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的冬天也是冬天。几阵风，几场雨，屋后的竹林似乎再没那么青翠欲滴，夜里听见竹子相互撞击取暖，嘎吱嘎吱，陡然觉得冷瑟瑟的。桃树、梨树、栎树、李树、柳树，纷纷脱光叶子，伸长光秃秃的枝干，扎入蓝得发白的天空。再过些时日，清早起来去往村外，只见大雾如牛奶般漫过小麦地。大雾散后，一簇簇小麦敷了一层白霜。颗颗粒粒，在温煦的初阳里闪烁。再往前走，会看见青菜、蚕豆、豌豆，也都敷了白霜。再看身边，水沟边的青草、路边的稻草垛、温热的猪粪堆，也都白着呢。太阳升得更高了，温暾地照拂着大地。朝东边山头望，柔嫩的太阳光使得山林灰蒙蒙的。连绵的山峦是那般静穆。

村长挨户通知，分树了!

多少人家盼着这一天呢。我老早发现，家里柴楼后沿墙完全露出来了，曾经它是被劈柴完全遮住的；柴楼堆放的干松枝也早早没了，楼面空空荡荡，踩上去东凹西陷——楼面由竹编的毯笆铺成，毯笆底稀稀地横了几根派不上大用场的松木，算是隔开了楼下的灶房。柴楼上脚步放得重些，灶房里就会下一场灰雨。灶房里一缺柴火，便爬楼梯到柴楼上拿，拿拿拿，刚进冬天，柴楼上只看得见两堆松毛了。那些松毛，是我妈上山“抓”回来的——松毛掉地上，得用九齿抓扒去抓。挑回来一担，烧掉一担，柴火没法不叫人发愁。

只能数着日子，等分树了。

分树前好多天，村里会抽一拨人上山，圈出当年要砍的树，树全是松树，连在一起，成一片山坡，或一座小山头。树有大有小，价格也有高低。镰刀在树干齐胸高的地方削掉一块皮，露出一块白色，写下歪歪扭扭两排毛笔字，一排是树的编号，一排是价格：一元、两元、三元、五元、十元……十元以上的，是很大的树了。小树砍做柴火，大树不单有众多枝桠可以砍做柴火，主干还能当做盖新房的木材。新房不是那么容易盖的，许多人家都在一块砖一块瓦一根木头地蓄积着力量。那价高的树，自然格外抢手。

有一年，爸妈派我和弟弟到村长家抽签。黄昏里，我们围在村长家的院子。一共抽十来棵树。几百张纸条写好树的号码和价格，揉成团，塞在一个空纸箱里。村长摇一摇纸箱，我伸手进去抓出一个纸团，摊开来，叹一口气；弟弟伸手进去，又抓出一个纸团，摊开来，又叹一口气。轮替几次，弟弟高兴得要蹦起来。一棵十八块钱的树!

陡峭的土坡，松树几乎全没了。余下几十上百个树坑，如一只只挖掉眼珠的眼眶瞪着天空。唯剩下它仍旧立在半坡处。一棵孤零零的松树，枝干崔嵬，仰之弥高。我是在山坡脚下看到的它。我没想到那就是它，却不自觉地走向它。望见它也望见它背后的红土地背后的绿松林背后的白云朵朵。气喘吁吁走近了，手杵树干想要歇一歇，手掌抚到一片粘稠的松脂。“十八元”三个墨黑的字显现眼前……朝它举起斧子，斧子挥向树根，树根四周的土一点儿一点儿被刨开。树根虬结，鳞片老硬。斧头每斩断一根树根，树便叹息一声。忽然，树一阵颤抖，松针纷纷洒落。继续，继续，斩断剩下的根须，一根又一根。终于，树身又一阵颤抖，巨大的树冠如同黑重的雨云朝坡下飘坠。树倒了!　倒了!　听到喊声，坡下的人四散开，站定了回头看。轰隆——噗——呼出最后一口气，大树仰面倒在山坡，惊起一地埃尘。

