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还赖在床上，突然得到王伯敏先生于昨夜去世的消息。赶快与先生家属联系，果然。一时心情大坏，久久不能平静。近几年，先生几次病危，皆安然度过。今年初，在各方的建议下，干脆搬进医院调理，我几次专程去杭州探望，见先生日渐康复，甚感欣慰。虽仍有瓜熟之态，但以现代医疗技术的发达，近期内似绝无蒂落之虞。不料先生自觉已经无事，坚决要求回家，竟几天的时间，便自然地离我们而去。

　　先生是一个平凡的人，以平淡的心态对待命运，包括苦难和荣誉。但他做成了不平凡的事业，被公认为中国美术史研究领域的一座里程碑。当年沙孟海先生称其为“三史罕人”，时在他的古稀之年，已经先后编著了《中国版画史》《中国绘画史》《中国美术通史》。嗣后，他又在80岁前完成了《中国少数民族美术史》的宏编，80岁之后，不顾老病来袭，竟然还一个字一个字地独力写出了近百万字的《中国剪纸史》!

　　回想2002年深秋，浙江的有关部门为王伯敏先生举办80岁祝寿活动，我应邀前去，场面之热烈隆重，令人感动。我当场填了一阕“千秋岁引”——“席上看公，松清竹瘦。似共青春斗长久。当年吉降甲子岁，而今又过重阳九。一城风，满湖月，宛如旧。三史罕无人匹偶，三绝诣谁堪措手。况有文章焕星斗。烟云淡平作供养，林泉致远推淳厚。筑南山，固金石，为公寿。”但因发言的要人太多，轮不到作为学生辈的我，所以只能回上海后用毛笔写成小卷寄呈。祈盼先生寿如金石，忽然听到山崩木坏消息，不禁黯然神伤!

　　往事历历。难忘1981年，我在浦东东沟中学任物理教师，恰逢先生首次招收中国画学硕士研究生。在这之前，我读过先生著述甚夥，一直期盼能有机会进入先生的门墙受教，所以不自量力地报了名。由于生怕水平不够被拒之门外，在单位里没有面子，所以耍了个小小的狡狯，于报名终止日期之后才寄出申报材料。先生看过以后，与教务处的李嵩先生商量，准许我报名参加考试。记得当时的专业考题中，有一则以莫高窟212窟窟檐的题记“维大宋乾德八年岁次庚午……”为题，题目注明乾德年号仅用六年，问这里出现的“乾德八年”怎么解释。我的回答是当时中原动荡，敦煌地处遥远边陲，交通闭塞，信息不畅，所以不知道开宝改元的重大事件。后来先生对我讲起，这道题，只有我一人答对。考完一个星期后，收到了先生的来信，说是几月几日要来上海见我，要我给他联系的方式，我知道有希望了。

　　这天下午，先生和李嵩先生两人乘公交车来到东沟中学，到我的物理实验室中，一看全是书画，就顺着问了我不少问题。又随手拿起桌上一幅刚完成而尚未题款的画，要我当场写一篇题跋。我拿起毛笔便在画面的适当处，写下一段有关画论的短文，在恰好的位置结束。先生不露声色，但他后来多次对人说起我当时的表现，对学生的一点“长处”多有赞许。此时已经下午三点，先生又提出到我家中看看，我表示家在乡下，不太方便。先生说没关系，我只能带了他们再乘公交到高桥镇，又徒步45分钟到家。陋室之中，除了狼藉图书外，只有一架手提收录机，先生要我播放，放出的是外语教学的声音。等到两位老师离开回上海市区，已是四野暝漠了。一个月后，收到录取通知书，我就这样成了先生正式的学生。

