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六百多年前的某一天，孔子与他的四位弟子闲聊，要他们谈谈各自的志愿。子路、冉有两人愿从政治理国家，公西华则希望参与诸侯国之间的外交，都比较“高大上”;唯独曾皙的志趣十分“另类”———“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即在暮春三月的大好时光，换上新的春装，与一帮年轻人郊游踏青，到沂河去沐浴，湔除不洁与不祥;接着登上河边祭天求雨的神坛舞雩台，让风儿吹干潮湿的头发和衣裳;然后一路吟咏诗歌，尽兴而还。孔子生活在诸侯争霸，战祸频仍，民不聊生的乱世，一生周游列国，为推介自己的“仁政”而奔走呼号，虽历经艰难险阻，到处碰壁而不改其初衷。这样一位执着于政治的老师，理应对子路、冉有、公西华等同学的“鸿鹄之志”大加点赞，对曾皙同学的“不思进取”嗤之以鼻才是。然而令人跌破眼镜，孔老师偏偏站在了曾皙同学那一边———“喟然叹曰:吾与点也！”他长叹一声说:我认同曾皙！

孔门师生间的这次对话，被同学们记在了　《论语·先进》　篇里。这是　《论语》　中最富有文学性的桥段之一，如集先秦美文，必在首选之列。但对其要旨大义的解读，历来不乏争议，聚讼纷纭。囿于篇幅，笔者无法遍举前贤之说，且直截了当地发表自己的一点新见:曾皙所自述的人生追求，应是像孔子那样，当一名教师。所谓“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似指其学生而言。“冠者”即刚举行过成人礼，二十岁出头的青年，约相当于今天的大学生;“童子”则是少年儿童，相当于今天的中小学生。若非师生关系，就很难解释曾皙何以有兴趣与这样两个年龄段的晚辈结伴春游。孔子固然有意于政治，但其在野的身分，其安身立命的职业却是教师。除了政治，他最重视的事业也莫过于教育了。因为古往今来，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精英，最该集聚的两个领域便是政治与教育。执政者的优劣，决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当下的命运;而教育者的优劣，则决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未来。明乎此，我们对孔子为何认同曾皙，就不会感到奇怪。然而，曾皙所描述的景象，毕竟只是一个理想，它只有在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的和平年代，才有可能成为常态;在礼崩乐坏、暴力横行的春秋末期，从普遍意义上说，却是一种奢侈的愿景。孔子为何在说“吾与点也”时要“喟然叹”?　这三个字中，蕴含着多少感慨！

曾皙所描述的这一愿景，就广义而言，是一种教育模式;就狭义而言，是一种“诗教”模式。“诗教”是一种特殊的教育。它是以诗歌这种特殊的文学样式为教育手段来达成教育目标的。它的主要任务是通过诗歌阅读与欣赏、诗歌吟诵、诗歌创作等方式，使受教育者在潜移默化中成长。教育包括“诗教”的形式当然应该丰富多彩，绝不仅仅是曾皙所描述之“这样的”。但曾皙的描述，还是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教育包括“诗教”原来可以是“这样的”！

“这样的”之好处，在于变教师为工资而教，学生因学费而学，“准商业交易”的路人关系为父母子女、兄弟姊妹，血浓于水的家人亲情;在于变课堂教学之紧张严肃为日常生活之宽松浪漫;在于变单向的强行灌输为双向的交流互动。从孔夫子一直到近代的“书院”，中国向来就有“这样的”教育包括“诗教”的传统。可惜，“这样的”传统在现当代的商业经济大潮中久已式微。现在，是时候重新认识并发扬光大“这样的”教育包括“诗教”的传统模式了！

今年清明节期间，三十多位老中青学者齐集贵阳花溪河畔的大成精舍，围绕“中华诗教”这一主题，进行了学术交流。与会的不少年轻博士和几位年长的教授，恰好有着师生关系。会议之余，联袂溯游花溪，流连风景，谈诗论道，其情切切，其乐融融。此时正值农历暮春三月，杂花生树，草长莺飞。笔者忽然想到曾皙言志之语，此情此境，与曾皙所述之愿景何其相似?　有感而发，乃赋四言诗一首。谨抄录于此，以为本文之结束，兼博与会诸君子一粲:

堂开孔学，奥许管窥。

滋兰于畹，舍我其谁。

思无邪已，诗有教兮。

既成春服，好溯花溪。

樱霞灿灿，鹭雪飞飞。

不风与浴，亦咏而归。

（作者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韵文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