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他的油画《绝望》。

躲斋

近日，厄瓜多尔瓜亚萨明和德国珂勒惠支的画展同时在中华艺术宫展出，他们都是绘画大师。关于珂勒惠支，我们并不陌生，从1932年6月她的版画第一次在上海展出起，50年代又再次展出，八十年来，她的版画集多次刊行，影响甚广。可惜这次画展上没有见到她的《德国的孩子饿着！》，这是一幅直搏人心，具有极大震撼力的作品。但是，《职工反抗》与《战争》依然在目，给人以强烈的感受。诚如这次画展的主办者陈玹镁所说：“即便内容本身阴郁或绝望，我们仍能从作品深处感受到更为强烈的积极与生命的力量，就像惨淡的寒冬孕育着灿烂的春意，就像痛彻肺腑后顿悟到生命的可贵，就像绝望的尽头总有希望的火光。”瓜亚萨明的作品，则是第一次见到，使我意外的是，他是如此地充满力量，与珂勒惠支同样地震撼心灵。在《哭泣的女人》（组画，共七幅）、《独裁者》的面前，那夸张的造型、简练的手法、深刻的形象、强烈的黑白，已不再在人们的欣赏视野之中，而是它的内涵、思想、感情、力量叩击观众的心，令人震撼。

我曾经回答过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怎样的画才是最杰出的？我说，如果从理论上讲，譬如能深刻地反映时代精神的作品、能在思想深度与艺术高度达到完美统一的作品、在艺术理念或艺术表现上能有巨大的突破和创新的作品，如此等等，当是最杰出的。但我又以为这些回答都不免“抽象”，甚至有点“玄虚”。因此我又说，还不如从观赏时的“感受”，甚至“直觉”来判别，譬如那种能够直搏我的心灵，为之震撼的作品，在我以为，当是最杰出的，这是我的“欣赏准则”之一。当时我就举了几个实例，第一个例就是德国珂勒惠支《德国的孩子饿着！》，这是一幅石版画，但凡是见过此画的，大概没有人不为那些孩子焦灼着的饥饿的眼睛所震动。接着我举了我国李桦作于1947年的木刻《怒潮》，那农民奋起搏斗的反抗的怒火，是如此强烈地燃烧着，具有巨大的震撼力。此外还有西班牙戈雅的油画《1808年5月3日的枪杀》，那更悲壮，画上西班牙起义者惨遭法国侵略军屠杀的严酷情景，只要看一眼，心就为之颤抖。与此相似的，是法国浪漫主义画家德拉克洛瓦的《希阿岛的屠杀》。这幅作于1824年的油画，刻画的是两年前土耳其侵略军在希阿岛大肆掠夺和屠杀希腊平民的暴行。那景象的凄惨，画笔的愤怒，悲剧色彩的浓重，真是震撼心灵。难怪当年徐悲鸿在画前被感动得流泪以至于失声。还有，法国巴比松派的农民画家米勒的《倚锄的人》，整幅画就只有一个农民，伛偻着背，喘着粗气，将两手支在锄头上，疲惫不堪，然而他改变不了自己穷苦的命运，汗水湿透了他的衣衫，他面对苍天，那表情，似乎在发问。这形象所揭示的那种悲悯，令人震惊。正如当时的一位评论家所说，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劳动者，而是“大地的呐喊！”如今，我又见到了瓜亚萨明的《哭泣的女人》。这些作品，为什么会具有巨大的震撼力？瓜亚萨明作出了深刻的回答：“艺术家必须面对自己所处的时代。……艺术家绝非看客，如果他们不参与其中，就算不上创作者。”又说，“我的绘画是为了使人悲悯，为了刺痛和敲醒人们的心灵。为了展现一群人为对抗另一群人而做的事业。”

显然，按瓜亚萨明的表白，绘画的震撼力来自画家面对时代、关怀现实。但如果我们在取材于当前现实的作品之外，例如历史画、花鸟画之类以至雕塑、书法中，追问一声，是否也具有震撼力？回答是：同样存在。不妨举几个实例：俄国巡回画派的代表列宾的《伊凡雷帝和他的儿子》，是一幅历史画。描绘1581年暴君伊凡雷帝错杀儿子的一瞬间。画面上暴君的眼神布满恐惧、紧张和痛苦，一种人性的忏悔充溢在他和他的儿子之间，那鲜红的恐怖的血所展示的人物的复杂心理，给观众以强烈的震撼。同样，十九世纪最伟大的雕塑家、法国罗丹的《加莱义民》群雕，将十四世纪的历史悲剧再现在人们的面前时，那六座雕像所显示的悲壮，那强烈的感染力，折服了所有的观众。不论是刚毅而悲愤的欧斯达治，还是在眉宇间流露着对死亡的恐怖可又无奈而不安的年轻义民，都以其深刻的悲情震荡每一个观众的心。至于花鸟画，可以举出明代徐渭的《葡萄图》。这幅水墨淋漓、笔致奔放的立轴，画的是“葡萄”吗？是，但又不是。那是激愤纵逸，那是血泪般的无声的控诉：“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透过恣纵的笔墨，震撼我们的是一个压抑的灵魂！还可以举出清代扬州画派的李方膺。他画过多幅《风竹图》，但无一不显示竹子在疾风中苦斗，笔笔是坚贞不屈的力量。他题诗道：“自笑一身浑是胆，挥毫依旧爱狂风。”站在这样的画前，感到的已不是数株竹竿，几片竹叶，而是一个刚强坚毅的人，挺立在狂风中，与之奋斗的精神。试问，这样的画，谁能不为之动心、动情，以至振奋？

