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蓓佳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在许多大学都在“停课闹革命”的日子里，省城艺术学院破天荒地决定公开招考，凭专业成绩录取新生。

一石激起千层浪。现在的中学生们，无论如何想像不到这消息在全省数以万计的年轻人中引起的雀跃和震动。想考的人实在太多，许多人都要去碰个运气，没有哪个地方的考场能够容纳下这么多热爱读书的考生。解决的办法是由各地初试、复试，最后送给艺校老师终审。

那时候我在一个农村乡镇读高二，我所在的中学做了本县东片的初试考场，因此我得以目睹初试中的许多经典片断。

记得开考那天，从早晨开始，擦得铮亮的自行车，潮水一样从四面八方涌进我们学校的大门。女孩子们由她们的男朋友带着，孔雀一样骄傲地端坐在自行车后，一路上把她们的竞争者打量了又打量，比较了又比较。男孩子们则三五成群，甩着略长的分头，把脚下的自行车踩得如舞如飞，对他们一路看中的女孩子扬着高傲的头颅。男孩女孩的衣着一律光鲜，领口翻出雪白的假领，脚下的布鞋黑白分明，肩上挎的是千篇一律的军绿色挎包。考乐器的人自带着他们的“吃饭家伙”，无论二胡抑或竹笛，都用花布做的套子裹得严严实实，生怕被人看见了会漏了灵气。再大的家伙比如扬琴，既有琴身又有琴架，自行车不怎么好带了，是由家里人一根扁担挑着跟过来的。

所有的考生，无一例外地表现出骄人的尊贵和矜持，男的都像王子，女的都像公主。他们也的确是农村青年中的佼佼者。他们的父母很多都是在农村中吃商品粮的，他们从小在同伴们羡慕的目光中长大，因为不必下田干活儿的原因而长得细皮嫩肉，年年冬天都能参加公社宣传队，三天两头有机会坐着拖拉机进城走亲访友，偶尔还能够掏出钱来请同伴们下一回馆子，所以他们的自我感觉个个良好，有的还摆出一副很无所谓的架势，让人觉得对于他们来说，跑到我们学校来考艺术学院是一种“屈尊俯就”，随便应付应付而已。如果学院连他(她)　都不肯录取，那还能取谁?

我的很多同学都拥到了考场四周看热闹。面对这么大群的跟自己年龄相仿的红男绿女，他们自然而然地感到兴奋。女生们两个两个地手挽着手在人群中慢慢游逛，遇到模样周正的男孩子就多看几眼，脸上不由自主地飞出两团红晕。她们此时的心情很复杂，既为自己置身事外的旁观者身份而感觉高人一头，又因为对方是人中之杰、自己却过于普通而自惭形秽。两种心情交织在一起，就使她们变得乖戾和狭隘，往往在脸红过后，又言不由衷地把自己看中的男孩们贬得一钱不值。

中学男生的行事方式有所不同，在男女情爱的问题上，他们肯定要比女生来得大胆。他们不喜欢跟别人搭伴，而愿意独立行动，这样在碰到自己喜欢的女孩子的时候，他们可以无所顾忌地上前搭讪，问一问对方考什么啦，吹牛说自己跟县里来的招生老师能够说得上话、可以帮她打听情况啦，主动端一碗开水过来，鼓着腮帮子吹得半凉之后，再殷勤递到女孩子手上啦……这时候陪伴女孩子到镇上应考的她们的男友们会气得脸儿发绿，攥着拳头怒目而视，随时准备冲上去拼命。但是中学男生并不在乎，这里是他们的地盘，强龙还斗不过地头蛇呢。再说他们也不过是寻寻开心而已。

我和一个要好的女同学同样快乐地挤在人群中。我的同学注意到了一个坐在台阶上给二胡的弓弦上松香的男孩子，她要我看那男孩的手，她说那手指又长又细，真是好看。她还说，人的手长什么样，很要紧，命好命坏都在手上摆着呢，这是她妈妈告诉她的。她的这番话对我来说非常新鲜，因此我记忆深刻。

