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的20世纪30年代初，在中国现代期刊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上海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向广大读者发起征文《梦想中的未来中国》，得到社会各阶层人士的热烈响应，其中尤以知识分子最为踊跃，施蛰存先生即其中之一。

　　施先生于1933年1月撰写的征文完全立足于他的经历和社会现实：他于童稚时代的民国初年即在上海见到印度巡捕维护着洋人，高视阔步横行一时。“第一次吃冰淇淋是在楼外楼(即永安公司新厦所在地)，招牌上写作‘冰麒麟’，吃的人不多，看的人很多。有些人看了半天才拣一个座位坐下，用拼死吃河豚的勇气要了一盅。”“第一次看影戏”当时根本没有看懂。银幕上老是像在下雪，一闪一闪地使人眼花缭乱，字幕很多，全是洋文，所以中国人看的很少。其时还有许多商家都以鼻烟敬客，鼻烟壶仿佛还是上流社会人物的服御之一。而“坐汽车”会引来众人不胜羡慕，仿佛是顶出风头的事情。

　　这篇应征文还在开头揭橥其时乱世之现实：“在这五角六张的局面下，对于中国未来的情形，我们还何敢有什么希望，能够苟全性命已经是很满足的了。”但为了交卷，他只能勉强自己梦想一下：“结果呢，我梦想中的未来中国，却与每一个小百姓的梦想着的一样，完全一样!是一个太平的国家，富足，强盛，百姓们都舒服，说一句古话：‘熙熙然如登春台。’中国人走到外国去不被轻视，外国人走到中国来，让我们敢骂一声‘洋鬼子’——你知道，先生，现在是不敢骂的。”

　　对于编者要求回答的“梦想的个人生活”，他认为“个人的生活是被决定于社会的。社会既然如此难于安定，则个人的生活除了目前‘浮生偷活姑安之’以外，也不敢有什么奢侈的梦想。假如有一天能使我在生活上有一点梦想的话，那么，我是很知足的，我只想到静穆的乡村中去居住，看一点书，种一点蔬菜，仰事俯畜之资粗具，不必再在都市中为生活而挣扎，这就满足了，已经是太美好的梦了。”

　　1934年1月，《东方杂志》以“上海的将来”为题继续发起征文，施蛰存应征而梦想：“……将来的上海，必定是依照了现在的上海而繁荣、和平、高大、广袤起来的，房子会比现在建筑中的静安寺路的四行储蓄会更高，某某路会比南京路更热闹。有一个情况也会得是必然的，那就是‘高等华人’在彼时会没有了。”

　　1993年1月，施蛰存已至耄耋之年，又应邀为《文汇报》撰文《终于敢骂“洋鬼子”了》：“昨天有一位不速之客来，是文汇报社记者。他给我看一个文件，是六十年前我为《东方杂志》征文写的两段‘答问’。想不到六十年之后还有人找出来做征文的题目，更想不到还能在六十年之后再为此而答一位编者的征文。”

　　施蛰存认为“关于未来中国的梦想，我当年是醒着说的。现在对证一下，觉得还没有完全是梦话。中国人到外国去，不那么倒霉了。‘洋鬼子’，我们敢骂了。不过我们现在用不着骂了。至于政治与人的关系，我觉得六十年前我说的话，还是有道理的。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中国的问题，还应当从人的角度去解决。”

　　2001年1月，施蛰存又应《文汇报》编者之邀，撰写了《我的三个愿望》：“对于我自己，我不敢多有美好的展望，只有对国家，希望海峡两岸能够早日统一;对上海，能够更加繁荣;对自己，能够凑足百岁。”

　　施先生于2003年11月19日去世，转眼已过十年。重读他写过的那些“梦想”与“愿望”，还是产生许多回味和遐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