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年前，正值中国从“文革”的极左癫狂状态走出来，转向追求正常的文化经济生活的新时期。我作为一个十来岁的乡下孩子，似乎也能觉察到这一变化的气息。有一天，听说县城的电影院又重新对外开放了，我和村里的小伙伴都非常向往，蠢蠢欲动。

　　使我们把向往付诸行动的，就是电影《红楼梦》。我后来了解到，那应该是1962年拍的越剧。当时的我们对原著的情节虽说不上熟悉，但也早听说这是一部不得了的小说。好几个玩伴都很有兴趣，要为这部名著改编的电影到十二三里路远的县城去走一遭。我想象着电影院外应该是人山人海，热闹非凡，越想心越痒。经过反复鼓动、串联，最后聚集了六七个人，上至三十多岁的青壮年，下至我这十一二岁的学生，决定结伴去县城看电影，而且说行动就行动，就在当晚出发。

　　出发前的几天，妈妈正在为我缝一件夹袄，是将一件旧棉衣剪掉袖子改成的，一只袖子已经改好，还有一只袖子的截口尚未锁上线。妈妈劝我第二天晚上再去，但我担心同伴们去了，自己第二天落了单去不成，同时也很想早些去看电影，所以将就着把未改好的夹袄穿上——其时正值四月末梢，夜里天气还是有些寒冷的，我穿着一件肩膀下露出一圈白棉花的衣服去了县城，连晚饭都没有来得及吃。去的时候好办，一个个热情很高，力气尚足，大家有说有笑，步行不到两个小时就到了。进了县城，找到电影院门口，才发现那里根本没有人头攒动的场面，只有寥寥三五个人，在窗口买了票就走，显得很冷清。我们走近窗口问票，售票人员回答，前半夜的票均已售罄，要看就是后半夜，凌晨一点开映的那场。我们盘算，就算放映两个小时，回到家也将是凌晨五点钟了。然而既然来了，怎么能不看呢!于是把钱凑在一起，递进那个窄窄的四方形窗口。

　　买了票，还剩下好几个钟头时间要打发。我们也找不到一个坐处，只好站在那里，徙倚徘徊，东张西望。前几日刚下过一场雨，地面都还是湿的;更让人不快的是，越近半夜，天气越冷。我还幸亏穿了那件夹袄，不然真不知要怎样挨冻受寒。但要命的是，肚中感到越来越空虚。怎么办?此时，电影院附近已没有卖零食的了，要买饭菜，还得去饭店，而且还要粮票。我们走得匆忙，钱是带了一两块，但粮票却忘了向大人要。我忽然想起父亲的一位同事家就住在距此不远的另一条街上，于是赶到她家借了几两粮票，出来后飞快跑到电影院对面的食品铺里买了两只烧饼，三下五除二，将烧饼吞下肚。

　　好容易等到十二点多，我们终于可以进场了，在电影院里找到了自己的座位，等待电影开演。终于，灯熄了，银幕上出现字幕，接着是悦耳的音乐响起，大约是笙簧、唢呐、胡琴、锣鼓吧——我那时哪里能分得清呢。很快，画面出来了，是一条街巷，一座大宅院，一顶青呢小轿穿过街巷，在这座大宅院的门前停下，进去以后仍然急急走动，穿过一座又一座门，终于停下。有人下轿，有人来迎，又有几个人围上去拉手、说话，反复地歌唱(我似乎都没有弄清楚，原来这是一部地方戏)，这就是林黛玉进贾府了。此后，大约就是宝黛相会，贾宝玉竟然身穿大红的袍子——说真话，我都没有认出那是宝玉，还以为也是一位少女哩!倒是那句经典的唱词——“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清晰地传入我的耳鼓，我才确认那与黛玉相见的是宝玉。但是，因为座位比较靠后，加上人困肚饥(似乎两只烧饼也不顶事)，且从来没有这样熬夜过，我的视线逐渐模糊起来，只觉得银幕上都是花花绿绿的人在那里旋转;耳旁呢，也尽是呢呢哝哝的绍兴腔，还有就是没完没了的唱，但是根本听不清说的是什么，唱的是什么。我昏昏欲睡了，但不甘心就这么睡着，几度强睁开越来越沉重的眼皮，反复挣扎，根本没有看懂剧情。最后似乎还看到“宝玉受笞”，就一下子掉入了黑甜之乡。

　　等到我被推醒，电影院已经灯光大亮，观众都开始退场了。我睡眼惺忪中慌忙跟着我的同伴离开座位，从电影院来到街上。凌晨的街上更加冷清。我们别无留恋，匆匆踏上返家的路。在路上少不了要议论几句电影。“看不懂!”“没意思。”大家都有些失落，谈兴不高，或许还因都已相当疲倦之故。走着走着，困意又一次次向我袭来，我的脚步越来越沉重，恨不得立时就倒在路旁睡上一觉;而那路可恶地似没有尽头，而且仿佛已竖立起来一般，每迈一步如同登山。

　　三十多年转眼过去。我闲暇时常想起那一晚去县城看电影的经历，想起自己那可笑的表现，心底里却也不无自豪：那个年代，一群乡下的少年、青年，夜晚徒步到县城看电影，是需要激情、勇气和努力的。作为那群体中最年幼的一个，那一夜，我虽然没有把这么一部有名的电影看出什么名堂来，准确地说，只看了几个片段，但是我仍觉得很有收获，很值得。

文/李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