我们挤到学校小礼堂的窗口，从那里可以清清楚楚看见考场里的一举一动。我认出一个熟人，他是我父亲的朋友，是县文化馆从事群众文艺辅导的老师。当年他五十来岁———不，也许只有四十出头，那时候我总是把人看得过老。他头大，身子小，走起路来总好像头重脚轻，稍不留神就要摔一个跟头。天冷，他穿着一件老农民模样的黑棉袄，袖口胸前沾着许多污渍，如果有阳光照上去，肯定会闪闪发亮。因为抽烟很凶，他的一口烟牙是焦锅巴的颜色。最有趣的是他的眼睛，小而且短，深深地嵌在两只肿眼窝里，大部分的时间眼皮耷拉着，眼睛就基本看不见了，当地人管这样的眼睛叫“天不亮”。但是偶尔他眼皮一抬，小小的眼睛会“唰”地一亮，精光四射，显得极有内容，叫人肃然起敬。我看见他的时候，他正盘着短短的一双腿，老僧入定一样地坐在考官该坐的椅子上，面前有一份考生花名册，一支用来打分记事的铅笔。他的眼皮照旧耷拉着，每当换一个考生上场，他才把眼皮略微一抬，看清对方模样后，马上又垂下，改用耳朵来听。

一个梳着大辫子的女孩报考声乐，却莫名其妙准备了一段京剧样板戏《都有一颗红亮的心》。大概觉得大辫子是李铁梅的标志，不唱样板戏实在对不起这位　《红灯记》　里的少女英雄。她捏着嗓门，翘起兰花指，走出京剧演员特有的碎步，除了把“二簧”调唱得像山歌小调之外，一切真还像那么回事。但是最后一个甩头亮相的造型动作却出了笑料:表演接近完成，心情过于激动，头甩得过急过猛了一点，那条油亮乌黑的辫子忽然从中间断为两截，后面的一截凌空飞起，在礼堂上空飞出一段漂亮的弧线，啪地一声响，不偏不倚地落在文化馆老师的桌上，把垂着眼皮的他惊得一个激灵，来不及穿鞋就跳下椅子，惊慌失措地盯住黑蛇一般盘在桌上的半根发辫，张大的嘴巴半天没有合上。

场内场外一片哈哈的笑声，既为那条差强人意的辫子，也为文化馆老师出色的即兴表演。

大辫子女孩羞得无地自容，当场就呜咽出声，双手捂脸奔出门去。旁边一个男孩跟着追了出去……

接下来的一个考生居然是那个手指修长漂亮的拉二胡的男孩。他长得真是秀气，双眼皮和小巧的鼻子嘴巴使他看上去更像一个娇生惯养的女孩。他反复地移动屁股下面那张榫头不牢的方凳，把它摆放得符合自己要求之后才小心地坐下去。然后他琢磨二胡搁在腿面上的位置，朝前移一点点，又朝后挪那么半寸。二胡与腿面垂直的角度也颇费了斟酌，直一点不行，斜一点更不好，左右不是个事儿。他还低头去闻琴弓上的松香味，似乎靠嗅觉就能够判断出松香上得够还是不够，琴弓的松紧度是不是正好。

所有的人都隐忍不发，几乎是屏息静气地盯牢了他的每一个动作，有一点点吃惊，也有一点点期盼，觉得如此注重细节的一个男孩总应该不同凡响，就像暴风雨到来之前肯定有一段令人窒息的宁静似的。

终于，他细长漂亮的手指搭上琴弦，头发轻轻一甩，嘴巴狠命一抿，脸上满带着破釜沉舟的悲壮，拉出一串吱呀的音符，居然是我们当地的乡村小调　《杨柳青》。这曲子简单无比也通俗无比，初学二胡的人不出十天就能够拉得上手，这男孩摆了半天的功架，弄到最后是这等水平！

