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第一首合唱曲问世同时，也降生了一位合唱大师——1913年，李叔同刚从国外学成归来，便在杭州西湖边谱写了《春游》，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最早的真正意义上的合唱曲。李叔同当时在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创办了《白杨》杂志，《春游》就发表在创刊号上。巧的是，今年也是合唱指挥大师马革顺先生百岁华诞。

　　上海音乐学院与市音协将于12月16日在上海大剧院举行庆贺音乐会，百岁大师将亲自登台指挥上海歌剧院合唱团演唱英国作曲家埃尔加的《雪花》等经典合唱曲目，并首发《马革顺教授师生情缘》一书。这里刊登的是马革顺先生的弟子赵家圭的文章，以飨读者，以示庆贺。

　　1960年9月，我进入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合唱指挥专业学习。一开学，担任我主科指挥法的杨秀娟老师就十分兴奋地告诉我：你很幸运，今年上音受市文化局委托在院里办了合唱、管弦、歌剧三个班，而系里的马革顺先生就是负责合唱班的教学和训练。然后用认真的口气说：“你若无其他课冲突的话，一定要去听!这对合唱指挥来讲，是最好的学习。”当时，徐武冠(61届)、曹鑫龙(64届)、尤家铮(63届)等几位师兄、师姐也语重心长地告诉我，听排练对提高指挥水平相当重要。就这样，我每逢周一、周三、周五下午1∶30-3∶15，到上音原北大楼202教室去听马先生为合唱班上课、排练。听了整整三年，一直听到合唱班的毕业音乐会。

　　合唱班上课，不仅指挥系合唱指挥专业本科的同学全部去听，连指挥系的干部进修班以及乐队指挥专业的同学如福州军区文工团的黄振中，内蒙古歌舞团的莫日格吉勒图，福建省歌舞团的陈正福，以及工农班的刘玉成等，只要没有其他课都来听，可谓盛况空前。而马先生对指挥系来听课的同学十分关心。凡来听课的都发谱子，也多次提醒我们，你们来听课一定要带谱子，看谱子。

　　现在的学生恐怕不会知道，在上世纪60年代，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纸张供应相当紧张。当时连上厕所用的手纸都是凭票供应的，每月不分男女每人发一张“草纸票”，可购30张手纸。我们拿到的油印谱子，蜡黄灰黑，而且粗糙、凸凹不平，有时音符也不太容易辨认，要猜。一次大师兄吕蜀中因临时调课，不能来听，要我帮他代领一份谱子，这使合唱班负责发谱的课代表十分为难，最后是马先生开了“金口”，才让我代领了一份。整整三年，百余首合唱作品的几百页谱子我一直珍藏着，上面还有听课时密密麻麻的笔记，记录着排练时对作品的要求，去听课的同学几乎都记笔记。可惜在“文革”中，查抄宿舍时被“破四旧”了。

　　在合唱班上的第一堂课，印象极为深刻。一开始上课时，马先生什么话都没有讲，就在黑板上端庄遒劲地写了“共性谐和”四个大字。这四个大字，言简意赅、简明扼要地点出了属于音乐范畴的合唱艺术的特点、性质、要求、理念。三年合唱课，马先生板书不多，加起来估计不会超过100字，但“激起”，“协调”，“均衡”，“色调”，“音素”，“四呼五音”，“归韵”……这些板书，提纲挈领，纲举目张。

　　进入指挥系后，我先后师从杨秀娟(预科、一年级)、马革顺(二年级至五年级)两位老师学习指挥法。在课堂上，我指挥的是两位高水平的艺术辅导老师，她们在钢琴上分别弹奏合唱部分和伴奏部分。当时我与吕蜀中、王耀华、陈燮阳等三位师兄同住一室，他们都感慨地告诉我：你们指挥的是世界上最好的“乐队”和“合唱队”，因为绝对不会有音准问题;还有周路德副教授等一批经验丰富的艺术辅导老师，你指挥速度快了，会“拉你一下”，你指挥速度慢了，会“推你一把”。哪个声部该进入时，即使你的“点子”不太清楚，也照样会准确进入……所以他们都很羡慕合唱指挥专业的同学，希望我这位小师弟要珍惜。

