个三中全会的总目标论述就是“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今天讲共治，其实还可以放到治理框架来思考问题。

　　过去讲“社会管理”，现在讲“社会治理”，两者有很多区别。首先，主体区别。“管理”是单一主体，街道党工委、社区党工委，就是一家说了算。“治理”肯定是多元主体的，要考虑在基层中，除了党工委以外，有哪些新的主体出来，它们是不是平起平坐的?

　　其次的区别是“属性”。“管理”带有强大的社会性、政治性，“治理”是公共性的。在“运行路径”上，管理是自上而下的，但是“治理”是扁平运动，没有高低之分。

　　最后的区别是“内容”，管理有很多行政性内容，有指标。我们的政府现在是“包揽型”政府，什么东西都要包，但是包的效果并不一定好。但如果是治理的话，以服务型为主，做老百姓所需的，这就是民生民意。

　　要搞社会建设、社区建设，真正目标是自主成长，而不是消极地稳定听话就可以了。

　　用党的话语来说，要人民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自己发展自己、自己完善自己。这个口号我们讲得太好了，但做的时候很少有同志朝这个方向努力，基本上我们社区理念很多是施舍型、恩赐型的，而不是帮助其成为成熟型、成长型、自主型的。

　　从三中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新要求来看，对基层社区治理实际上有很多新要求，因为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基层治理。今天考虑社区治理、共治，有新的坐标，这个坐标就是三中全会所传达的精神，其中一个非常核心的精神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什么叫现代化?以后要把三中全会精神和现代化结合起来理解。

　　努力做好改革开放排头兵

　　中央对上海的要求是成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其中应该也包括社会建设和社区发展。上海有基础、有条件、有积累，完全可以成为全国做得更好的领头羊、排头兵。然而，我们实践当中有待于解决的问题也非常多，我觉得接下来我们在以下几个方面得做更多研究。

　　第一，回归基层本职本位的问题。基层真正地回归到本性、本职、本位其实非常难。基层本身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功能、使命、运作特点和规律?长期以来基层习惯对上负责，但实际上基层设置，尤其是居委会里应该是自治的，这才适应了老百姓的水平。

　　第二，整合的问题。现在社区建设上力量投入很多，但是各唱各的调。这么多力量和资源的介入，我建议应该进行整合。所有事情能不能装在一个篮筐里面?有一个框架?现在百花齐放大家各自探索，但是到一定阶段总要有一个规范。

　　第三，资源的问题。各个区的资源不一样，资源稳定体制化的供应到底有多少，这还需要摸索。

　　第四，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每个地方公共产品不一样，提供的公共服务项目不一样，这种随意性不可持续，要做到公共产品均等化、基本化。

　　第五，活动主体的问题。社会领域真正主体不是党组织和政府，党是对所有社会组织进行统领的核心力量。社会领域的真正主体应该是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中的老百姓。

　　现在很多社区建设都讲共治，但其实都是一些生活性的、文化活动性的内容，真正社区事务涉及得很少。生活共同体里面所有工作事务都要形成机制，大家来讨论，大家来决定。这个过程中老百姓的成长，才是共治和自治的真正内容。很多社区活动停留在“唱歌跳舞送温暖”的层面，老实说这不是真正的社区发展，更不是真正的社会建设。

　　推进上海的社会建设，我们恐怕要解决很多瓶颈性的问题，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搞理论的，非常愿意和实践部门一起努力，来共同迎接上海社会建设和社区发展的新高潮。

　　(作者系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