我和好朋友决定要走，回教室写作业去。就在这时候，我看见一个衣着简朴的中年妇女，一手拎一支沉甸甸的乌木二胡，一手紧抓住身边她儿子的手，很辛苦地从门外挤进礼堂。我觉得当妈的亲自带儿子来应考很少有，还是应该留下看看。我们就暂时没走。

中年妇女拉着儿子一直往前走，不卑不亢地站在了一排考官面前。也许是被刚才的考生败了兴致吧，几个考官的神态都有点倦怠，头低着，随意地翻着花名册上的名字。一个女考官例行公事地要求考生自报姓名，他妈妈赶快替他答了。女考官皱起眉头，说她问的是考生本人，不需要家属作答。她接着又问男孩准备的曲目。还是他的妈妈作了回答，说是孩子自己瞎编的曲子，叫　《风中芦苇》。女考官几乎要发火，觉得这个当妈的太喜欢多事。结果中年妇女解释说，她的儿子是个哑巴，小时候吃药把声带吃坏了。

一言既出，场中一阵轻微的骚动。面朝那母子的一排老师全都抬了头，就连文化馆老师也努力撑开眼皮，不能掩饰他心中的惊讶。

中年妇女询问女考官是不是可以开始。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她拉了拉场中那只孤零零的方凳，让她的哑巴儿子坐下，在他头顶轻轻拍了一拍，而后退身到后面的墙角。

那孩子的脸色在一瞬间里有一些羞涩。他笔直地坐着，桃树疙瘩般的大手稳稳地扶住二胡，埋下头去，静默片刻，握弓的右手舒缓地伸展开来。一缕细细的风声从他手下响起，在礼堂上空轻掠而过。风在江边潮湿的土地上飘荡和舞蹈，炊烟般地升起，又如阳光般地洒落。芦苇开始在风中吟哦和歌唱，摇曳了一片碎豆子样的声响。

礼堂里安静得如同无人存在。我发现文化馆老师的眼睛始终是睁开的，眼里的光亮聚集成一点，箭一般尖利。

风声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增强，变得狂暴而肆虐，像一群被禁闭许久才放出笼中的猛兽。它们狂蹦乱跳，仰天嘶吼，恣意踩踏脚下的一切。芦苇温顺地在它们的利爪下弯腰躲闪，以自己的忍让和柔顺来换取生存。比较倔强的枝叶就痛苦地折断了，伤口中流出绿色的汁液，那是一部分芦苇的生命挽歌。剩下的族类强忍悲伤，互相抚慰，相倚相靠，告诉自己和同伴要活下去，活下去才能壮大，繁衍，一代接着一代生生不息。

十多分钟的时间里，整个礼堂没有人发出哪怕是一声咳嗽。乐曲结束之后仍然静默了很久，直到哑巴男孩把二胡拎在手里，朝考官们恭敬地行了一个礼，转身去找他的母亲，拉着她默默走出大门，这里那里才响起了春蚕嚼叶般的窃窃私语……

围在门口的我们很自觉地让出一条路，让那母子两个出去。我们的眼睛里满满地都是同情和尊敬。

文化馆老师忽然趿着一双鞋子啪嗒啪嗒从礼堂里追出来。他神情复杂地搓着一双手，说不出别的东西，只反复表示一个意思:“可惜了，这孩子太可惜了。”

孩子的母亲就淡淡地笑起来，说她带孩子过来不为别的，只想让孩子长长见识，让老师们验证一下他的水平。

文化馆老师在礼堂外站了很久，一直到那对母子的身影在远处消失不见。我细心地注意到，他的一对皮囊囊的眼泡非但肿，而且发红。

———事情已经过去四十多年，那一对红肿的眼睛我始终不能忘记。在我的一生中，艺校的招生考试是很重要的一次生命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