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兰英

陆春龄95岁了。岁月的风霜，不饶人地在他脸上刻下深深皱纹，原本矮小的身躯，更加瘦弱。可他身上的那股精、气、神，一点也没削减，心里的那团火，依旧旺盛。

梧桐树掩映下的吴兴路，靠北端有一处名声显赫的小区，不是它的建筑，几幢建于上世纪80年代初没有电梯的六层公房，在今天高楼林立的上海，已经显得寒酸。但是，这里居住的，大多是上海滩老一辈的知识分子，诸如谭其骧、朱雯、罗洪等。陆春龄便住在罗洪的楼上。

那个年代建造的公房，格局都不大，虽有三间房，但最大的一间也只有十五平方米，且没有上海人很看重的待人接物的厅。上了岁数的人，也多半不太想动弹，尤其对生活，对住久的地方，不想有哪怕是一丁点的改变和改动。陆春龄却是另类，不安分得很。不说是大兴土木，却也是一件不小的工程：他请来工程队，“乒里乓郎”将居所大修一番。大房间与阳台之间的那堵墙，被敲掉了，增加了三平方米，看上去舒坦多了。卧室便改成了会客厅。如此折腾，差不多有半年时间过不上安稳日子。陆春龄却说：“老了，但是，不能暮气沉沉，要有朝气，有一种努力向上的精神。把房子装修一新，不仅是住得舒服些，更说明我还有活力，还有一颗年轻的心。”

厅里，壁上挂着的是毛泽东接见他时的照片，还有友人赠与的字画。但是，显眼的最是桌上大花瓶里插着的几十根竹笛，以及挂在衣架上的那套熨烫得平平展展的中式碎花演出服。无声的物件，在叙述主人不一般人生的同时，也在表达主人不一般的心境：他还想登台演出，还想教授学生，还想为传承民间艺术做些普及和宣传工作。那笛、那衣，还有那随身包，都在表明：随时随刻，只要有召唤，他即可出发，或演或讲，或吹或拉。

陆春龄出生在上海南昌路的一户贫苦之家。贫困并不等于没有幸福。在这条住户多为贫苦之人的旧式里弄，却有一支“陋巷乐队”，弹琵琶的，吹笛子的，拉二胡的……江南丝竹所需要的各种人才，应有尽有。陆春龄的伯伯、叔叔、堂叔叔都是乐队成员。儿时的陆春龄，夏天的夜晚，都是在这美妙的江南丝竹声中度过的。六岁那年，在伯伯、堂叔叔的支持下，陆春龄拜师学吹笛子。师傅，就是弄堂口摆摊修鞋的老皮匠。老皮匠几乎与瞎子阿炳有同样的命运，不仅笛子吹得好，琵琶、二胡、洞箫，样样都好，还通晓音律。

从此，陆春龄一根笛子拿在手里不离口。老阿奶时常叹道：“一天到夜，拿了根‘竹管筒’，能当饭吃？长大了哪能办噢？”

老阿奶呒没想到，孙子的“竹管筒”，在解放后不仅让全家吃饱了饭，还名扬全中国，名扬全世界。陆春龄曾经八次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1964年1月11日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演出结束后，毛泽东健步走上舞台，与演员握手，致谢。合影时，陆春龄就站在主席的左边。陆春龄曾经出访过七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英国、法国、罗马尼亚、印度、泰国等国家首脑，聆听过他的演出。那花瓶里插着的笛子，就是为各国首脑们演出时用过的。1955年，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广场演出，突然传来几声枪响。陆春龄没有害怕，原来站在舞台中央吹，这会儿，反而边吹边走，来到舞台的前沿。艺术家的无畏和镇定，笛声的美妙和动听，终于使慌乱的群众安静下来。陆春龄将这支具有浓郁民族风味的《小放牛》接连吹了两遍。第二天，当地报纸以“枪声不能维持秩序，笛声镇住十万观众”为题，作了报道。原来，观众太多了，出现了混乱场面，警察不得已，鸣枪示警。

曾经踏过三轮车，开过出租车，做过车钳工，被欺压，被污辱，被迫害过的陆春龄，内心有一种强烈的翻身感，对艺术更有一种执着的追求和热爱。他参与筹建上海民族乐团，1976年调入上海音乐学院执教。演出、教学，陆春龄的名字与“中国笛王”的美誉，叠印在一起。

