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德海
这几天,在看一本历代易学著作的提要,觉得书名实在相似度太高(有些直接是重名),几乎到了难以分辨的地步。《周易集解》、《周易注疏》、《周易折中》、《周易述》 ……除非经人指导,你知道了某本书的作者,所属的年代,以及这个作者对易学的特殊贡献,这才能看出其中的波澜壮阔,否则,便绝难从书名直接推断某本书是否值得翻开。我一边在这书名的森林里打转,一边就想,那些诚恳的古人没有把书推广出去的义务,只想着竭力为博大深奥的易学添加点自己的心得,在绵延不绝的河流里开拓一条看得过去的支脉,为书取名几乎是后发且随兴所至的,或许还惦记着某种意义的致敬,便难免朴素到不惧重复的地步。
现在负有自我广告责任的书名,难得如古人那样从容朴素,甚至同一本书,也会在不同版本里出现不同的名字。唐诺这本 《眼前》 还算幸运,朴素的主标题保留了,改的只是副标题———繁体本是“读 《左传》”(INK印刻文学生活杂志出版有限公司,2015年10月),简体本,则变成了“漫游在 《左传》 的世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2月)。我不知道这样的改动是否有利于书的推广,只无端想到了曾一度被视为枕中秘籍的“中学生优秀作文选”里的标题。
这样的开头,实在有点拖累此书的卓越,那就言归正传:这是我最近读过的近人著作里极好的一种,如果不能说最好的话———要不是囿于所见,我甚至想把西方的大部分近人著述也包括进去。好到什么程度呢? 好到我觉得应该有个相当程度的高手,持此一卷,对人讲解,勾勒此书的闳深、阔大、沉郁、博学,提点其中的误会、歧途、枝蔓、芜杂,引出更进一步的向上之路。我们未必幸运到会遇到这一程度的高手,即使遇到,也未必愿意讲解此书 (有无数程度更高的好书可以讲解不是吗),那么,暂且就此写一系列的文章吧?第一篇,就来说说书名“眼前”和自序“信它为真,至少先这样”。
唐诺坦言,《眼前》 有一参照之书,即博尔赫斯的 《有关但丁的九篇随笔》 (简体本译为 《但丁九篇》),而这个参照,重要的是博尔赫斯作为写作者与 《神曲》 的关系,“尤其是其中的信任关系”。如柯勒律治的名言,“诗的信念,就是自愿地把不肯轻信的念头高高挂起”,读书也一样,“当你下定决心不再怀疑,你就能读到一本好书了”。也就是说,在阅读一本 《左传》 这样的书的时候,尽管你知道“怀疑是有益健康的”,还是最好学会信任,因为怀疑一向比较容易,只要学会说“不”就行了。信任呢,要难得多,比如很容易质疑,被称为历史著作的 《左传》,如何知晓了会盟的密室细节,看到了宫闱的床笫之私,听到了贤者的屋漏独白……如此一路问下去,《左传》 费心经营的一切,会无声无息地倒塌在漫天的怀疑尘埃里。
信任还是怀疑,这是个问题,甚至是一个让诸多伟大心灵彼此分歧的问题。1769年,莱辛 (GottholdEphraimLessing) 在《关于古代事物的通讯 (45)》 中写道:“我们所见比古人多,可是我们的眼力也许不及古人:古人所见比我们少,但是他们的眼力(尤其对于阅读来说) 也许远比我们更锐利。”人得怀着信任,“以特有的小心”(withthepropercare) 去阅读那些古人(尤其是堪称贤圣者) 留下的文本。与莱辛差不多同时的康德则反其道而行,声称读者可以比作者更好地理解作者,也就是确认自己的智识在作者之上,当然就不用谈到信任了。更有甚者,则直接告诉我们,不管信任还是怀疑,反正作者的意图根本无法弄清,索性回到个人的生存处境,按自己的方式来理解古人就是了。
