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说，多检查几遍，细心点，不要提前交卷。

我妈说，拿到卷子第一件事，先写名字和准考证号，别忘了。

我妈说，开考前再去上个厕所。

我说，烦死了。

她放下手中的小刀和2B铅笔，这是今天削的第五支，说，不早了，去考场看看吧。

上周我参加了江苏省的中考，明天考上海的。那些年，这样  “两边考”的知青子女并不在少数。多考一次意味着多一种选择，也多一份压力。这是知青子女的特权，如果考试也算一种权利的话。

我妈等这一天很久了。

自打我在小镇呱呱坠地的那一刻起，就像进入了某个倒计时。从小，我是听着沪语儿歌入睡的。我妈坚持要我讲上海话，她不厌其烦地纠正我的小镇口音，“你会被当作阿乡的”，她忧心忡忡地说。她教我的儿歌里，有一首是这么唱的：

乡下人，到上海，上海言话讲不来，讲不来，哪能办，咪西咪西炒咸菜。

我四岁时，我妈花去六个月的工资，从南京西路“向阳儿童用品”搬回一台卡西欧电子琴，理由是“上海的小朋友都在学”。六岁时，她找音乐学院老师教我弹钢琴，为此，我必须每周六下午奔赴上海，周日早上学琴，下午再回到小镇，来回路上八九个小时。学了没几次，我大病一场，此事不了了之。我读小学三年级时，我妈搞来全套的上海英语教材，要我“跟上进度”。在小镇，英语课要到初一才开。她每晚准时收看上海教育电视台的新闻，密切关注上海的中高考政策。所有的这一切，就是为了有朝一日，我回到上海，摇身变成一个上海小孩，实现无缝对接。

我曾以为自己就是个上海小孩。少年的倔强和虚荣告诉我，我和新闻里那些上海学生是一样的，我们是同一把种子，撒向不同的田野。直到一个寒假的下午，我路过思南路上的某所中学，一支学生乐队刚结束排练。我的同龄人身着正装，拎着各式乐器盒，三三两两从我身边走过。我只能从轮廓猜测其中的内容——小提琴、大提琴、小号、黑管、萨克斯……他们高声谈笑着，讨论演出细节，或者某款新出的电子游戏。我被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击中了。我下意识地抱紧双臂，像守卫一种不存在的东西。现在我知道了，我们不一样。

考场不远，从外婆家出来，穿过后弄堂，不一会就到了。外公外婆说怕打扰我复习，搬去舅舅家暂住。考场是一所弄堂中学，三层红砖小楼，逼仄的操场，角落里立着两三棵香樟树，刚下过一阵雨，地皮有些发潮。这里正是我妈的初中。当年，她从这里去上山下乡了。

在我妈看来，上海是一个太阳系。南京路、淮海路、中福会少年宫、平安电影院……她熟悉的老市区，是辐射光热的永恒的中心。围绕这个中心旋转的，是千百条弄堂、密密麻麻的工人新村，是嘈杂的小菜场、飘着生煎香气的国营饮食店。再往外，是棚户区、郊区工厂、工厂外的大片菜地，以及逐渐变调的口音。在这个星系的外缘，某处冰冷蛮荒的所在，是她落脚的小镇。如果可能，她愿意穿着宇航服离开上海。

我妈被抛出星系的那一年，外公外婆忙着“革命工作”，是我的太外婆、她的外婆送她去了火车站。锣鼓喧天，红旗招展，车站大喇叭放着“东风吹，战鼓擂”。她被一双嶙峋的手握住了。我妈有点气恼，外婆怎么这么落后呢。她挣开手说，外婆，你哭什么呀？

在皖北的无数个夜里，她反复咀嚼这一场景。她依然能感受到恒星微弱的引力，却置身于一个更大的轨道上。一年一次的探亲假，是她的近日点。

后来她嫁给我爸，来到这个毗邻上海的小镇。对于那些回不去的知青们来讲，这里是抵达的终点。我妈认命了，而我是她唯一的寄托。她愿意当一个火箭助推器，在燃料烧光之前，把我送回预定的轨道。

回到母校，我妈有点兴奋，她指给我看，哪里是当年的广播站，哪里是图书室，哪里改动过了，哪里没变。我一脸的不耐烦。门卫拦住了我们，说不能进。我妈赔笑脸，说孩子明天考试，能不能去教学楼看一眼，就一眼。我心里一阵难受，骂了句，转身就走。

我妈追上我，声色俱厉——你刚才说什么？

那是一句上海骂人话，正派人士视之为流氓切口。可以想象我妈当时的愤怒与恐惧——她苦心雕琢的作品坍塌了。她听说过无数知青子女回沪后“堕落”的例子，而现在，还没回上海呢，她的儿子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做一个混混了。

在我的世界里，这实在是一句再平常不过的口头禅——知青家的男小孩每天用它来问候彼此。

回到外婆家，我妈勒令我道歉，并深刻反省。我看着她那张正气凛然的脸，重复了一遍那两个字。

我妈被激怒了，她的表情混杂了震惊、绝望和困惑。她不明白，一向听话的儿子何以至此。对我而言，这是最后一根稻草，是城破前的反攻。我俯首帖耳，我逆来顺受，可这一切是假的。你不是希望我当个上海小孩吗，那么好的，偏不。

我妈抓起一本书，狠狠撕成两半。我毫不示弱，她撕一本，我撕一本。纸页纷纷洒洒，像一场狂欢。

一地的狼藉。黑夜和沉默同时降临。没人开灯。我听见了低低的啜泣，知道自己获得了胜利。

我感到了悲哀的快意，像完成了一次星箭分离。那一刻，我确信自己将回到这座城市。

作者：路明
编辑：范菁
责任编辑：舒明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