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挨挨挤挤的一排排书中，有几本已经陪伴我走过了许多岁月，还将陪伴下去，这辈子估计都舍不得丢的。这几本书，伴随我从大西南的山沟沟里走出来，进入城市读高中，读大学，千里万里，落脚江尾海头启东。从斜挎的书包，到塞满教材的背包，再到远行他乡塞满衣物被褥的牛仔包。就是到了现在生活的这个地方，也反复折腾，又从渔港到城市，十数次搬家都没有丢弃。触碰到这些书，就触碰到过去的时光，往事历历在目。

年代最久远的，当数《水浒全传》，1975年贵州出的版本，扉页上还有“语录”：《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了反面教材，使人民知道投降派。这套书出版的时候，我脱掉开裆裤三年，得到这套书是17年后的事情。分上中下三册。据说当时重点配发，军队中的干部和部队军事学校或党校，才有机会获得一套，市场上买不到。好书自然会流到民间来。这套书不知被多少人借去读过，书脊开裂，多处脱线——注意是“脱线”，不是“脱胶”，线装，真正纯手工制品——足见那个时代，可读之物多么稀少。

在得到这套书之前，看过一本繁体字竖排本《水浒》。这本书是我捡来的，那时我还在读小学，仿佛有神示，那一天莫名其妙钻进我故乡的一个草垛，那本书安安静静地躺在一片金黄的干稻草上，深秋的阳光均匀地铺在缺失封面的册页上。我真是高兴坏了。不敢拿回家，怕父母责备；也不敢告诉我的几个弟弟，怕他们抢过去先读。多少个太阳西斜的下午，我主动请缨去打猪草，一出家门便躲到我家的草垛后读那本书，心想：我只看两页。可一看起来怎么收得住呢，等到太阳落山，书本上的文字模糊不清，才想起猪圈里还有十几头动不动扯开嗓门嚎叫的猪需要拿猪草去安抚。立即藏了书，背起猪草篮子奔向我家菜园，摸黑摘了半背篓牛皮菜。进到家门，我爹责备我回来那么晚，打回来的猪草还不够那些猪塞牙缝。第二天我妈恨不得要抽我，我把她辛辛苦苦种出来的牛皮菜掐到了菜心，从此以后不会再长了。

第二天又如此，第三天还是如此，第四天我爹忍无可忍，把我揍了一顿。我爹我妈问我为啥这么晚回家，我怎

么敢说呢，打死我也不会说。直到有一天我爹悄悄跟踪我，从草垛后面“人赃俱获”。我以为我爹会再次揍我，但父亲脸上落满愧疚，他把书还我，轻轻地说：“儿，你怎么不早说呢!”说罢背着本属于我的猪草篮子走远了。他揍我，我没有哭，他的这句话让我躲在草垛后面泪流满面。我们家是贫寒的，可再贫寒，我的父母也希望儿子们能多读一些书。

真正爱上文学，是读了《人生》之后的事情。《人生》是1982年的版本，1985年重印，那时上了初中，青春萌动，莫名其妙于自己居然对女生产生好感，感到无比惊讶和恐怖。甚至给一个同班女生写了一封情书。那个高尚的女同学把那封深情款款的情书交给了班主任。班主任大骇，他一口咬定我是受人教唆的。我纠正他说：“不，这是我要写的，我没有受谁教唆。”班主任对我又痛又恨，不轻不重地骂了我一句：“狗东西，不知轻重!”然后对那女生说：“李新勇是受人教唆的，这不是他的本意。以后谁也不允许提这个事情，只当什么也没发生过。”

《人生》是我爱情和婚姻的启蒙读物，也是我的文学启蒙读物，不管世事如何变幻，只要心还在老地方，一切都变得可能，都还来得及。这本书到底读了多少遍，实在记不得了。由此我知道了路遥，知道更多的作家。

1992年，高考失败，额头上落满乌云、眼前一片黑压压的乌鸦。那时候还没有打工一说，农村孩子考不上学校，就得回家修地球，没有其他路可走。我用身上仅剩的四块钱，从一间破败的百货商店，买了一本价值3.50元的《老子白话今译》，藏在怀里带回家来。

是这本书让我学会了顺其自然、坦然面对眼前一切的生活态度。这不仅是生活态度，还是一种胸怀和气度。当时记忆力好，五千多字的《老子》(亦即《道德经》)能背出一半，弄得我爹以为我要去做道士。回想这几十年对人对事的态度，在读完这本书时、在前途晦暗而内心光明的1992年故乡低矮的屋檐下，就已基本成型，后来越发牢固了。

我还有不少旧书，比如在我两年中医学习生涯中读过的《伤寒杂病论》《药性歌括四百味》《汤头歌诀》《傅青主女科》《偏方大全》等等，都留在故乡了。每次回故乡，都会像探望老朋友那样，翻检一下这些发黄的旧物，抖一抖上面的灰尘，看看是不是有虫蠹。

感谢这些书陪伴了我成长路上的坎坷、孤独和迷惘，那每一页书纸上，都沉积着一段金子般的旧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