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正琳

采访周有光先生，不是范用先生牵的线。当年《读书时间》栏目的男主持人刘为偶然间读到周先生的《语文闲谈》，引为奇书，报了选题并登门恳请周先生应允，这才有了那一场采访。据周先生夫人张允和先生后来云：“从那以后就开始有媒体光顾周先生，所以我们常说，刘为是始作俑者。”

在正式采访之前，我当然也做了功课，把　《语文闲谈》　上下两册通读了一遍。我的惊奇应该不亚于刘为。后来我曾写过一篇小文来谈我读后的那份惊奇，题名为　《瘦得有精神》。这个题目是借用了金克木先生早先发在《读书》　杂志一篇文章中的一句话：“鲁迅的文章瘦，瘦得有精神；现在的文章肥，肥得有气派。”我在读　《语文闲谈》　时立即想起这句话，并认定周有光先生的文章就属“瘦得有精神”一类。周先生自称他的那些“闲谈”为“超短篇”。三五百字甚或一两百字就独立成篇，读来每每觉得似乎话未说尽便已戛然而止，有些突兀。细想却发觉要说的事的确已全然说清，再说就属多余。篇篇如此，无一例外，真可谓惜墨如金!　合上书本我未免神驰，心想，多一个字都不肯说，周先生其人的思想该是何等地清晰简洁？再细读，更发觉篇篇文字确实都堪称“闲谈”，话题的由头也总是信手拈来，从北京晚报到华盛顿邮报都在“旁征博引”之列。那些看似不相干的话头，经作者三言两语轻轻一点，就都扣紧了“语文”这个题目。换句话说，作者从那些庞杂的“闲谈”中理出了各种各样的“语文问题”，并让读者心里一亮，一下子就明白了它们何以是“语文问题”以及是什么样的“语文问题”。读周先生书，我想到最多的是“烛照”一词。在我的整个阅读过程中，的确像有一根蜡烛，照亮了那字里行间。

采访是在演播室进行的，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周先生。开拍前在休息室里，刘为问了周先生一句：“听说您懂得英、法、德、俄、日五门语言？”周先生立马纠正说：“不，我不懂德语。”沉默片刻之后，他大概意识到刘为是在做访前准备，又小声补了一句：“我懂点希腊文。”我们一屋子的人当然都有点给镇住了。说来惭愧，此前我对周先生一无所知，甚至连这个名字都没听说过。刘为报选题时介绍情况说，周先生原为经济学家，有金融学的专著，业余做语言学研究，也发表过论文，且显然名声在外。解放后经郭沫若先生推荐，从上海调到北京进入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今日写至此，我不由想起近日读到周先生百岁以后写的一段文字。其中谈及在普林斯顿大学与爱因斯坦闲谈，爱因斯坦说了一句让周先生铭记终生也让我过目不忘的闲话：“人与人的差别在业余。”

采访进行过程中，我们全组人都越来越惊奇，很快就将眼前这个93岁的老人引为奇人。他的讲话，与他的超短篇文字一个样，清晰、简洁、戛然而止，多一个字都不说。但问题确已说清，而且透彻如有“烛照”。写文章落笔前可斟酌，落笔后还可删改，说话也如此精准，实属罕见。在我耳闻目睹的各次采访中，即便这不是唯一一例，也是印象最深的一例。因为是谈语文问题，我们还特意邀请了一些青年学生来做听众，并在采访结尾处留了时间让他们提问。周先生对这些学生的回答，竟让我想起外交家们的答记者问，清晰简洁自不必说，且似乎是有备而来，滴水不漏。我这种联想只是一个比喻，想说明的是，周先生的回答精准到那种程度，仿佛是出自一个高度警觉的人。当然，周先生与外交家的区别也是不言而喻的。周先生与学生之间完全不存在外交家与记者之间的那种微妙的紧张，他也并不需要小心地回避问题中设下的陷阱，所以他的精准回答不是出自一种技巧，而是其思想的自然表达。西谚有云：“谁想得清楚，谁就说得清楚。”周先生说得那么清楚，可见他想得有多清楚。他时年已有93岁，非但没有一丁点老人常有的啰嗦，而且也从来没有老人常有的跑题　(比如天南地北的漫天联想)。惊叹之余我对同仁们说：“如果我70岁时能像周先生现在这样的思想清晰简洁，我就会认为自己很了不起了!”我当年50岁刚出头，在组里年龄最长。

大约两年或三年之后，周夫人张允和先生出了一本书———《最后的闺秀》，我们一组人到他们夫妇家里做的采访。由于书是回忆录性质的，周先生也应邀在场，做了一回张先生的“配角”。编导做了一个特别的设计，让他们夫妇俩并肩而坐。张允和先生虽为主角，坐姿却仍有“夫唱妇随”的做派。你让她坐在周先生右侧，她的身子就很自然地微微左倾；你让她坐在周先生的左侧，她的身子又很自然地微微右倾。时年90岁的她，还一副备受呵护的“娇妻”模样!　我们眼前所见，确实是传说中“一对让人眼热的情笃夫妻”。坊间传言，说这对夫妻终生举案齐眉相敬如宾，单看他们俩在镜头前这一坐，我们就都信了。

周先生那天的那个“配角”做得之称职，让我们又一次被惊住了。他从不抢话，一直仔细地在听张先生说，脸上分明还流露出几分温情。到张先生告一段落之际，他每每会慢条斯理地补充一两句。你要仔细一琢磨，就会发现，他那“一两句”又总是说到了点子上。要么是张先生一时忘了说的紧要细节，要么是“点睛之笔”的小小评论。看得出来，他是在用心地维护和提高张先生谈话的质量。他做得很认真，但话却说得随意且机智。我记得，在说到他通过借书来追求张先生的往事时，他在一旁似有几分得意又似有几分自嘲地点了一句：“七十年前谈恋爱的一种小技巧。”后来在说到他教90岁的张先生学用电脑时，他对主持人的赞叹做了一个高端　(我的感觉!)　回应：“我们研究语言学的，从来就注意语言和机械的关系。”周先生论人论事，总让我感觉他的话是从高处来的。还能想起的一个例子是，周先生在私下里与刘为闲谈时说到：“沈从文就反对文字改革，这家伙，知识不成系统。”周先生与沈先生是连襟，从这句话，可见两人交好。不过，即便是这样随意地一个点评，却也足可见周先生立论之高。

听说百岁以后的他曾半开玩笑地自许为“五四时代仅存硕果”，我信其然。而且，从他身上我也再一次感觉到了“五四”的巍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