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鸿逵
学者的形象,多数是由其成名后的著作以及弟子们的追忆筑造的。这样一来,生命的后半期势必压过生命的前半期,成为画面的中心,成为旋律的主调。尤其是学院派的学者,最后在人们心中往往留下一个蔼然长者的样子。
我平素搜集学者旧藏外文书,尤其注意他们年轻时读的书。前路未定,他们有的只是对知识单纯的热情。那时读的书,常常与后来择定的学术方向无关,但正因为如此,倒好像一面放置到身后的镜子,把一般人不会留心的侧面映照出来,让他们变得立体了。
今年2月得到一本英文书,极常见的韦尔斯《世界史纲》(The Outline of History),在封底前的空白页写着“中华民国十五年一月廿二日购于金陵熙仲志”。段熙仲先生的《春秋公羊学讲疏》虽然读不大懂,翻总翻过一下的。印象中老先生写的文章著作皆属旧学。找来《段熙仲自述》(收入《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六辑)一文细读,才发现他年轻时也有亲近西学的一段:“十九岁至武昌入中华大学预科……此后曾肄业于上海大同大学,从无锡胡敦复与宪生两先生学英文,至今未忘Ruskin的《胡麻与百合》的城市工业与文化的盛衰升降的关系。一九二三年春来南京入金陵大学文科,从美人汉穆敦博士治心理学与哲学。”段熙仲先生在英文书写下识语时,还在金陵大学读书,下半年即转去东南大学,此后,他浸淫坟典,怕是再没碰过西学了。亏得有这么一本书,证明他说自己读罗斯金,治心理学、哲学的话并非虚言。
再如北京大学的商鸿逵先生,我以前只知道他是明清史的专家,后读徐凯《商鸿逵先生传略》(收入《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九辑),才发现他早年学过法语。《传略》中记述:“一九二一年八月,他考上了法国教会办的保定崇真中学。由于先生志在文史,加上在教会学校又学会了法语,一九二四年七月,他十七岁,考入北京中法大学文科,五年修业期满,留校图书馆当馆员……”商鸿逵最初几篇学术文字,如《梅定九年谱》等,都发表在《中法大学月刊》上。而他进中法大学,自然与懂法语关系不小。去年年底,我得到一本法文小册子,叫Premieres notions de sciences physiques et naturelles,书名或许可译作《科学常识》。整本书从头到尾都用中文注满了生字,从词汇的难度看,当是法语程度较低的初学者写的。书的扉页钤着紫色的椭圆形印章,写的是“商鸿逵(H.K.Shang)”。法文小册子出版于1920年,从内容推断,应该是商鸿逵在中学上自然科学课时用的教本。那时候,他还是十五六岁的少年。
每位年高德劭的先生都曾是少年、青年,这当然是百分之百正确的废话。但其实我们常常忘却这一点,忘了每个人的生命中都会有那么一点新鲜、不确定、一闪即逝的东西。
作者:刘铮
编辑:周俊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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