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相传叫作百草园。”

因为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百草园”成为儿童成长过程中隐秘空间的代名词。这个隐秘空间往往主要是由植物的形象、色彩和味道构成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儿童时期的“百草园”，有对“百草园”中某几种植物的深刻记忆。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忽然从草间直窜上云间去了。”

这是鲁迅对百草园的回忆。因为这段简洁而精准的描写，我们深深地记住了这棵“高大的皂荚树”。皂荚树在北方不是常见的树种，但我有两次看见了皂荚树。一次是在太行山上的一个小山村；一次是在北京植物园。因为可以从树底下捡拾到掉下来的豆荚，因此皂荚树是很引人注意的。这两个地方的皂荚树的确都是很高大的。

喜爱植物大概是人的天性。但根据美国人迈克尔·波伦( Mechael Pollan)在《植物的欲望》中的说法，一个人对花木无动于衷也是可能的。一种情况见于抑郁症的前兆“花神倦态”症，另一种情况就是“处在一定年龄的男孩也可能对于花不感兴趣”。他所说的“一定年龄”指十岁左右。迈克尔·波伦说，十岁时的他喜欢的花是南瓜优美的喇叭花、草莓漂亮的小蒂花，这些花都是“有意义的花，是可以预告一种果实将要到来的花”。但他并不喜欢其它的花，“为花而花”的花。但十岁左右的鲁迅却喜欢养花，养纯粹的“为花而花”的花。那时候，鲁迅正在绍兴老家的三味书屋读书。在业余时间，鲁迅喜欢做的两件事情，一是看“花书”，就是有画的书；二是种花。“看‘花书’”还算是普通的爱好，每个时代的孩子们都爱好看“花书”。鲁迅看“花书”，不光是看，还照着描画，就是用一种又薄又透的“荆川纸”覆盖在花书上，把下边的图案很逼真地影写下来，然后装订成册。鲁迅的第二种爱好则不太一般了。周建人在　《略讲关于鲁迅的事情》　中回忆说：鲁迅“空闲时也种花，有若干种月季，及石竹，文竹，郁李，映山红等等，因此又看或抄讲种花的书，如《花镜》，便是他常看的。他不单是知道种法，大部分还在要知道花的名称，因为他得到一种花时，喜欢盆上插一条短竹签，写上植物的名字。”不但种花，还要弄清和标记各种花的名称，这看起来的确不像是一般的玩儿。所以周建人说：“鲁迅先生小的时候，玩的时间非常少，糊盔甲，种花等，可以说玩，但也可以说不是玩，是一种工作。”

鲁迅到南京水师学堂学习自然科学是在1898年春天。从他作于这年的笔记小品《戛剑生杂记》和《莳花杂记》，可见鲁迅年轻时候生活趣味的广泛和对植物学的爱好。如《莳花杂记》中对晚香玉的记述：

“晚香玉本名土馝螺斯，出塞外，叶阔似吉祥草，花生穗间，每穗四五球，每球四五朵，色白，至夜尤香，形如喇叭，长寸余，瓣五六七不等，都中最盛。昔圣祖仁皇帝因其名俗，改赐今名。”

二

1902年2月，鲁迅到日本留学，先是在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语。根据鲁迅好友许寿裳的回忆，鲁迅在弘文学院学习期间，依然延续着幼年时期对植物的喜爱。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说：“他在弘文学院时代，已经买了三好学的《植物学》两厚册，其中着色的插图很多。所以他对于植物的培养有了相当的素养。伍舍的庭院既广，隙地又多，鲁迅和我便发动来种花草，尤其是朝颜即牵牛花，因为变种很多，花的色彩和形状，真是千奇百怪。每当晓风拂拂，晨露湛湛，朝颜的笑口齐开，作拍拍的声响，大有天国乐园去人不远之感。傍晚浇水，把已经开过的花蒂一一摘去，那么以后的花轮便会维持原样，不会减小。”许寿裳说到的“伍舍”是鲁迅1908年在东京租住过的一处住屋。因为是鲁迅、周作人、许寿裳、钱均夫、朱谋宣等五个人共住，所以叫作“伍舍”。巧合的是，在鲁迅他们五个中国留学生之前，租住过这个“伍舍”的曾经还有日本著名作家夏目漱石。1906年春天鲁迅从仙台医专肄业、回东京组织文艺运动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事情。在《藤野先生》中，鲁迅回忆和藤野先生告别时候的对话是很著名的：