要把树干和树枝运到大路，再拉回家，不是件容易的事。

那年，家里是请了手扶拖拉机的。拖拉机等在大路边，等着我们把拆卸好的松干松枝搬上拖斗，直到高高堆起如一座小山包，直到小山包摇摇欲坠眼看要垮塌，拖拉机师傅才拿出发动手柄，走到车头那儿，弯腰弓背地摇动。许久，拖拉机喷出一阵愤怒的黑烟，每一颗螺丝都在颤动。此时，若坐到柴堆顶上，随拖拉机下山，那是要一路看着整条路整座山整片天醉酒一般发癫的。

寻常年景，担当运输重任的，是一辆由木头和竹板打造的两轮手推车。手推车两根扶手，扶手后系了一条宽宽的背带，一车能拉上千斤。拉车靠体力又靠技术，一不小心，会连人连车连柴一块儿冲下山坳。有一年，手推车装满松柴进大院子，力道没控制好，一根扶手直撞向邻居家墙，嘭一声，几块土坯飞出去。拉车的，当然只能是我爸。我和弟弟在车后跟着。从山里回来一路下坡，小跑着才能跟上。

有一年，拉车的却不是我爸，是我妈。我爸到外地跑车，秋天没回来，冬天了没回来，村长通知各家分树了，我爸仍然没回来。

如果不要树，是可以让给别人家的。

我妈咬一咬牙，要!

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我十来岁，奶奶七十多岁。奶奶和我妈，我和弟弟，两个女人两个男孩拽起手推车上山了。记得那年砍树处在“牌坊坡”，比往年的地方更要远一些。还好没大树。树砍倒后，立马被断成几截。奶奶和我妈又挑又扛，我和弟弟又拖又拉，松树们桀骜不驯放荡不羁。晨霜浓厚，草木蓊郁，每一脚踩下，枯黄草叶上的白霜都会歘啦欻啦响。鞋子湿了，冷到彻骨。松枝在地上滑动，犁开一沟一沟光亮的红土；路边丛生的解放草(紫茎泽兰)断裂后泼洒出苦涩的气息；细松枝被铁篱笆　(剑麻)勾住后弹回，刷中小腿，小腿飞速隆起彤红的一道。——我发现路边有一棵倒伏的似乎枯干了的树，竟有白白的小花间杂在烦乱的枝桠间。问奶奶，说是梅花。哦，梅花!　驻足不到一分钟，我又继续朝前走了。

不晓得往来多少趟，松枝松干才全部运到大路边的手推车旁。我们灰头土脸，瘫坐在地。路上来来往往皆是肩挑背扛的人，没人注意我们这一家子。

是刻意还是偶然？我完全回想不起来，我妈是怎样把松枝松干用手推车运回家了。

只记得，松干松枝与往年一样，最终都齐整地堆在大院子里。

粗直的松干要晾干存起来做椽子。先搬出我爸做木活用的两架木马支地上，再把松干横上去，然后握一把镰刀，刀口朝向自己，倒退着一下一下削。我喜欢松皮剥离时刺刺啦啦的轻快声音，喜欢随即浸出的琥珀色松脂和散发出的幽稠气息——就在几秒钟前，那气息闪电般回访了我的鼻孔——也喜欢松树褪尽皮肉后，露出的淡黄色洁净主干。太阳底下看，一切都是新鲜的。但我最喜欢的，还数墙边的松枝。它们被捆扎得整整齐齐，堆成一堵矮墙，松针松球都还碧绿着，仍在呼吸仍在生长。夜色降临，我盛了一碗清水——清水里没忘记搁进一条短短的稻草绳，认真地放在松枝堆的最上面。扶住碗边，左右摆一摆，确保水碗稳稳当当不会被夜鸟惊歪。夜色深沉，听屋后的竹林嘎吱嘎吱，因了一份期盼，心里是暖的。

第二天，太阳初升，绿得滴油的松枝堆恰如期待中那样铺满寒霜。一个溜圆的白瓷碗口在其间熠熠闪光，那是我第一次见识到，云南也会有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