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代后半，颜元叔在台湾提倡“新批评”(NewCriticism)。“新批评”在美国冒起时，学院里的文学研究仅限于作家生平、版本考据、文字源流;依随报章杂志大量出现的文评、书评则笼统空泛，以个人喜好为主。“新批评”认为学院派本末倒置，文学研究必须聚焦文学作品，视之为独立美学客体，与作家及其他外缘因素无关;“新批评”又认为报刊上的评论流于“印象派”(impressionistic)，甚至仅以主观上是否“感动”为准则，因此力主客观分析，以个别文本内的表现手法(例如叙事观点)及组织手段(例如结构)为依归。颜元叔对台湾文学、中国旧诗和传统说部的探讨，完全服膺“新批评”的主张。

　　与颜元叔同一时期活跃于文学理论与批评范畴的姚一苇，虽然从不标榜“新批评”，但在《文学季刊》发表的一系列短篇小说“细读”(白先勇、陈映真、王祯和、黄春明等)，也都是“就文论文”、不涉其他的客观分析。姚一苇不同于颜元叔的是，经常援引亚里士多德《诗学》里对文本内起承转合的组织观点;这是姚一苇精研及中译《诗学》的自然流露，但也为其“新批评”式系列实践增添分析角度，更让钻研文学论评的读者明白，古代西洋文论本也就以文本内在手法为肇始。实际操作和“新批评”并无二致，但又同时标举亚里士多德的，也有以芝加哥大学为大本营的“新亚里士多德”学派(Neo-Aristotelians)。这一派认为文本内在的孤立分析虽是基本切入点，但如果单一文本的语言和手法不能放在更大的文类(literary genre)之历史传承流变来审视，恐就无法辨别好坏，评鉴高低，而批评者更会不慎将模仿衍生误作原创新发，浪费笔墨之余，徒乱视听。姚一苇的“细读”系列虽然没有这个历史观照，但能调动亚里士多德来辅助，亦与“新亚里士多德”学派不谋而合。

　　在颜元叔和姚一苇的“实际批评”(practical criticism)出现后，高全之的文评陆续亮相，聚焦主题、结构、对话等，一副“新批评”的功架，加上从文学与文化关系层面来批判颜元叔，俨然是要以类近特里林(Lionel Trilling)的“道德想象”(moralimagination)或“道德关怀”的观点，来补充“新批评”过于沉迷表现手法的自闭，因此而有子于的人生观照、七等生的道德架构、黄春明之人的尊严问题等文章。可惜的是，高全之出国深造电子计算机，压力极大，就此停笔，不然定当与颜、姚二位鼎足而三。(这批文字得诗人痖弦欣赏，1976年由幼狮文化出版公司以《当代中国小说论评》结集推出;又于1998年由三民书局以《从张爱玲到林怀民》重新发行。)

　　其实“新批评”进入台湾的时候，在美国早已日薄西山，虽然由于容易上手而成为高中、大一的文学批评基本训练，因此可说是二十世纪美国文学理论与批评最影响深远的。与“新批评”同时崛起的神话学派，一向认为文学之能跨越时空流传世界，绝对是因为“原型”共通，而不是单一作品的语言及手法，“新批评”不免见树不见林。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文论则认为作品既可追溯作家的幼儿、童年成长，又可左右读者的认同、兴趣，“新批评”由是既不瞻前又不顾后。“读者反应”学派或“接受美学”则自现象学出发，咬定除了文本的实体，文本是不存在的，只能通过读者的想象加工才成为美学客体，因此文本的意义从来是不断重写、重编的。而结构主义将文学等同民俗故事或神话，追求共同规范，希望从“千篇”中得出“一律”，自然漠视作家原创的文本之单一、独特。

　　结构主义盛行时，后结构主义各流派同时悄然诞生。“后学”不认为意义有任何恒久性，力陈所有主体及主体性都只是论述之建构成果，因此“新批评”的文本核心论流于过度天真。同属建构大本营的女性主义文论更要自性别(gender)来推翻家父长制男性霸权，进而重建文学史，“新批评”的貌似中立不免是同流合污。后殖民理论也是建构派的另一支，对文本之原有宗主国语文系统欲拒还迎，疑中留情但又从严审查。各派“后学”又和统称为“文化研究”的路数若合符节，都以“解构”(deconstruct)为鹄的，文本只是各诉心中情的选材，文本分析的基本训练更是无关宏旨。而“文化研究”源头之一的“西方新马克思主义”文论向来都是鸟瞰，尤重特定时空里的意识形态及阶级架构，文本泰半只是“反映”(reflection)，顶多是“折射”(refraction)。