　　的确，三年听课，对刚刚进入合唱艺术大门的学生来讲，不仅了解了一大批合唱作品，更重要的是听到了这些经典作品的真实的合唱效果，以及达到这些准确和谐效果的办法和手段。三年中，马先生在合唱班上排练了百余首作品。其中，就有我国著名作曲家黄自的《抗敌歌》《长恨歌》(清唱剧)，贺绿汀的《人民领袖万万岁》，瞿希贤的《红军根据地》大合唱，郑律成的《幸福的农庄》大合唱，张敦智的《金湖》大合唱等;外国作品有舒曼的《茨冈》，施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斯美塔那的歌剧《被出卖的新娘》选段以及前苏联杜纳耶夫斯基的《热情进行曲》，诺维科夫的《道路》……每次练声则是用贺绿汀的《游击队歌》。能否唱好赋格、卡农等复调作品，是衡量一个合唱团水平的重要标志，而复调作品大部分是宗教题材。为了提高合唱班的水平，马先生挑选了亨德尔的《春天来临》《哈里路亚》，勃拉姆斯的《命运之歌》等一些有代表性的宗教题材的经典合唱进行训练——这可是上世纪60年代初期。

　　大二时，系里开了专门针对合唱指挥专业学生的一门课：马先生教授的“合唱学”。教材就是马先生的重要著作《合唱学》。记得是每周四上午在上音原南大楼307教室，来上课的都是系里合唱指挥专业的学生，这比起合唱班的上课要放松多了。马先生从“老祖宗”讲起，从欧洲中世纪的宗教改革讲到意大利作曲家帕里斯特里那，从文艺复兴、巴洛克、古典、浪漫等时期直到近现代作品。每次上课都准备得相当充分，讲到哪个时期必有相关资料，或听唱片，或放录音，或在钢琴上弹奏……

　　除每周上两节指挥法外，二、三、四年级，系里安排我每周日下午去市工人文化宫辅导“红孩子合唱团”。马先生则不定期来听我排练，每次来，我都不知道。他总是悄悄地坐在门口，直到排练结束才上前来指出排练中的问题。这对我提高排练效率，积累排练实际经验帮助很大。后来我才知道，马先生总是骑着一辆“老坦克”自行车，从武定路的家中赶到西藏路的市宫。

　　1963年初夏时节，考试已全部结束，但还未放暑假离校，马先生请我们全部“马门弟子”到他家中聚餐——吃饺子，也算是欢送吕蜀中师兄毕业。那是经济困难时期，聚餐真的太不容易了。那天马先生为了让我们学生能吃到新鲜的韭菜饺子，起了个大早，亲自赶到江湾五角场附近的自由市场(50年前的五角场地区还是种着蔬菜、稻米的一片农田)，花了高价才买到国营菜场不可能有的韭菜，还拿出全家三口两个月的肉票(当时不分老少，凭发的“猪肉票”，每人每月可购半市斤猪肉)。我们学生则每人交给马先生半斤粮票(那时学生定粮每月30斤，教师不分大学、中学、小学，每月一律26斤)。大家边吃饺子边谈笑风生。这是个欢乐的聚会，也是我在上音七年学习中唯一的一次聚会。

　　马先生训练三年的“合唱班”在1963年毕业后，被全部分配到原上海合唱团(1978年为上海乐团合唱团，1998年为上海歌剧院合唱团)，多年来一直是合唱团的中流砥柱。1964年马先生应邀指挥上海合唱团赴北方巡回演出时，天津市音协主席、著名作曲家王莘(《歌唱祖国》的作者)在首场演出后惊呼：“毕竟是大上海，有那么好的合唱团，特别是我闭着眼睛都能听到演唱中每一个清晰的咬字。”