相对地说，书法，由于是抽象艺术，不像绘画与雕塑那般形象、直观，但对于一个较有书法欣赏素养的观者来说，同样存在让人动情以至震撼的作品。例如东晋书圣王羲之的《丧乱帖》。如果粗粗一看，不过是一页短简，八行，不足六十字，由行而草，一气呵成，论者评它“奇宕潇洒，无拘无束”，似乎飘逸得很，其实稍加细绎，就会发现它并不“潇洒”，而是充满着忧愁与激愤。而且书者将他的一腔忧愤全倾注于笔下，字体随感情的变化而变化。书札开端，说他不幸遭逢丧乱之世，致使先墓“再离荼毒”，叙事时心态还较平静，因此用笔雄强；但随着“痛贯心肝”的悲愤，用笔已趋惨淡；写到“未获奔驰”时，那悔恨之情已使书写由行转草；到了“临纸感哽”，就全是草书了。那感情的起伏是那么鲜明而自然地烙印在字里行间，这通篇的墨迹，事实上是通篇的感情，不是潇洒，而是忧愤。《丧乱帖》给我们展示的是一位书者的悲戚的心灵，虽然它同时又是一幅奇宕而又自然的书法极品。面对这样一幅作品，如果能体会到书者的心底的忧伤和悔恨，你能不动情么？

还有一个更生动的例：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的《祭侄稿》。这是一篇祭文的草稿，写于乾元元年（758年）。那年，颜真卿得悉其兄杲卿与侄儿季明为讨伐叛军安禄山殉难，悲愤不已，从而写下这篇祭文。关于这篇《祭侄稿》，王澍曾云：“鲁公痛其忠义身残，哀思勃发，故萦行郁怒和血迹泪，不自意笔之所至，而顿挫纵横，一泻千里，遂成千古绝调。”（《竹云题跋》）因此这幅行书只见纵横开合、郁勃顿挫，满纸颓笔飞白，完全是任情恣性，笔墨与切骨之痛的思绪达到了融合无间的高度，真是笔愤墨悲，令人骇目惊心！但也因此无比真率、无比自然，而其最可贵的，即在其强烈的感情色彩。至若“备尽法度”“于字画无意于工，而反极其工”（陈深跋语），在我以为已属次要，因为震撼观众的，乃是它的悲壮激越的境界，而非“咸有规矩”之类了。

只是这类具有强烈的震撼力的作品，颇有人感叹，说，而今似乎几近绝迹了。但我以为并非如此，因为我见到了李伯安（1944-1998）的《走出巴颜喀拉》。这是当代的国画巨幅长卷，浩瀚、凝重、高昂、恢宏，它将黄河文明如此雄放地、精湛地展示在人们的眼前，以其浩然大气震撼了观众。画长121.5米，高2米，从黄河之源巴颜喀拉山画起，通过十组苍茫凝重的艺术形象，深沉而又雄浑地表现了黄河文明的万古豪情。这真是国之瑰宝，我们民族的瑰宝，当代最伟大的杰作，它将不朽！可憾的是，这位出生于河南洛阳的画家，在1998年5月2日溘然倒在他正在创作的人物之前，再也没有起来。这位漠视名利、默默耕耘的艺术赤子是以身殉画了。

只有真正的艺术家，面对自己的时代，不做看客，参与其中的艺术家，才能创造出具有震撼力的真正的艺术作品，李伯安是如此，珂勒惠支、瓜亚萨明、李桦、戈雅、德拉克洛瓦、米勒、列宾、罗丹、徐渭、李方膺、王羲之、颜真卿等等，都无不如此。而摒除名利的诱惑，真诚地对待艺术，也许是最首要的……不过，话就说到这儿，否则，不免要扯远，离题了。

瓜亚萨明是厄瓜多尔的绘画大师，被誉为“拉丁美洲的颜色”。他的名言是“我绘画是为了使人伤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