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2月1日，上海当时最著名的报纸《申报》的副刊《自由谈》刊出了一篇用花边围起来的短文《幕前致辞》，作者没署名，实际上是主编黎烈文。文章说，“自由谈”从今天开始重新开张，将作为一个自由的舞台，重新开始演出，这篇文章，就是一个公告。

　　黎烈文这个名字，是当时文坛不熟悉的。这篇文章，也没有引起太大的注意。但是，一场改革的大幕就此拉开了。此后，《申报·自由谈》从一个“鸳鸯蝴蝶派”的阵地，成功转型，成为中国1930年代最重要的报纸副刊。鲁迅、茅盾、郁达夫、叶圣陶、老舍等一大批文坛大将，以及后起之秀徐懋庸、唐弢、徐梵澄等，大约除了远在日本的郭沫若，几乎没有不在上面发表文章的，成为左翼文化运动最重要的阵地。

　　开始来稿并不踊跃。12月19日，黎烈文在《编辑室》里说：“本刊日来所收稿件，以短篇小说为多，希望投稿诸君以后改寄描写实际生活之文字，或含有深意之随笔杂感等”。黎烈文不遗余力地动员更有实力的大作家加入迅速集聚的新《自由谈》团队。他写给老舍的约稿信，就是请他写小品文。接着，郁达夫加入了，陈望道加入了，杜衡、傅东华、老舍、孙福熙、庐隐加入了……最后，他通过郁达夫，请出了鲁迅和茅盾。

　　1933年1月30日，鲁迅第一次登上“自由台”，发表了第一篇犀利的杂文《“逃”的合理化》。这一天，黎烈文压抑不住喜悦的心情，同时发表了一篇《编辑室》，这样说：

　　编者为使本刊内容更为充实起见，近来约了两位文坛老将何家干先生和玄先生为本刊撰稿，希望读者不要因为名字生疏的缘故，错过“奇文共赏”的机会!

　　其实，《自由谈》初出世的时候，并没有引起鲁迅注意。鲁迅说：“我到上海以后，日报是看的，却从来没有投过稿，也没有想到过，并且也没有注意过日报的文艺栏，所以也不知道《申报》在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自由谈》，《自由谈》里是怎样的文字。”以至于当郁达夫受黎烈文之托，去向鲁迅约稿的时候，他还只是“漫应之曰：那是可以的”，但是仍然没有认真去投稿。直到有一天，鲁迅得知黎烈文因为埋头于编务，连妻子临蓐也无暇照管，后来黎烈文妻子因产褥热而死。黎烈文写了《写给一个在另一世界的人》悼念亡妻。这人，这事，感动了鲁迅，他拿起了笔。

　　在鲁迅晚年，《申报·自由谈》成为他发表文章的第一阵地。《伪自由书》中收鲁迅1933年1月到5月的43篇文章，其中在《自由谈》上发表的达37篇。之后到1934年5月黎烈文辞职为止，鲁迅在《自由谈》上共发表杂文逾120篇。

　　《自由谈》迅速爆红。一篇好文章刊发，左翼文化界的反应，用现在的时尚语言说就是“喜大普奔”;“伪自由谈”接连刊登，很多读者“不明觉厉”。随之，“围剿”也汹汹而来。当时的右翼刊物《社会新闻》攻击最烈，说黎烈文“为一名不见于经传之新进作家。自彼接办《自由谈》后，《自由谈》之论调，为之一变”，《自由谈》“现在也在‘左联’手中了。鲁迅与沈雁冰，现在已成了《自由谈》的两大台柱了”云云。那些用鼻子审查报刊的书报检查官嗅觉越来越灵敏了，到5月，连鲁迅的文章也接连被禁了。《申报》老板史量才终于撑不住了，示意黎烈文采取对策。5月25日，黎烈文被迫发表了一篇《编辑室》：

　　这年头，说话难，摇笔杆尤难。这并不是说：“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实在是“天下有道”，“庶人”相应“不议”。编者谨掬一瓣心香，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庶作者编者，两蒙其休。若必论长议短，妄谈大事，则塞之字簏既有所不忍，布之报端又有所不能，陷编者于两难之境，未免有失恕道。语云，识时务者为俊杰，编者敢以此为海内文豪告。区区苦衷，伏乞矜鉴!

　　这篇《编辑室》，既是一个防空警报，也是一个“立此存照”。同时也是一个障眼法。希望借此缓解《自由谈》的生存危机。鲁迅也借着出版《伪自由书》，写了一篇超长的《后记》，把这一过程记录在案。在文中，鲁迅考虑到黎烈文初次经历这种围剿的严重形势，多次提及黎烈文，为他澄清事实，回击右翼对黎烈文的种种攻击诬陷，保护他闯过这道“文化围剿”的险滩。

　　但是所谓“多谈风月”，也真是一种讽刺。黎烈文的启事，其实是绵里藏针的，处处透着讽刺。鲁迅后来也点穿道：“‘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好的，风雅之至，举手赞成。但同是涉及风月的‘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呢，这不明明是一联古诗么?”令人绝倒!

