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说的边城，是湘西南的武冈老城。武冈过去为县，现在划市，虽处在湘西南的大山中，但却是湘桂黔的通衢重镇。从长沙西进，经高沙古镇，一路南行，迎对着的是武冈明城墙的北门　(明洪武称济川门)，但是这里的老百姓习惯称它南门，“到老南门卖苕去”、“南门口的凉粉冰惬的”，这种喊法传袭多时了。

武冈汉称都梁，明代建州，老辈人习惯喊“到州里去”，走几十里山路进趟城，哪怕到南门口卖几棵白菜、买块肥皂扯段布，奢侈点的吃碗米粉，心里也是美滋滋的，其实是见识了南门口的富华气派。我从小就跟着大人进城买卖农物，串门走亲，工作后又常到这里出差，三十多年里，从北门城墙洞口进进出出，怕有上百回了，却没弄清这个由来已久的“北门南说”问题。我问过多人，都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

我以为就我傻傻地记挂着这么桩旧事，因为这样的事弄清了也不是个什么事。后来，偶然知道七十岁的乡下理发匠付师傅，对此见解鲜人。准确说，是他考我。那天回家，碰巧遇上他，我说等下要到南门口去，他就问我这个反向问题，我说不知道，就向他问原委。他神秘地说:北门过去是朝廷杀人的地方，还打过很多仗，好多人死在城墙脚下，血流到大街上，人们不敢走到那里去，说到北门就害怕，有人改喊叫南门。老辈人还有几句歌子:进城去卖菜，哪里菜好卖，串街走码头，莫走南门口。解放后，政府修建人民医院，有人提出放到北门对面，医院救死扶伤，能够镇邪!

听完解说，我不禁对付师傅认真端详起来，虽没考证，我还是掏出半盒香烟示谢。我把这事说与同行的乡友彭君，他是市里的党史研究员，对此记忆犹新。

夜里回家，我急切地翻阅武冈市志查证。打开这本16开的市志，低头读去，目光变得凝滞，手腕沉重得翻不开下一个页码!　武冈自西汉建县，数为王孙封地，历代筑城建市，守防重重。此地风调雨顺，物产丰富，市象繁华，渐渐成为兵戎热土。几乎每次争端，都有一次守城和攻城的拉锯战。北门连接通往府衙省署的官道，抵挡来势汹汹的纷争，总是从这里拉开序幕———

仅明朝以来，苗民起义就发生十余次，洪武24年，义军四千余人被害于城郊;清顺治四年，南明桂王朱由榔迁武冈，与清军一战十年，总督洪承畴后派重兵大肆杀戮，百里人稀，终将南明平定。后来，石达开又围城半年，桂系军阀沈鸿英率七千人进攻七昼夜……1945年4月，日军两千余人窜至武冈城下，国民党58师的一个连出城迎敌，全连阵亡，日军围城数日，狂轰滥炸，国军主力部队迂回血拼，终将日军围歼……

我父亲的外公是武冈解放前最后一任城关镇长，我祖父在旧政府里任过教育督办，新政府没有找过他们的麻烦，于是，幸运地有了我父亲、有了我。这也许是我南门情结的底因。

一座沧桑的边城小门，不停地变换着战场和刑场的面孔，近代以来的民族屈辱和心酸，几乎都在这座城门下上演过。我在故纸中反复寻找，理出了它苦难重重的几许脉络———武冈原只有内城，明隆庆元年筑建外城，但只扩修了南边大半圈，新的南门前移到今天的赧水岸边　(南城墙在“文革”中拆毁)，北城还是原内城北半圈，但北城墙毁于南明抗清的战争，原来的内城南墙成为了北城墙，老南门演变为北门，成为了城北的最后防线。人们向往安宁和繁荣，宁愿叫它的旧名———老南门。

拨开内城外合和南门北易的迷雾，联想那些民间歌谣，我感觉到了一缕传承多年的温情，沉思渐渐散发开来。

我曾在古城西安戍守多年，南边城墙有座含光门，对着的路叫陵园路，因为路的尽头有座烈士陵园，多年来，西安人民觉得叫得太沉重了，经过讨论和表决，他们把这条路更了个名，从1997年起，西安的地图上将它标为含光路，质朴自然，又有遗韵和寄托。

也是在西安，四方城的西北角有座玉祥门，但过去这里没有门。1926年，军阀混战，河南军阀刘镇华抢占了西安，凭借城坚濠深，与冯玉祥负隅对峙，围城达八月之久，城内冻饿战死四万多人，死了的人就从城墙上扔下去。后来，冯玉祥用大炮炸出西北角城墙的一个豁口，士兵们从这里打进城，解救了西安人民。为了远离的灾难，西安人在这里修筑一座城门，纪念冯将军带来的玉祥，叫做了玉祥门。

人们对一种事物有了刻骨铭心的记忆，往往就不想正面称呼它，宁愿从侧面去寄托情思。就如林海音笔下的北京城南，京城的南边是高大的明城墙，威严肃穆的是宣武门，皇帝经常御批“秋后问斩，宣武门外行刑”，城门箭楼下原先立有一座石碑，上刻“后悔迟”三个大字，戊戌六君子就是在这里被砍的头。但人们渐渐发现，这里砍下的脑袋，多是负有名望的正直之士，总替这些人悲哀和惋惜着。慢慢地，人们就不情愿提及宣武门外这几个字，有人给取了个新奇的名字———菜市口。可是这里并不卖菜，但直到现在，大家习惯这样称呼。

中华文化的习惯是为忌所讳，人们不愿那样称谓的事物，常以一个心地美好、寄托良愿的称呼而代之，从而形成一种协和的文化品格。

前不久，我看到一篇介绍广州起义黄花岗烈士故址的文章，记述革命党人潘达微不顾安危，收集烈士遗体遗骸七十二具，葬于广州东郊红花岗。他觉得红花艳丽得让人难以承受，就改名为黄花岗，移栽了许多黄菊，这样坦然得多，一直叫了下来。再想到武冈北门南传的旧事，它有三个多世纪了，我心里就变得舒畅起来。

文/邓跃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