“‘我想去学生物学，先生教给我的学问，也还有用的。’其实我并没有决意要学生物学，因为看得他有些凄然，便说了一个慰安他的谎话。”

没有人十分在意鲁迅在这里所说的“我想去学生物学”这句话，仅把它当做是鲁迅为放弃医学随便找到的一个借口。但实际上，到日本留学后，鲁迅对科学研究的兴趣发生了明显的转移，即从地质、化学等无生物科学向植物学、动物学、医学等生物科学的转移。如果不是因为有更高的志趣，鲁迅很可能就会成为一个生物学家。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藏书室收藏了11本德语植物学著作，如《植物类别之判断》、《普通植物学》、《植物采集者》　(采集和制作植物标本的指南)、《隐花植物———海草、菌类、地衣、苔藓、羊齿类植物》、《开花植物体系》、《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所产苔藓类与蕨类植物目录》、《植物观察入门》、《食肉植物》等。从这些书的出版年份看，应该都是鲁迅在日本读书期间购买的。因此，即使如鲁迅所说，在告别藤野先生的时候，并没有“决意要学生物学”，但鲁迅的话也并非仅仅是给人慰安的谎话。生物学尤其是植物学的确是鲁迅重要的知识兴奋点。1909年6月，鲁迅从日本回国，应许寿裳之约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担任生理学和化学教员，同时，给日本教师铃木珪寿的植物学课程做课堂翻译。许寿裳在《我所认识的鲁迅》中说到民元时代作为科学家的鲁迅时说：“他在杭州时，星期日喜欢和同事出去采集植物标本，徘徊于吴山圣水之间，不是为游赏而是为科学研究。每次看他满载而归，接着做整理，压平，张贴，标名等等工作，乐此不疲，弄得房间里堆积如丘，琳琅满目。”一年多以后，鲁迅回到绍兴，在绍兴中学堂担任生理学教员兼监学，业余时间继续研究植物学和采集植物标本。《辛亥游录》是鲁迅在1911年撰写的游记小品，记录了他两次采集植物标本的详细过程，其中的一次是：

“三月十八日，晴。出稽山门可六七里，至于禹祠。老藓缘墙，败槁布地，二三农人坐阶石上。折而右，为会稽山足。行里许，转左，达一小山。山不甚高，松杉骈立，朿木棘衣。更上则朿木亦渐少，仅见卉草，皆常品，获得两种。及巅，乃见小花，五六成簇者可数十，积广约一丈。掇其近者，皆一叶一花，叶碧而花紫，世称一叶兰；名叶以数，名花以类也。”

三

1912年5月，鲁迅随教育部来到北京。生活和工作环境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初到北方的鲁迅对北京的风景是很敏感的。1912年5月5日是他到北京的第一天，从这天的日记可以看出他对北方的风景是很失望的：“上午十一时舟抵天津。下午三时半发车，途中弥望黄土，间有草木，无可观览。”但等到秋冬的时候，在北京住过几个月的鲁迅开始体会到北京的独特风情。如1912年10月27日日记载：

“夜微风，已而稍大，窗前枣叶簌簌乱落如雨。”1913年1月15日日记载：“晨微雪如絮缀寒柯上，视之甚美。”在新的工作环境中，鲁迅没有继续过去的植物学研究。但有一件事情值得注意，这件事情就是他曾经多次游览万牲园。如1912年5月19日“与恂士、季巿游万生园。”1916年4月16日“午后得铭伯先生柬，午后同游农事试验场，”1917年10月20日“上午季巿来，并同二弟游农事试验场。”1919年11月19日“上午同重君、二弟、二弟妇及丰、谧、蒙乘马车同游农事试验场，”1920年4月25日“午后同母亲、二弟及丰游三贝子园。”鲁迅日记中的万牲园、农事试验场、三贝子园是一个地方，就是现在的北京动物园，但那时候的万牲园并不只是动物园，其中的大半部分还是植物园和农作物试验场。鲁迅并不喜欢旅游。除了中央公园，这个万牲园是他游览最多的地方，由此可见鲁迅的趣味所在。

在北京的鲁迅没有继续研究植物学，但却又有条件像小时候一样亲手栽种各种花木。种植花木的一个基本条件是要有属于自己的院落。但鲁迅在大多数时候的住房都是配给和租住的。除了在绍兴老家生活的18年，鲁迅拥有自己住宅的年份都在北京。