　　更使我感动的是，在我走上了工作岗位、担任上海乐团指挥后，马先生仍旧一如既往，有求必应。1993年成立“上海好小囡少儿合唱团”，我担任团长兼指挥。某日去马先生家中要一些童声合唱的乐谱，马先生竟然翻箱倒柜，还亲自站在椅子上从柜子顶上抖抖颤颤地抱下一大摞谱子对我说：“随便拿，随便挑。”我不忍心去麻烦已经年逾80高龄的恩师，他却说：“必须我自己拿，你不知道在哪里。”还拿起谱子向我推荐“这首不错”，“这首试试”……

　　“好小囡”建团初期，我不时请马先生来作指导性的排练，如巴赫、海顿的作品。他总是毫不思索地应允：“不要担心我身体，我就是喜欢排练，一排练什么病都没有了。”1999年10月23日应上海大剧院邀请，“好小囡”与俄罗斯圣彼得堡马林斯基大剧院交响乐团一起，在沪首演奥地利作曲家马勒的《d小调第三交响曲》。被誉为“指挥沙皇”的马林斯基大剧院艺术总监杰里捷夫先生，仅在观众进场前一刻钟指挥“好小囡”与乐队合唱团匆匆合了一遍，说了声“不会有问题”就直接演出了。演出后，他特地在我的乐谱上写下了“Bravo!”给予“好小囡”高度评价。而我深知，我们的成功演出与马先生打下的良好基础有关。

　　使我难忘的是2012年秋，应成立于1901年的德国“汉堡1901警官合唱团”的邀请，由我担任特邀指挥的“上海检察官合唱团”赴德国进行访问演出。一台由22首经典合唱组成的合唱专场音乐会，在欧洲著名的也是在北德最大的教堂——汉堡圣·米歇尔大教堂首场演出时，引起轰动。两千五百余位观众在结束时全场起立，经久不息的掌声长达数分钟之久。德国汉堡是浪漫主义时期作曲家勃拉姆斯的故乡，这次去汉堡，我特地选了一首勃拉姆斯的混声合唱《摇篮曲》，且是用德语原文演唱，同时还选了一首用上海方言演唱的男声合唱《社员挑河泥》，演出时剧场效果出奇地好。第二天媒体也好评如潮。

　　回国前一天，汉堡音乐学院史密茨院长在家中设宴款待我时还特地问：“请你实事求是地告诉我，在台上演唱的都是检察官吗?”我毫不犹豫地告诉他：“都是!”“除了我——指挥和钢琴伴奏，都是检察官!”——46位合唱团团员中绝大部分还是高级检察官。史密茨院长在告别时还喃喃地说：“能把亨德尔《哈里路亚》唱得如此完美的中国检察官是值得尊敬的。”

　　知道内情的人戏称这个非职业合唱团有四个“第一(次)”，即第一次看五线谱唱固定调、第一次唱外国合唱作品(包括用原文演唱)、第一次唱无伴奏合唱、第一次举办一台合唱专场音乐会。而我没有对史密茨院长说的秘密是，这次出访的成功演出，我的老师马革顺先生功不可没——上海检察官合唱团尽管成立已经十年有余，但一直是“看简谱，唱红歌”，在下班后利用业余时间排练。好在我有“合唱班”从起步到成型的模式，教识五线谱，练声，分声部排练……另外，我还从当年“合唱班”一百多首曲目的积累中挑选出了瞿希贤的《牧歌》，舒曼的《茨冈》，杨嘉仁的无伴奏合唱《半个月亮爬上来》等曲目，音乐会22首合唱作品中，几乎一半以上都是从“合唱班”的教程中挑选出来的。排练后期，马先生不顾年事已高，还应邀前来亲自“精加工”排练，每次一排就是两个小时，尤其是对亨德尔和莫扎特的两首《哈里路亚》演唱风格的把握，起了重要的“把关”作用。在出访前的汇报演出后，马先生公开发言是“没什么大问题”，但事后还是对我指出中国作品的个别咬字及一些作品艺术处理上的细节问题，悄悄跟我说：“有时间就改。”又十分宽容地说：“没时间改，出访回来再排，再提高。”最后再三叮咛、提醒：“出访前不要大动了。”恩师的关切与厚爱，溢于言表。