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亚斌

斗转星移，有多少人与事正渐渐远去，最终淡出了我们的记忆，但也有一些人、一些事，经过时间的打磨和情感的浸润，犹如陈年米酒，不断地发酵，以致让人沉醉，难于忘怀。这不，此刻，我又忆起了老家的那位裁缝娘姨。

说是娘姨，其实是邻家婶婶，因为比母亲小几岁，又和母亲认了姐妹，自然以娘姨相称。而称她为裁缝，也和实情不符，她既没有专门的裁缝店，更不是以裁缝为业。据说早先在娘家时，家里有一个制衣店，请有专门的制衣师傅，她有事没事总喜欢去制衣房玩，天长日久，耳濡目染，再加上心灵手巧，慢慢地竟“偷”到了不少量裁衣服的窍门。当她终于掌握了裁缝的全部技艺，也出落成大姑娘时，家里的制衣店关门了。

因为家庭成分不好，又不愿随便嫁人，裁缝娘姨把婚事给耽搁了。直到36岁那年，才经人介绍，嫁给了我村一个同样成分不好，又被某地质大学遣送回来的男人。在我们孩子眼里，这位远嫁而来的“高龄”媳妇，和别的女人也没什么区别，一样的除草施肥、栽种收割。但如果细加观察，还是会发现有不同之处，譬如干各种农活的动作，常常在不经意间展示某种优雅；再譬如走路，从没有风风火火的时候，总是那么淡定沉稳；还有说话，没有一般村间女人的高声粗气，而是慢条斯理、轻声细语。而最让我们感到奇怪的是，她特别喜欢盯着我们这群“萝卜头”孩子看，看过后，又摇摇头、叹口气走开了。

后来我才明白，裁缝娘姨是观察我们的穿着。唉，那个年代缺衣少食，谁家的孩子能有像样的衣服，能保证穿暖已属不易，哪还管它合身得体与否。那时，我们身上的衣服常常是两个极端，要么大得盖住屁股，要么小得连纽扣都无法扣上。原因很简单，老大穿了给老二，老二穿了给老三。即便不是这样，也要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再三年嘛。

裁缝娘姨实在看不得这种状态，在忍了很久后终于和那帮妇女商量，说自己想给孩子们做衣服。大家觉得这是好事，但又害怕。那时是不可以搞副业的，她本来就家庭出身不好，上面来割“尾巴”岂不要加重处罚。裁缝娘姨提了一个变通的办法，就是不付给她工钱，而是采取换工的方式，谁家请她做衣服，按天数划给她工分。这样，裁缝娘姨没有额外收入，也就没有“尾巴”可割。

就这样，裁缝娘姨把随她嫁过来的那台缝纫机搬了出来，还买了案板、剪刀、尺子、划粉和线什么的，开始发挥她的一技之长了。其实呀，与其说是裁新衣，不如说是改旧衣，那时候穷，到镇上去撕一块布料回来做新衣，那真是奢望。就说我们家吧，五个“萝卜头”，全靠父母的工分收入来养活，哪还有闲钱买布。记得母亲往裁缝娘姨家送的都是一些旧衣服，有些已经破了。裁缝娘姨也不在乎，她很用心地把旧衣拆了，用熨斗熨平整，翻一个面给我们改衣服。她的手真是灵巧，再破损的布，经她手一剪、一拼，总能派上用处。要是遇到实在跳不过的破洞，她就用缝纫机把洞先补上，而且，经她补过的那地方一点也不难看。说起来真是奇妙，裁缝娘姨给我们改衣服很少用尺子量的，我们只要在她跟前一站，她把我们打量一眼，做出来的衣服保管合身。

裁缝娘姨给人家做衣服还有几个原则。首先，农忙时节不做，因为农忙活重，又要赶时间，劳动力特别紧张，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其次，给孩子做衣服，做什么款式、多少尺寸等，最好要听她的。她不希望把孩子都弄成小老头。第三，到了年底，常常会衣服多得来不及做，她要优先给孩子做，让孩子们过年有“新衣”穿。裁缝娘姨的这些原则，获得了包括队长在内所有大人的好评，更让我们这些孩子高兴。因为有了裁缝娘姨的这些原则，我们一个个都由蔫不拉几的“小老头”蜕变成精精神神的少年，而且每年新年，都能穿上由裁缝娘姨翻新的衣服。大年初一，我们这帮一般大的孩子准会聚在一起，彼此比划着身上的新衣服，实在是无法分出高低优劣，因为十有八九都出自裁缝娘姨之手。

那时候在我们看来，裁缝娘姨是村上所有女人中最美的。不但美，在我们心目中，裁缝娘姨的威望也最高。再调皮的孩子，裁缝娘姨的话总会听的；再粗野的孩子，看到裁缝娘姨，总会毕恭毕敬地叫一声阿姨。有裁缝娘姨在，我们大凡就不会吵闹喧哗……

就在我上大学的前一年，裁缝娘姨一家搬家去了二十多里远的垦区，以后就再没有见过她，但她用一双灵巧的手，给我们童年带来的些许温馨与快乐，却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