1919年11月21日，鲁迅和二弟周作人一家从绍兴会馆搬到了北京新街口八道湾11号，这里是他们弟兄卖掉绍兴祖宅后合力购买的新居。八道湾11号是个有三进院落的标准四合院，院子空地很大，树木繁多。根据周丰二作于1987年的一幅八道湾11号示意图，1920年代的八道湾11号院子里共有大小树木48棵。这些树木有的是原来就有的，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是鲁迅种植的。

1923年7月，鲁迅周作人兄弟失和。8月初，鲁迅从八道湾11号搬到砖塔胡同61号暂住。几个月后，鲁迅购买了阜成门西三条21号。因为原来的房屋已经破旧不堪，鲁迅拆掉了这里的旧屋并重新设计建设了新屋。1924年春天，鲁迅搬到了崭新的西三条21号。鲁迅刚搬家过来时，院子里还是光秃秃的，所有的植物只是前院的一棵枣树和后院的一棵杏树。不过，鲁迅对如何绿化这个自己亲手打造的宅子早有系统的想法。1924年6月8日是鲁迅搬来新居的第二个星期天，正在北京女高师读书的绍兴小老乡许羡苏、王顺亲和原来一起在砖塔胡同61号居住的俞氏三姐妹俞芬、俞芳、俞藻一起来西三条看望鲁迅先生，鲁迅兴致勃勃地带领他们参观自己的新居，顺便介绍了自己在前后院种树的规划：前院打算种植紫白丁香各两株、碧桃树一株、榆叶梅两株，后院的土质不如前院，“打算在北面沿北墙种两株花椒树，两株刺梅，西面种三株白杨树。白杨树生长力强，风吹树叶沙沙响，别有风味。”(俞芳《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　因为过了最好的植树季节，直到第二年春天，鲁迅的种树计划才得以落实。1925年4月5日是植树节，鲁迅请著名的花木店云松阁来家种树。这天的鲁迅日记有“云松阁来种树，计紫、白丁香各二，碧桃一，花椒、刺梅、榆梅各二，青杨三。”北京解放后，在西三条21号院的基础上建设了北京鲁迅博物馆。如今，鲁迅种植的树木大多数都死掉了，如碧桃、刺梅及两株紫丁香和三棵白杨树，但正房前的两株白丁香却还好好活着，树干遒劲，树冠如盖，成为这个小院最引人注意的景观。

西三条21号院在很多方面都延续了八道湾11号院，包括房屋的结构和树木的种类。在八道湾11号，鲁迅就曾在前院自己的住房外种植了两株丁香和一株白杨。当时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常惠回忆当年拜访鲁迅的经过时有一段关于杨树的回忆。他说：“他把我们让进屏门外南屋，这是先生的书房，又坐下来谈话。过了一会儿，就听院子里响起哗啦啦的声音，我们赶紧站起来告辞说：‘坐的时间久了，把雨都等来了。’先生笑了起来，说：‘这哪儿是雨呀!　你们没有见屏门外那棵树吗？　是树上叶子响。那是棵大叶杨，叶子大，刮小风就响，风大了响声更大，像下雨一样。这棵树是我栽的，大叶杨有风就响，响起来好听，我喜欢这树。’”(常惠《回忆鲁迅先生》)　对这棵“有风就响”、“响起来好听”的白杨树，章廷谦也曾说过：“以前在八道湾住宅的室前，有一棵青杨，笔挺的耸立在院中，俯瞰众芳，萧萧常响的，就是他所栽种也是他所心爱的。”(川岛《鲁迅先生生活琐记》)

白杨树不仅是鲁迅心爱的树，也是周作人喜欢的树。周作人1930年写过一篇《两株树》，其中也说到常惠和章廷谦回忆中的那株白杨树：“树木里边我所喜欢的第一种是白杨。小时候读古诗十九首。读过‘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之句，但在南方终未见过白杨，后来在北京才初次看见。”不过，在《两株树》中，周作人却说是他在前院种植了一棵白杨树：“我在前面的院子里种了一棵，每逢夏秋有客来斋夜话的时候，忽闻淅沥声，多疑是雨下，推户出视，这是别种树所没有的好处。”其实，鲁迅和周作人、周建人兄弟早年和睦相处、感情甚笃。1901年4月，离家在外读书的鲁迅完成了《别诸弟三首》，其中第二首写到了兄弟几人在家乡度过的共同侍弄花草的天伦之乐：“日暮停舟老圃家，棘篱绕屋树交加。怅然回忆家乡乐，抱瓮何时共养花。”如此看来，八道湾的这棵杨树很有可能是鲁迅兄弟一起种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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