不是因为进化论,古人和今人谁更聪明的问题,早在达尔文之前就争论不休。弗朗西斯·培根在1605年写道,“世界的老年是我们所处时代的属性,而不是古老生命生活的早期时代。虽然在我们看来,那个时代要老一些,但就整个世界的角度来说,那个时代才是年轻的”。有道理吧? 后来者可以站在古人的肩上,吸收他们的经验,从而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当然就更有智慧。稍晚于培根的坦普尔可不这么认为。他在 《论古今学问》 中,毫不客气地指出,“我们若是侏儒,即使站在巨人肩上仍是侏儒;我们若是天生短视,或对周围的情况不像巨人那么了解,或由于胆小和迟钝在高处感到晕眩,我们就是站在巨人肩上,也比巨人看得少”。
这个有名的古今之争,始自十七世纪,至今还没有消歇的迹象。对我们来说,不用急着表明立场,也不必非要即刻给出结论,如唐诺这般,稍微缓和些说出自己选择某一方的理由也不错:“信它为真,至少先这样”———“信 《左传》 为真,倒不是拒绝日后历史研究对这本书,以及它所讲述的那个时代的更正确发见及其必要更正,只是除此而外不急着怀疑而已———对所有未经证实为误的东西,对那一整块最该要人沉静下来的宽广灰色地带,最有意思的东西都在这里。还有,就是不让无谓的怀疑分神,不让怀疑弄得自己寸步难行,扯毁掉一整个图像、一个时代的可能完整面貌。”就这样开始阅读,“信任这本书,让书写向着这本书而不直接是那个时代,连同它的选择,连同它的所有限制”。
唐诺显然不是事先站在古的一边,而是因为不愿怀疑得太快,自愿把不肯轻信的念头高高挂起,从而获得了“一种很特别的自由,一种不被怀疑倒过来抓住、限制的自由,一种不必动辄舍弃、得以窥见世界较完整形貌的自由,一种人可以四面八方而去、向各种远方各个深处的昂然自由”。站在信任 (不是迷信) 一边,《左传》 就从单纯的历史实然书写,变成了同时具有文学特质的应然著述,作者“据往迹、按陈编而补阙申隐,如肉死象之白骨,俾首尾完足”的那部分,便不用从历史作品的合法性里生生切割出去,前述的密室细节,床笫之私,屋漏独白,就都有了存在于应然领域的可能。我们在 《左传》 里看到的,也便如列维—斯特劳斯在某处谈到的,不止是人们做了什么,还有他们相信什么,或者认为什么是必须做的,“它可以是发生在实证领域中的事物,也可以是一些人在思想上经验着的东西,尽管这些人在观察他们自己的感性材料时不免有失偏颇,但他们的意愿在于发现什么是恰当行为的规定性”。
对较完整的人和人的历史,除了实证领域的做,除了“思想上经验的东西”,唐诺认为,还应该包括“在‘做’与‘想’的反复交错之间出现的种种参差、延迟、落差和背反;还有,对此结果又再发生的进一步感想、反省和思维”。经过种种思量,层层反省,历史皱褶里的肮脏和不洁才能被祓除,如旧街道的经过洗濯,人觌面相对的,才是一个清朗的世界。惟其如此,《左传》 写下的,唐诺从 《左传》 里看到的,就不再只是曾经发生的实然之事,而是包含实然和应然在内的对过往的探究,内里深藏着写作者对这个世界的善意和谨慎———《左传》 成公十六年九月的一段话,也就是杜预提炼的 《左传》“五例”,或许可以看成为这探究写好的断语? ———“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
没错,《左传》 和唐诺这本 《眼前》 要写的,不是外在的、显出的历史,而是本真的、和每个人的命运相关联的那些,因而这历史就一直存在于我们置身的每一个当下,也一直都在我们“眼前”,从未,也永远不会离开:“每个人的视线都是一道道光、一次次的直线,孤独的,能穿透也会被遮挡,能照亮开来某个点、某条路径却也总是迷途于广漠的幽深暗黑空间里时间里———春秋时日那些人的眼前,《左传》 作者的眼前,我的眼前,我希望能把它们叠放一起;我想象这些纵横四散的直线能相交驳,这样我们就可望得到一个一个珍罕的定点,知道自己身在何处……”
“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是的,就在眼前,就是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