　　于是鲁迅不断变换笔名，继续在《自由谈》上发表杂文。从1933年6月到11月的杂文64篇编为《准风月谈》，其中61篇都是在《自由谈》上发表的。

　　1934年5月间，黎烈文的饭碗终于被打破。对此鲁迅当然不会坐视不管，他立即施以援手：他联手茅盾，加上黎烈文，一同发起筹办《译文》，黎烈文在《译文》中，虽然没有作为编者出现，却是其译者的骨干，为《译文》提供了不少优秀译作。鲁迅和黎烈文，从《自由谈》到《译文》，两人的编者和作者身份刚好对换。可以想见，鲁迅对于这位比自己小了23岁的后辈，是怎样的青眼看待!

　　然而不久连《译文》的生存也出现了问题。于是鲁迅转而支持黎烈文自己主办刊物——这就是《中流》的来历。虽然起名的一个来源是因为林语堂说过，他爱读“极上流”或“极下流”的书，上流如老孔孟庄生，下流如小调童谣，民歌盲词，泼妇骂街，船婆毒咒等，只有中流偷下袭上，最无足观。他不爱读。鲁迅就是针对林语堂的言论，给黎烈文的刊物起名《中流》，一方面是讽刺林语堂，另一方面，也正是敢于站在时代前列，担当中流砥柱的意思。《中流》的编辑宗旨是“一切作家都应当担负起一份救亡图存，争取民族自由的责任”，而文体还是“侧重杂文随笔”。这个编辑方针，显然既出自黎烈文，也出自鲁迅，两人的办刊宗旨和喜好高度一致，而编者和作者，再次对调。

　　鲁迅对《中流》的支持，更甚于《自由谈》。从1936年9月5日创刊，到鲁迅逝世，只有短短的一个半月，《中流》半月刊出了四期，鲁迅就在上面发表了10篇文章!而就在第四期出版前一天，鲁迅溘然长逝!这样的投稿密度，在鲁迅一生中都是少见的。《中流》几乎就是鲁迅自己办的刊物，是他最得心应手的武器。鲁迅在该刊上发表的文章，篇篇势大力沉，也使《中流》名声大噪，不胫而走。而黎烈文，在鲁迅心目中，这个比柔石、冯雪峰还要小一岁的青年，却有着与他的年龄所不相称的成熟和稳重，同时却又是个“没事不惹事，有事不怕事”的忠义刚烈汉子。对鲁迅来说，黎烈文不是弟子，而是战友;对黎烈文来说，鲁迅却是亦师亦友。他在短短的三年里，给鲁迅写了80封信，鲁迅写给他78封。《鲁迅日记》有关黎烈文的记载将近两百处。黎烈文说：“别人不过是从鲁迅先生的著作里受他的影响，而我却是近几年来常常在他的家里走动，当面受着他的教益，得到他的鼓励的一人”。鲁迅晚年，由于处境险恶，能够在他家里走动的人，是并不多的，黎烈文就是其中一个。黎烈文还是鲁迅以为代表的《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的执笔者之一。至此，黎烈文已经走进了鲁迅最后阶段生活的核心层。

　　1936年10月11日，鲁迅写给黎烈文最后一封信，接连给他两个广告，要求“揩油”免费刊登，鲁迅实际上是把《译文》看做自己的阵地的。10月18日早上，是鲁迅生命中的最后一个白天。鲁迅病势极为沉重了。早上8点，当天的日报来了，他却急着问“报上有什么事体?”实际上，他是在关心《中流》和《作家》的出版广告。20个小时以后，鲁迅就永远地闭上了双眼。黎烈文是最早得到鲁迅逝世噩耗的人之一，他怀着无比的悲痛，担当起了报丧的义务，去向友人们通报这一噩耗。随即，又作为治丧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投入治丧工作。在鲁迅殡仪中，黎烈文是参加鲁迅灵柩移灵的16人之一。随即，他写了《一个不倦的工作者》，满怀深情地纪念鲁迅。事实上，此后，鲁迅一直生活在他的精神世界里。

　　当我们在黎烈文诞辰110周年的时候，回过头来看上世纪三十年代，就会更清晰地看到：黎烈文在文坛崭露头角时，鲁迅给了他鼎力支持，使他“不惮于前驱”并迅速成熟为鲁迅麾下一员年轻却老练的干将;黎烈文的出现，《自由谈》的改革，在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中异军突起，使左翼文坛得到了一支生力军，不仅对鲁迅是意外之喜，而且对整个左翼文艺运动来说，黎烈文代表了文坛新锐中不尚叫嚣、讲求实效而卓有成效的实干派，是中国左翼文艺运动中的中坚力量。因此，可以说，鲁迅为他主编的刊物所起的刊名《中流》，正象征了黎烈文在1930年代中国左翼文艺运动中的地位：中流砥柱!也正是一个传奇!

　　今年为黎烈文诞辰110周年。

　　——编者

文/王锡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