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意义重大,东西方都有国家声称自己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国。中国文献记载虽言之凿凿,只是多年来我们苦无实物证据。“宋版书”虽被视为国宝,但流传至今的宋版书没有一本是活字印刷的。也难怪人家不服气,老在门前叫阵。但一次西北之行却让我有幸见证了西夏时期的活字印刷实物。
1998年夏我来到宁夏银川,曾用一整天时间徒步走完南北长10公里,东西宽4.5公里范围内的九座西夏王陵。在此之前一日又特地参观了“西夏博物馆”。当时正值开馆之时,馆内清寂无人,仅有一位中年馆员独自当班。我对着王陵地形沙盘向她请教了有关西夏王陵建制,以及当年黑水城被俄国科兹洛夫上校掘走大量西夏文物之后,馆内是否还藏有其后再次出土的文物等问题,她一一作了详尽解答。然后我独自静静参观。过不多时见一位先生热情迎上,原来是博物馆馆长,听说来了一位对西夏文物很感兴趣的人,特意给予帮助。这位西夏学专家主动陪同我全程参观,向我介绍了本博物馆的三件顶级国宝,并指着玻璃框里的一页西夏文经书对我说:“不要小看这一张纸,它可是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实物证据。”我问何以见得它不是“雕版”,而是“活字”?他指着说:“左起第六行第八、九两个字印颠倒了,只有活字排版时才可能会出现这种错误。”纸虽不言,确是真正的铁证如山。
千古争议事,一纸定乾坤。只是这张有决定意义的纸来自于两次歪打正着。一个出自于那位粗心的西夏排字工,如果他做事一丝不苟、毫无差错,又哪来的因文字颠倒而留下的千年证据?另一则是一起让人痛心的文物犯罪。1990年11月间,位于宁夏贺兰山腹地的拜寺沟方塔为不法分子炸毁,文物工作者在抢救性清理废塔遗址时发掘出了《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等九册二百二十多页西夏文佛经,这里展出的就是其中的一页。这些印刷经文属于“木活字”版本。(在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遗址发掘出的一百多纸残页也是西夏时期的木活字印本。英国人斯坦因1914年在黑水城获得的文献中也有活字印本。)以前只知道元代大德二年农学家王祯曾用木活字印刷过自己撰写的《农书》。西夏木活字印本的发现把我国木活字印刷的历史又提前了约一个世纪。木活字比泥活字显然进了一步,西夏木活字当在宋代泥活字之后,这项技术想必也是来自中原的传承。西夏王朝亡于公元1227年,不管是木活字还是泥活字,这页西夏文活字印刷实物无可辩驳地证明:中国的活字印刷早于世界上任何国家。
真心感谢这位学识渊博的西夏博物馆馆长,特别是他能如此诚恳地对待一位像我这样的普通参观者,其敬业之心令人肃然起敬。没有他的指点,我也许会不知内里地匆匆看过,从而与这页难得一见的活字印刷“铁证”失之交臂。据馆长介绍,来馆参观的韩国人面对这一纸经文也心服口服地承认中国的活字印刷确实比他们早,只是仍坚持他们国家是“铜活字”的发明国。事实上,就“金属活字”而言,最早的发明人也应该是中国人。王祯《农书》所附《造活字印书法》里还写道:“近世又铸锡作字,以铁条贯之作行嵌于盔内,界行印书。”这就已经讲到当时锡活字铸造印刷方法了。王祯《农书》于1298年写就,文中所称“近世”,按学者考据当指“元以前的南宋”。这证明中国金属活字印刷的起源时间最迟应该在12~13世纪,同样早于韩国。韩国人所握有的证据——所谓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金属活字本——《白云和尚抄录佛祖直指心体要节》刊印于1377年,虽然如它所说比德国人古登堡的四十二行圣经还要早78年,但却比《农书》成书晚了79年。至于2008年8月8日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展示了活字印刷的魅力后,8月11日荷兰小城哈勒姆市市长施奈德斯先生即给北京市长写信抗议,声称“印刷术是由哈勒姆市市民科斯特于公元1400年前发明的”,则更难令人信服,在欧洲也没多少人在意。
活字印刷术虽说是中国人发明的,但真正充分发挥活字印刷作用的还是那些使用拼音文字的国家。西方国家只需用70种不同的“砖块”就可以建造文化殿堂,而中国的能工巧匠们则必须备足7000种乃至更多的形态各异的“砖块”才能完成同样的工作。使用方块活字的国度至少要比西方字母文字国家多制作100倍的字模品种,工作量大大增加。如此看来,毕昇活字印刷术命中注定只能是一项“墙里开花墙外香”的发明。它在古代中国难以充分发挥,却为西方带来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变革。美国学者麦克·哈特在他所著的《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位名人排行榜》中,将印刷机发明人德国的古登堡排在第8位。英国的翻译家古德温称“印刷机是过去两千年内最重要的发明”,可见活字印刷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巨大影响。
中国许多古代发明犹如一座座高大的“灯塔”,专为别人指航却从不照耀自己。其实又岂止是活字印刷,那火药和指南针的发明在世界“地理大发现”时代对西方国家曾经起了何等关键的作用啊!而作为这些发明的源头之国,最能全面用足四大发明的产品却是或可称为“火箭始祖”的双响炮仗——“纸”裹“火药”,外面再“印”个囍字,四大发明有其三,就差“罗盘”了——它另有重任,专门用来看“风水”。
文/詹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