　　“后学”笼罩美国和台湾学院评论的三十多年中，高全之电子计算机工作的千变万化，令他无心旁骛，数十年如一日，偶有余暇仍一以贯之，以文本分析为唯一切入点，因此而有三民书局版1997年的《王祯和的小说世界》，再度结合作品细读与道德关怀，替王祯和的人生观照及随之而来的表现手法作一彼此循环的诠释。故此书亦可视为诠释学派或海德格以迄施莱尔马赫及伽达默所言之hermeneutic circle，益证理解之主客难分，批评往往是诠释者之预见、愿见甚或拒见;然而，紧扣文本的细读，如能在文本中得到叩应，也就不能否定两个主体之冥然契合自有所本，文心之幽微原是相互发明。高全之此书的最大贡献不单是第一部王祯和论之完成，更是让后学得以明白，批评如不能作最无保留的同情之理解，则理论框架终究无法主客合一，徒然是“夹杠”(jargon)之摆弄。

　　1968年夏天，皇冠在台湾推出《张爱玲短篇小说集》、《怨女》、《秧歌》、《流言》四书;1969年春天印行《半生缘》。1950年代后期台湾读者自《文学杂志》(夏济安主编)得知夏志清对张爱玲的全新评价后，终于能够看到张爱玲。高全之自此成为“张迷”。这从他第一本文论可见端倪。第二本专论谈王祯和，又岂能错过张王并论，而张更成为Matthew Arnold倡议的“试金石”(touchstone)。自此更是一发不可收拾，二十多万字的累积，终在2003年由一方推出《张爱玲学》，其后二次修订扩大，在2011年由麦田发行增订二版。在一方版面世前，高全之已悄然自个别文本的内在分析，逐步开拓至版本考据、生平事迹、书信材料、佚文追踪等。表面看来，这些实证主义式的文字，与高全之三十年来秉持的“就文论文”之赏析大相径庭，甚至可能被视为走“回头路”，类似“红学”的走上“曹学”，是自内缘(criticism)步向外缘(biography)，与文本渐行渐远。收入2014年麦田版《张爱玲学续篇》的近年文字更加深此一方向，扩大至张爱玲的亲戚关系、家族系谱、居所地理、译文问题等。

　　内缘与外缘之两端如何互动确实是二十世纪文学理论与批评长期挣扎的难题。出身捷克布拉格语言学派的韦勒克为避纳粹移居美国后，1948年初版的《文学概论》(RenéWellek，Theory of Literature;与自称“老去的'新批评家'”[old“NewCritic”]的Austin Warren合著;此书部分篇章曾由王梦鸥以梁宗之笔名中译，首发于1960年代后期之《文学季刊》)，虽高举内文分析，但也认为生平、版本、历史社会背景的研究不可偏废。但在“新批评”大盛于美国时，此一提醒不免被淹没。1958年，美国文学及文化大家皮雅思也曾针对“新批评”，呼吁《向历史回归》(RoyHarvey Pearce,Historicism Once More，1969)。1970年代初，美国“新马”先驱詹明信直斥俄国形式主义、捷克语言学派、法国结构主义以及美国“新批评”这条路线的发展，是自囚于《语言的樊笼》(Fredric Jameson,The Prison-Houseof Languag，1972)。1980年代中开始茁长的“新历史主义”深受傅柯影响，虽自史实出发，但强调史实和文学同属想象的论述，在同一时空里争锋较劲，批评家好比考古学者，是要将文本中这个层面的轇轕发掘出来;用LouisMontrose的话来讲，就是“文本的历史性及历史的文本性”(thehistoricity of texts and the textuality of history)。但如此一来，经得起这种审视的文学作品其实极少;而且这样“大动干戈”，一般赏析及报刊书评更是无能为力。换言之，到二十世纪末，外缘与内缘如何融合仍然没有一条普遍可行的道路。

　　高全之四十多年的张爱玲道路也终于走到这个“老大难”的岔口。夏志清生前赞赏高全之“研究张的作品，态度上如此严肃、下的功夫如此之细致”(见2001年11月13日致高全之信)，但未及见到《张爱玲学续篇》就遽归道山，未能再提点高全之。想到夏公生前也极欣赏LeonEdel为亨利·詹姆斯(HenryJames)所作之五大卷传记(1953-1972;1985年刊行浓缩重写的一卷本);此处大胆建议：高全之兄退休在即，不用天天受电子计算机折磨，大可以Edel为蓝本，结合外缘与内缘，“知人论世”之余，复可“以意逆志”(孟子此二说经朱熹诠释学式的阐明，近世有王国维在文评重行发挥，见“《玉溪生诗年谱会笺》序”，2011年上海远东版《王国维文选》);到底张爱玲是“今典”，不是儒家诠释传统中历史脉络极为匮乏的“古圣人著述”，达致此二大目标之汇通容易得多。尽管Edel穷毕生之力的巨构，在贯穿外缘与内缘上仍是孤例，说不上是“通律”，亦不失为避开“红学”变“曹学”的歧路之另一可能。

　　相信张爱玲最大知音的夏公在天之灵对高全之兄会有此期待，而广大“张迷”更是期待!

　　文/郑树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