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9日傍晚，徐玉兰去世了。报载有戏迷跑去她所在的医院失声痛哭，我不会那样做，但是思绪却接连几天萦绕在她身上，看了很多遍宝玉哭灵的视频，并且掉了眼泪。为宝黛，为徐玉兰和王文娟，也是为了我的父亲。

越剧电影《红楼梦》，是我这辈子看过的第一部电影，那是我苦难童年里的一抹亮色，一个幻梦，一份最深刻最美好的记忆。甚至可以说是我和父亲之间唯一超越吃饱穿暖的一种精神联系。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父亲骑着那辆他视若珍宝的永久牌自行车驮着我和我哥哥去邻镇的一个电影院看越剧《红楼梦》　的那个黄昏。

那年我六岁吧，还没上学，经常和哥哥轮流帮父亲拉风箱，父亲是个铁匠。那天傍晚父亲忽然早收工，仔细地洗他那双其实根本洗不干净的手，搬出藏在卧室床后的永久牌自行车，对帮着拉风箱的哥哥和我说，走，带你们看电影去。我一辈子的美好记忆就这样不期而至。我根本不知道电影是什么，懵里懵懂地被父亲抱上自行车的前杠，侧身坐在那根单杠上，双手抓着龙头的中间;哥哥比我大一岁，就坐单车后座，两条小腿垂在后胎的两侧，两只小手在单车座下寻一个抓手。我想那时我们坐在父亲的永久牌自行车上的感觉，大概要比后来坐奔驰宝马还要欢喜。父亲骑着他的宝贝自行车，带着他的一双并不怎么宝贝的儿女，沿着家门口的衡宝公路，从火厂坪向佘田桥风驰电掣。佘田桥有一个邵东钢厂，厂里有一个礼堂，礼堂里有时候会放电影。那时候一个县级的工厂，在我们眼里是一个了不起的所在。

我在银幕上看见宝黛，痴了。傻了。从此“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成为回响一生的旋律。

我的父亲是个铁匠，小学三年级文化程度，看电影是他唯一的文化生活。而他最爱看的，就是戏曲片，如《红楼梦》　《女驸马》　《天仙配》。那时的电影是“跑片”，一部拷贝在几个乡镇轮流放，厂矿企业似乎有特殊待遇，能单独约片在单位礼堂组织放映，一般只给企业职工发电影票，附近的乡亲要等电影开场之后才能混进去站着看，有时候即使开场了也混不进去。

那夜父亲是幸运的，带着我们混进了邵东钢厂的礼堂，看到了徐玉兰和王文娟主演的　《红楼梦》，如梦似幻。很难想像那夜父亲若是没能带我们混进礼堂去，会是怎样的沮丧和灰溜溜。父亲不嫌麻烦与辛苦地载着我和哥哥去，假若没能混进去，他会不会觉得在我们兄妹面前没有面子———我长大了以后深懂，父亲是多么要面子的一个人。我想他一定是觉得看电影是十分美好的感受，所以舍不得不带我们去。

后来家里出现了徐玉兰和王文娟的招贴画，也不知父亲是从哪里弄来的，贴在堂屋的墙上，贴很久很久，变黄，被风吹烂，也还贴着。

我后来到北京工作，在北京成家、定居，父亲和母亲曾应我的再三邀请与要求来京小住。但我带他去哪里他都不愿意，任何游览他都说是花钱买罪受，只有提议去国家大剧院看场戏，他才欣然接受。于是我带他去看那一年的大戏，分为上中下三本、分三天上演的昆曲　《长生殿》。不过那出戏毕竟是太雅了，他看了第一天的，第二天第三天又不愿意再去了，并且声称什么戏也比不上当年的　《红楼梦》。

父亲六十八岁那年查出患癌，医生说可能只有一年半载的生存期，我们强颜欢笑提前给他过七十大寿，他平生头一回自己主动提了个要求:请个戏班子唱堂会。我家先生有个好友在湖南演艺集团工作，帮忙联络了几位湘剧青年演员，带着全副行头到寿宴上专门为父亲演出一场，父亲很开心。不过我始终感到有些遗憾，总是想，若是请到越剧的班子去唱一场宝黛初会或者十八相送，父亲是不是会更开心。

父亲三年前过世，遵照老家的习俗，三年立碑，今年清明节我为此专程回老家和兄弟们一起给他立碑。立碑时行礼如仪，办事为主，且有外人在场，我们都没有过分悲伤。我在父亲的立碑仪式上没有流的泪，半个月后在徐玉兰去世的那个夜晚，流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