　　当时文化部规定的研究生学习期限只有两年，先生则要求学校延长至两年半。被录取的学生，除了我还有一位洪再新。我倾向于传统强调实践的方法、观念，洪则更看好西方强调史学的方法、观念。所以，后来我致力于倡导“实践美术史学”，洪则致力于倡导“独立学科的人文美术史学”。先生本人虽然也侧重于传统，对西方的一套几乎格格不入，但他指导学生时，却绝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学生，而是鼓励学生发展各自的所好所长。只是对基础的要求，他布置的作业还是一视同仁的，这便是通读古今包括国外学者所著的各种中国美术史、中国绘画史著述，一一写出心得笔记，并以自己的认识，搭出中国美术史、中国绘画史的新框架。在这基础上，向实践方向发展，还是向人文方向发展，则听凭我们各自的选择。我选择了实践的方向，把学校图书馆所藏有关中国美术史，尤其是中国绘画史的典籍、图册，几乎全部翻了一遍，有不少并反复精读;同国画系的一些老师如陆俨少、陆抑非、卢坤峰、孔仲起、宋忠元等过从尤密，还常去教室与本科的同学一起听课;更难忘的是先生亲自带领我和洪再新两次外出考察，涉足河南、山西、内蒙古、陕西、甘肃、新疆，在先生指导下，我每到一处，对历代遗存的文物古迹都作了详尽深入的记录，归来后加以整理，还在《文物》等刊物上发表了多篇论文。附带说一下，我对洪再新的研究方向也颇感兴趣，受到一定影响。不久“文化热”兴起，新观念、新名词爆炸，我没有一点阅读上的障碍便缘于此。

　　在读期间，我的研究思路与先生似乎更默契一些，所以交流也更顺畅。先生写好文章，或编好著作，有时会要求我们一起想想题目，其实也是给我们学习、提高的锻炼机会。如先生写了一篇从原始彩陶到“黄徐异体”之前中国“花鸟画”的论文，一时没想好题目，我建议名之为“从画花画鸟到花鸟画的形成”，为先生首肯。由此又想到前几年，先生故乡的温岭政府要为他建艺术馆，为这个馆名，他反复斟酌，总觉得“艺术馆”之名不妥，而且与其他并世书画家的艺术馆名雷同。先生来上海时，要我给出出主意。我建议可以叫“王伯敏艺术史学馆”，先生立即表示赞同，认为这个馆名准确地反映了他的治学特色。开馆那天，先生多次向人说明：“这个馆名是徐建融起的。”

　　然而，毕业之后，毕竟湖海阻隔，虽交通越来越便捷，与先生的往来还是难免疏离了。所以，许多学术上的工作，洪再新便成了先生最得力的助手，如《中国绘画通史》的编撰，洪的服劳最多。后来洪远赴美利坚，任道斌、毛剑波又成为先生学术的左膀右臂。而我，却几乎再没有能为先生出一点力。今天想来，这是我一生的遗憾!可是，先生在世时我竟一点也没有觉得!古人云：“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师生之谊对于生死之隔的感受，又何尝不是如此呢?痛哉!

　　先生的学术，用一个词来概括，便是“踏实”，包括资料的翔实和文风的平实。他的著述没有高谈阔论的冲击力，只有实事求是的说服力。他一生的治学，发表了千万字的文章，全赖于几万张分门别类的卡片。这个数字，看似庞大甚至伟大，令人生畏，有些像挟泰山以超北海，实质却非常平凡。人生三万六千日，用于学术的两万日，一天做十张卡片并不是什么难事，不过是折枝之类的举手之劳，无非是有没有心思去做的问题。好大喜功的学者，往往不愿举手去折枝，而把心思用在一鸣惊人负山渡海上，创造“一超直入如来地的奇迹”。而像先生这样的学者，却信守一分辛劳一分收获，甚至不惜以十分辛劳换取一分收获，不期于大而大至，不期于功而功成，铁杵成针，终于“积劫而成菩萨”。今天，网络的发达，使得做卡片的方法自然成为被淘汰的“落后”方式，但这种“踏实”的精神，我相信绝不会是“落后”的，而永远代表着先进的文化方向。哲人已矣!作为先生的学生，我向先生致敬;作为先生不算好的学生，我向先生致歉。

　　2013年12月30日

　　文/徐建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