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建民

小弟正在中央党校学习。我们兄弟约好，晚饭在学员食堂吃自助餐，然后在院子里散步。他没报到前，我在电话里告诉他的第一句话，就是要求他每天在校内大院里走一大圈，保持充沛的精力，静心凝神，一心读书，提高学习效率。

从我家胡同东口坐4号线地铁，半个小时到北宫门站，出东南口，过马路，就是党校的院子。正是春天，花木萌发开放，青山叠翠，园林式的党校大院与颐和园连成一片，空气清新，花香草绿，明显地同城市中心区形成两个气候带。像我这个有吸烟坏习惯、嗅觉已迟钝的人都能感觉到春天的醉人气息。我正在撰写有关孙犁的书稿，到了这里，触景生情，不由想起孙犁的散文《颐和园》。半个多世纪前，孙犁在颐和园的松云巢疗养，诗人郭小川也在这里。郭的妻子杜惠同志正在党校学习，

“每天晚饭之前，G就翻山越岭去接她。夫妻感情之好，令人羡慕。”孙犁散文的艺术特色，总是“竹外一枝斜更好”，在正面叙事中插入闲笔，反衬自己孤独寂寞的心情。

好几年没来这个大院，进南门，我熟悉的建筑、道路、湖泊、园林，次第映入眼帘。饭后，我们从15号楼出发，缓步向北，我发现，院子里新增几尊雕塑，原来的石刻文字，位置也有调整。穿过掠燕湖，随着两只在湖中游弋的白天鹅，来到正蒙斋西侧，看见有孔子、老子的青铜雕像，名曰“问道”，雕塑者是吴为山。我们止步，细细端详雕像，我从几个侧面观察雕塑家的手法和想法，然后跟小弟说，这是中国画大写意的手法，效果是“舍形留影”。这种雕塑语言，是吴为山独特的风格。那年我去大同石窟，老远看见一尊塑像，就断定是吴的作品，走近证实，果然是吴

雕塑的高僧昙曜。用最简约的语言塑造一个历史人物，远距离就能判断作者是谁，这就是雕塑家独一无二的个人风格吧。这种遗貌取神的手法，正与罗丹的作品　《巴尔扎克》　暗中相合。

离开“问道”的孔子、老子，徐徐向东漫步，走过石桥，看见隐藏在桥南的一尊石像不见了。那尊石象，很可能是圆明园的遗物，浑厚灵动，生气灌注，是清代的雕塑作品……象、像、形象，吴为山的雕塑，“像”真的老子、孔子吗？　我心中的老子、孔子，又是什么样？　漫步春天的校园，思索当代雕塑家理解的古代哲学家的形象，思绪纷飞。

在党校书店，小弟买了几册有汉语注音的经典，送我几册，其中就有　《论语》。我年轻时自修补课，曾用毛笔手抄过两遍　《论语》，把杨伯峻先生注释的本子当成经常阅读的书，自以为对这部经典已比较熟悉，脑子里已逐渐造起孔子的形象。因为是自学，没有老师指点，有个别字句的读音是错误的，错了好多年，自己也没法发现自己的错误。有了注音本，就像领导干部发现自身和工作中的错误一样，可以自查自纠；同时，对经典的理解，也更准确。我真佩服会动脑筋的出版家。传统经典读物，你出我也出，好像已无出路，他们却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用注音本扩大了读者层面，也方便了如我这样的自学者。

说来可怜，少年时，我因“文革”失学，对祖国历史上这样一位伟大人物的名字，不是在窗明几净的课堂里，而是在声嘶力竭的“批林批孔”运动中才知道的。运动开始时，报刊上的文章还称呼“孔子”，后来有“精神”传达，说“子”是尊称，对代表了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的孔丘，应该叫“孔老二”。从铺天盖地的批判文章里，我寻找批判者引用的孔子的话，才开始似懂非懂的走近这位老祖宗。不过，批判文章，总是用“子见南子”、“吾不如老圃”、“厄于陈蔡”这些故事丑化圣人。我那年才十几岁，心底如一张白纸，虽然外边的世界在丑化孔子，心底的白纸上却涂抹不成孔子的形象。像我这个岁数的前辈们，是在“天地君亲师”的牌位前给孔子磕头后才跟私塾先生读书的。我生长的年代，席卷全国的声浪却是在声讨孔子。孔子是个什么人？　长得什么样？　在我心里还是模糊的。唯一清晰的记忆是，那些批判文章和“供批判用”的材

料，使我第一次发现了古代汉语的奥秘和美丽。更让我惊奇的是，孔子说的一些话，正是我们从小就零星听到的长辈对我们的教导，也是我们生存的基层社会里的行为准则。

二十多年前，我去曲阜，谒孔庙，逛孔府，游孔林，访问孔子基金会，在曲阜友谊商店请购一个瓷盘，是吴道子画的孔子，瓷盘像赞：“德侔天地道冠古今，删述六经垂宪万世。”吴道子的画像，是不少图籍都采用的“标准像”：宽额浓眉，一缕胡须，拱手微笑，像一位憨厚朴实的山东老农。吴道子是唐代人，距孔子的时代已越千年，他凭什么依据画孔子？不知道。至少我不知道。那时，我已读过　《论语》，对正在复兴的儒学研究开始注意，在孔子基金会拿了几册　《孔子研究》，认真阅读，私自勾画孔子的形象。《人民日报·大地》副刊正在开设“历史文化名城漫步”专栏，我就写了一篇　《曲阜探源》，作为圣人家乡游的纪念。那年月，旅游产业方兴未艾，以孔子的名义打造的初级旅游产品，刚在圣人之乡冒头，我感到滑稽和荒诞：初识孔子时，他被政治利用；到了孔子的家乡，他又被商业利用。这是他老人家的另一种多重叠合的复杂形象吧。

在文化轴心时代，凡是为人类文明作出巨大贡献的伟人，都没有留下物理或化学的形象，不管是孔子，还是苏格拉底，是老子，还是亚里士多德。他们的形象，属于“大象无形”，只沉潜留止在他们的不朽著作里，等待后来者解读，并在解读的朗朗书声中复活。

继续追问孔子的形象问题，我想起冯友兰先生的　《论形象》。这篇绝妙佳文，针对　《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画传》这部图书，恰恰是回答这个疑问的：“历史上的孔子，是不是就真是像这些画像中所画的那个样子？　如果像不像是以历史上的孔子为标准，那就很难说了。孔子已经死了将近三千年了，现在的人有谁见过孔子？　有谁见过见过孔子的人？　要说像，你有什么根据？要说不像，你又有什么根据？”既然都拿不出根据，那这些画像是随便画的吗？　冯先生论断：“评论这些画像像不像，也要有一定的标准，不能随便乱说。这个根据和标准，就是这些哲学家们用他们的思想和言论在后人的心中所塑造的形象。”

如此，每一个认真读　《论语》　的人，都会有一个深造自得的孔子的形象。吴为山的“问道”，源于“孔子问道于老聃”的历史记载，是有文字依据的。“问道”，就是对真理的探索和追求。这两位古代的哲学家，一个是心中微笑，成竹在胸，仿佛已闻道；一个是引颈恭听，好学不倦，仿佛在思索。他们是否真的曾经面对面？　至今还是悬案，但杰出的雕塑家的手，已捏塑成一个远古的特定历史场景，用青铜铸就了春秋时代的思想交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