有人对陆春龄说：“您是中国笛子艺术的泰斗。”他连忙摆着手说：“不敢，不敢。”随后，他又坦诚地说：“若要给我冠一个名称，我喜欢人民这两个字，是一个人民的艺术家吧。”

来自于弄堂，重要的是陆春龄任凭后来有了多大名声，多高地位，多串光环，也没有忘记自己是谁，来自哪里，“弄堂艺术”深深扎根在他心里。

今年初春的一个上午，与友人李志良一起去探望他。听说，李志良去了井冈山，还到了安源，陆春龄的眼睛都放亮了，声调也提高了几度，急急地说：“你怎么不叫我呢？我特别想去安源煤矿，太想那里了。”然后，又以央求的口吻说：“下次一定要叫上我。”李志良半真半假地说：“你那么大年纪，谁敢带你去？”他拍拍胸脯说：“我什么病都没有。”李志良转过身来对我说：“真的，老先生跟我讲了好几次了，我就是不敢。”听到这话，陆春龄马上说：“我可以写保证书，出了事体我自己负责。”

与矿山，陆春龄有特别的感情。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江苏大屯煤矿、山东莱芜铁矿、南京九四二四铁矿、江西安源煤矿、海南石碌铁矿等，都曾留有陆春龄的笑声和笛声。去安源煤矿时，陆春龄已年届六旬了。演出原来只安排在萍乡市的大剧场，但是，他偏偏要先下矿井，谁劝都没有用。他说：“我们来是为一线矿工演出的，不是做做样子的。矿工们日日夜夜开采煤矿，为大家送来光明。我们有危险，他们就没有危险？”他下到矿井底层。窄窄的巷道，只能匍匐而行，每到一个作业点，他就拿出笛子，为矿工吹唱。这天，他转了六个巷道，还不时与工人交谈，拿起沉重的风镐掘煤。回到矿上，听说一位老矿工因为身体不适没下井，他又不顾劳累，拎起笛箱，找到老矿工，为他一个人，一气吹了七八首曲子。

直性子的陆春龄，说话也不转弯抹角，带着草根气。见他随叫随到，不讲条件，就有人劝他：“年纪介大，名气介大，好搭点架子了。”他眼睛一睁，说：“搭啥架子？我有一只架子，是摆放各种笛子的。我只晓得中国人要有中国人的架子，不晓得陆春龄要有啥架子。”

还有人帮他出“点子”：“侬年纪介大，有干部医保，住到医院去，保姆钞票也好省下来了。”他急了：“我又没有毛病。你触我霉头，要我生毛病啊？到了医院，就是一只脚在天上，一只脚在地下。我不贪便宜，不揩公家这个油，才不去呢。”

他现在“闲得慌”，急于要上舞台，上讲坛，哪怕到小区、街心演出、上课，也是好的。他有一套自己的生存法则，那就是：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长寿，是为了做事，不是为了享受。生命不息，笛声不止。

闲不住的陆春龄，自己在心里编了一出上海说唱《中国梦》。假使有人来看他，多半他会表演一番，那“架势”，就像小朋友学了一只新节目，在大人面前“秀”一次。他拿出“家什”：笛子、竹板、小铜锣，又说又唱又吹又敲：“只吹不唱我心不爽，吹吹唱唱都是中国梦。中国梦、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梦。科学梦、文化梦、创新梦、发展梦、强军梦、民族梦……中国人民的梦，就是要国家繁荣强盛起来啊。”假使要问他要歌词曲谱，他摇摇头，讲：“我是心稿，都在心里，我唱我心嘛。”

那么，问起陆春龄：“侬自家有啥梦呢？”他脱口而出：“我想上基尼斯。”又摇了摇头说：“不对，应该是‘出彩中国人’。”有人说：“侬介高调做啥？低调点好□？”陆春龄回答：“生命短促，精神长远。我今年95岁，对自己要求是59岁。一定要有事体做，要和大家在一起。我就是要高调，要为中国的民族音乐事业再做点事，再做出贡献。所以，不好低调。再低调下去，中国民族音乐怎么办？中国民族音乐一定要发扬光大，一定要立于世界音乐之林。”

噢，央视的舞台大呀，陆春龄想上“出彩中国人”，不是要出彩他陆春龄，想出彩的是中国民族音乐！

远在京城的央视“出彩中国人”编导组，你们听到了一位九五老人的心声了吗？你们接受他吗？你们欢迎他吗？我们期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